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我的父母响应浙江省政府的号召，携全家从杭州上城区来到金华农村。那年，杭州市一共下放10万人，是以家庭为单位下放的。这些家庭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成分不好。虽然政府文件上没有说明，实际上，他们下放多多少少是带有一定改造性质的。我查阅过很多资料，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我估摸着，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下放。
　　 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那次下放工作做得不是很彻底，若是下放人员以各种借口，死皮赖脸地拖着不走；或一把鼻涕，一把泪眼地到分管领导那里哭诉，政府也不会采取强硬的措施。不少人家，等下放的风头一过，又心安理得地留在城里了。
　　 父母虽穷，但心气很高，这样撒泼放刁的事，他们做不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表叔是个业余诗人，除了上班、写诗，其他的事他一窍不通。表叔非但没有为父母留城出谋划策，反而极力鼓励父母到农村去。他认为，知书达礼的父母若为留城做那些“下作”的事，有辱斯文，会让他这个常常把“家国情怀”挂在嘴边的亲戚颜面无存。说到底，表叔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善良诗人，他用诗人的浪漫和纯真看世界，也用这种浪漫和纯真对待他所在意的人。当年，他若能为父母留城帮着献计献策，哪怕只是对父母多说些挽留的话，消除父母来自亲戚间的压力，很可能我一家人的命运就由此改变了，最起码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艰辛。我并没有责怪表叔的意思，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都有着和特定时代相对应的认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表叔心里，父母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青山何处无风景，哪里水土不养人。新中国展现出来的蓬勃朝气，让父母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他们想：只要堂堂正正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在哪生活还不是一个样。接到下放通知后，父母处理一下原本就不多的财产，义无反顾地离开他们生活了十多年“人间天堂”——杭州，投身到和杭州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尽管父母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对到农村后如何生活，心里也没有底，但他们离开杭州的态度是决绝的。
　　 到了农村后，一家人被生产队安排在村里一户姓李富农家的侧房。侧房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上下各三间，共记百十平方。小楼黛瓦青砖，木门木窗，门沿和窗沿上方有蛮素雅的小幅水墨画，屋顶还有徽派建筑的典型标志——跑马墙。门前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石子路。看来，李家原本是一户殷实讲究的人家。小楼原本和李家的主楼相连的，由于我家的到来，侧楼和主楼被分开了。
　　 父母哪晓得，他们人没到村里时，却已和村里的李家结下了仇。李家人固执地认为：若不是我家的到来，他家的侧楼也不会被生产队没收。房子和宅基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私有财产，一座小楼就平白无故地因为我家的到来，被产生队没收了，这是多大的仇啊！？
　　 父母做梦都没想到，村里一口水没喝，一个人没见，等待他们的将是邻居间20多年的是是非非。母亲是个心细的人，一到村里，便从李家人的眼神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没几天，母亲就知道了其中的原委。刚开始时，李家对我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不满。后来得知，我家的成分，竟然比他家还要高，压抑心中的不满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了，三天两头总平白无故地找茬。当然，李家是不敢以房子为借口找茬的，毕竟，他家是富家，也是贫下中农的改造对象。但同住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我家人尽量避开李家人，但人懂事理，可两家的牲畜哪懂得两家人的恩怨是非，李家人要想挑点事，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开始时，父母想想也觉得怨，自家跟李家前世无怨，今世无仇，若不是因为下放，不要说八竿子，就一万杆子也打不到啊。生活很多时刻就好像浪里行舟，冲开旧浪，迎接新浪，是风对水的青睐，也是浪对船的考验，更是航船人应有的承担。父母经历的事多了，时间一长，对李家的刁难也就看淡了，换位思考，父母也能理解李家人对我家的仇视。我上初中那会，曾问过母亲：“李家也太欺负人，我们为什么老忍着，不跟他家斗？”母亲淡淡地笑道：“人这一生，体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斗别人，看似解气，终了斗的还是自己。”母亲的话有些玄妙，当时，我听不太明白。
　　
　　 二
　　 没过几年，我三个哥哥和我在这座小楼里相继出生了。
