红薯，也叫地瓜，算不上美食佳肴，但在我小的时候，却是农村人的救命粮。那时，有一句顺口溜，“红薯叶，红薯窝，离了红薯不能活”，至今记忆犹新。
　　 霜降以后，红薯叶开始打蔫，翠绿的叶片逐渐萎缩变黑，遮挡了近一年的黄土地开始显露真容。这时，就到了生产队收获红薯的季节，村子里男男女女开始忙碌起来。
　　 按照分工，女社员们拿着镰刀负责将红薯蔓一棵一棵地割下来，然后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把红薯蔓翻卷成筒状，滚动到浇地用的水渠上晾晒。接着男社员挥动四齿粪钩开始刨红薯，先是在红薯蔓根部，试探着轻轻刨几下，等弄清了红薯的部位，一粪钩下去，成串的红薯就会“牵着手儿”被拉出地面。这是个技术活，刨出的红薯不会被四齿粪钩刺坏，红薯更易长期贮存。
　　 傍晚时分，男女社员争分夺秒，奔走在红薯地里，拉网式挑拣匀称而光滑的红薯，留作生产队明年发芽栽种之用。余下的红薯，不论大小，全部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长是最忙的人，只见他手提着一杆大秤，大秤的铁钩子上挂着一个硕大的柳条筐，扯开大嗓门催促社员赶紧从地上捡红薯入筐。看看装满了，两个壮汉便将一根粗大的木棒穿过大秤上面的铁丝圈，猫下腰，各抓木棒一头，放在各自肩头，齐发一声喊，直起腰。队长看着沉重的柳条筐儿离开了地面，便飞快地瞄向秤星儿，一手抓牢秤杆，一手快速移动秤砣，“丁狗熊家的，880斤。”“哗啦啦”倒在地上，众人七手八脚再往筐里装，一家接着一家，直到将地里的红薯分配完为止。地头上晾晒的红薯蔓也不浪费，等着完全晒干了，拉到生产队牛棚，用铡刀切成小段儿，掺和上一瓢高粱或一瓢玉米粒儿，喂给队里的马和牛。
　　 分到各家名下的红薯，肩扛或车推回家，沉甸甸的，心里却是乐悠悠的，毕竟这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一家人忙前忙后将红薯贮存于地窖，有时也会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红薯加工成粉条，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是过年时想吃个炖粉条，没钱去买粉条，只能自力更生了，这多少令人有点儿心酸。
　　 那时候，生产队没有粉条作坊，谁家想吃粉条，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我有一个本家叔叔叫占平，他懂一点做粉条的技术，父亲决定联合他一起做。他们先是把装满排子车的红薯，拉到村南机井旁用水冲洗干净。然后，二十几个红薯一组，放进占平叔叔家的一个大铁桶里，用打土坯用的石墩子砸碎。这个方法又笨又费力气，我看一眼父亲，并不着急，也许他早已安排好了。果然，不一会，三个本家叔叔都来了，加上我父亲和占平叔叔，他们五个人轮流上阵，没用多长时间，一排子车红薯就被他们砸完了。占平叔叔抓起一把砸碎的红薯看了看，点一下头，就向铁桶里加水，五个人又是一番轮流作战，用双手不停搅拌，直搅到粉芡与红薯渣分离……
　　 当洁白的粉条，搭在村南路边晾晒的时候，父亲让我看守，我心中不禁窃喜，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捡起一根小树枝当令箭，不停地围着粉条转圈圈，时刻提防着鸡啊、鸭啊，还有那些饿狗来偷吃。没有大人在场，我就是主人，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专门寻找那些有鼓包的粉条，用小手掐下来，放进嘴里慢慢嚼，要的就是这种有滋有味的嚼头！直到今天，我从来不爱吃炖熟了的粉条，还是对有鼓包的那段生粉条情有独钟。
　　 那时候，我家的地窖挖在东院爷爷家。大概有五六米深，从洞口向下看，黑洞洞的，对于只有十来岁的我来说，着实有些发怵。第一次下去的时候，我的小腿肚子一直在打哆嗦，每下去一步，都要把原来的脚窝坑用小铁铲挖深一点，生怕脚踩上去撑不住，打刺溜掉下去。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有了地窖里的红薯，我再也不担心自己饿肚子了。
　　 刨完红薯的地里，难免会有遗漏的地瓜，谁翻着了就是谁的。到红薯地里捡漏的人成群结队，我虽然年龄小，却不肯落后。家里的大背筐比我高，我就把它朝前挂在胸前，家里的铁锹长，难以放进大背筐，我就在地上拖拉着它走。遗漏在土里的红薯确实不少，但谁也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大人还好，他们有的是力气，会把整个红薯地翻个遍。我力气小，不可能像大人那样去大面积翻地，但我想到了一个窍门，那就是找那些仍然扎在土里的红薯蔓，然后“顺蔓摸红薯”，只要发现圆圆的红薯茎还扎在土壤里，顺着找，准能找到一个或大或小的红薯。那时，我最愿意听到的声音，就是铁锹铲到大红薯的“刺啦”声。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小激动呢！
　　 队里分配给家里的红薯，除了那些做粉条的之外，母亲一般是不舍得擦成红薯干的，只有一些有“伤口”的，和我从地里捡漏回来的小红薯，母亲才舍得将它们变成红薯干。因为，这些红薯不但小，而且大部分有“伤口”，放在地窖里时间长了，会长毛腐烂。
　　 擦出来的红薯干，大都晾晒在我家的房顶上，每天放学回来，我都会爬梯子到房顶上去一个一个翻晒，希望它们尽快晒干，因为，不知道那一天会突然来一场小雨，将它们淋湿了，那样红薯干就会发霉，吃到嘴里，既不卫生，也没了先前的味道。
　　 红薯干晾晒干以后，母亲会找几个洗干净的化肥袋子，把它们装进去，从房顶上用绳子吊落地面。一部分放进大缸里，用于熬米粥时放几片，一部分送到村子里的碾米磨面房，磨成面粉儿，回家蒸一锅香喷喷的红薯面窝窝头。到现在我还在奇怪，红薯干硬硬的雪白雪白，蒸出的窝窝头却是软绵绵的漆黑漆黑！母亲看我们吃腻了红薯面窝窝头和红薯干，就想变一变花样，她从邻居家借来饸饹床，把窝窝头压成细长的饸饹面，用酱油醋拌一拌，吃起来又别有一番风味儿。
　　 寒冬降临，家家户户生起了火炉，地窖里的红薯就成了人们口中的真正美食。每天晚上，封好火后，母亲就会用笤帚把火炉周围的煤渣清扫干净，然后，将红薯一个挨着一个，整齐排列在火炉口的铁圈上，再寻摸来一口旧铁锅，扣上去，不露一点儿缝隙。等到天明，把铁锅揭开，满屋子都是浓浓的红薯香味，望一眼，馋涎欲滴，尝一口，回味无穷。特别是那些被火炉烤的浸出金黄色油脂的红薯，不但里面的“肉”吃起来醇香满满，就是红薯皮吃起来也是那么好吃……
　　 三月三，到了栽种红薯的季节。那时候，家家户户地窖里贮存的红薯已经所剩无几，老人和小孩开始齐聚生产队催生红薯芽的暖房。他们人手一件三齿耙，只等队里的社员们将红薯芽取走，进去寻找那些尚能吃的红薯。这些生过芽的红薯，大都干瘪的成了两张皮，也有的是一头干瘪，一头水灵，但吃起来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味道，但他们那管这些，只要有能吃的地方，就不会放过……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一日三餐不再惦记红薯了。今年春节，外甥来我这里拜年，从老家带来两坛腌菜，打开一看是红薯叶，这令我一阵激动。外甥笑眯眯地说：“舅舅，现在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啊！俺娘听说您经常睡不着，老早就掐指算着红薯的爬蔓期，这坛子里面的红薯叶，就是她踩着点儿去地里摘的，给您腌了两坛，您吃了保管顶用！”
　　 “哦，那替我谢谢你娘！”我一边说，一边尝了一筷子红薯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那些与红薯有关的记忆，便像小河流水一般流淌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