　　 农村人的自留地是庄户人家油盐酱醋的主要来源，要想自留地收成好，肥料就得足，化肥是个稀罕物，不要说没钱，就是捧钱也买不到。肥料哪里来？就必须养猪。同时，猪圈还是各家“零存整取的银行”，平时在猪圈里上点心，一家人万一碰到要紧要慢就有指望了。家里人口多，粮食、柴禾、杂七杂八的农具都放在家里，小楼显得拥挤不堪。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山下乡”知青下放运动开始了。我村里也分来了一个姓朱的知青，朱知青二十来岁，细高个，长得白白净净，一看就不像农村人。他可是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来的，虽然都是从城里下放的，但我家在政治待遇上和朱知青却有着天壤之别，人家是根红苗壮，而我家却有三个“四类分子”。
　　 安排好朱知青是当时生产队极重要的政治任务，可生产队除了仓库、猪圈、牛栏，哪来的公房。生产队队长苦思冥想半日也想不出哪里可以住知青。他在田间休息时，和李老头同坐在乌桕树下吸旱烟。李老头殷勤地给队长添上一锅烟，鬼鬼唧唧地跟队长提起他家的偏房。生产队长吧嗒着烟，没吱声。吃完晚饭，生产队长背着手，叼着旱烟袋，脸色凝重地走进我家。他和父母嘀嘀咕咕半天，临出门时，队长长长地叹口气，把无奈留给了他背事那个一贫如洗的杭州下放户。
　　 第二天，在门口的空地上，父母请来村里几个壮汉，又是夯土，又是扎草帘、砌灶台。两天后，一座简易的草棚搭成了。父母把小楼隔出了三分之一，原本拥挤的家像是春运时的火车厢。我和小哥睡的小床只好拆了，楼上的草垛便成了我哥俩的“床”。每天起床，我凌乱的头发上总挂出稻草，像是深秋里一蓬枯黄的衰草。每当有人嘲笑我头发像鸡窝时，我就恨恨地想：这全是隔壁那姓朱的小子抢占了我的“地盘”引起的。每次见到他，我气得眼中像是要喷出火来。终有一天，他晾在竹竿上的衣服被风刮到地上，我四下瞅瞅，见没人，就把他的衣服踢进了下水道。没想到，这一切被在草棚里喂猪的母亲看得真真切切，母亲连忙跑出猪圈，捞起衣服，边洗边跟我说：“朱大哥是听国家话，带着文化来帮助村里，他若不来，其他人还得来，这房子原本就不是我们家的，生产队批地给我家盖猪圈，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不能记恨朱大哥，背后算计人是很龌龊的，以后可不能再干了。”听母亲一说，我才知道我家住的小楼是别人家的，姓朱的知青不来，其他人也得来。母亲的话消除了我对新邻居的怨恨，也懂得了暗地里使坏是件很可耻的事。
　　 朱知青有把木头做的大刀，刀把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带。每天一大早，他就在竹林边耍刀，时间不长，朱知青和我几个哥哥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时节，家里穷，没啥好吃的，逢年过节，若是包饺子、包汤圆，母亲总会叫我给他端去一碗。
　　 我家人多，晚饭后，他常会到我家凑热闹，他还把大门的备用钥匙挂在我家门后，他对我说，他上工时，若想玩木刀，就自己去拿。渐渐地，我和知青混熟了，就叫他朱大哥。朱大哥虽是城里人，但随和得很，一点城里人的架子也没有，只是同样的衣服，比村里后生拾掇得干净利索。
　　 三
　　 自从李老头给生产队长出了那个馊主意后，他见到我父母时，脸色没有以前难看了，我家“抢占”他家房子，也得到了惩罚，李家对我家的怨恨也消了不少。
　　 我家楼下连插足的地方也难找到，闲来，我要么出去玩，要么就窝在楼上。我特别喜欢趴在楼上窗口看窗外的风景，窗外有许多竹子和零星的树，竹梢与窗上沿一般高，我趴在窗口不到一刻钟，就有鸟儿停在竹枝上，鸟儿以麻雀和乌桕鸟居多。我猛一伸头，鸟儿瞬即扇动着翅膀，扑棱棱地飞走了。看着鸟儿轻飘飘飞过来，悠闲地停在竹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发现我时，又惊恐万状地飞走了，我心里甭提有多美了，这“人鸟游戏”，有时，我一玩就是个把小时。没有鸟时，我就看不远处的大塘，说是池塘，实际上是个湖，占地有几百亩，比大队部旁边的老九湖还要大上好几倍，因村名里有个塘字，就把村边的湖称为塘了。相传，塘边常有“狗雄头”出没，狗雄头是村里人对狼的称谓。我在窗口趴了好几年，直至“沧海变桑田”，大塘被改成稻田，我连狗雄头的毛都没见到一根。虽然大人说得活灵活现，连狗雄头几颗牙都看得清清楚楚。稍大点，我才明白，这是大人们怕小孩贪水出事编出的谎话。
　　 一晃，四五年过去，朱大哥也调回城了。朱大哥离开村子，父母和哥哥们虽然很舍不得，两家就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他和我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一个人在农村清锅冷灶的，能回城和自己的父母团聚，父母和哥哥由衷地为朱大哥感到高兴。我和朱大哥相差十几岁，除了想起他给我木头大刀玩得好，也没啥感情，一想到他走，“霸占”我那么久的房子该还给我了，为此，竟有些窃喜。可在村里，那是房子已俨然成了公房。朱大哥前脚刚走，村里的五保户“庙里婆婆”便住了进来。庙里婆婆无儿无女，姓甚名谁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她长年一个人住在村西的庙里，村里人都喊她庙里婆婆。让庙里婆婆接朱大哥的“班”，这不是队长故意刁难我家，而是庙里婆婆住的庙倒了，实在无处可住。可自从庙里婆婆住进来，直到她去世，我也没有进过那间房子。
　　 庙里婆婆是个五保户，她的一切开销都由村里承担。可庙里婆婆省吃俭用，竟然给自己添置一口杉木大棺材。她对这口棺材宝贝万分，每年都要给棺材刷回红漆，她称棺材为自己的“屋”，我曾不止一次听她说过，生前寄居别人家里，死后总算有自己的家，有了这口棺材，死时总可闭眼了。
　　 好端端的，家里放口大棺材，你说这庙里婆婆可恨不可恨。一想起隔壁有口棺材，我就瘆得慌。别说进她家门，连她家门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母亲心善，见她孤苦伶仃的，常会接济她，家里但凡有口好吃的，也想着她。每每母亲叫我端东西到隔壁，我拔腿便跑。
　　 四
　　 在这座矮小的楼房里，父母渐渐变老了。而姐姐、哥哥像清明时节老屋前后的竹笋，呼呼地疯长。转眼间，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姐姐在老屋里出嫁了，姐姐出嫁时，我走路还不太稳，话也说得不利索，只懵懵懂懂地记得：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桌上碗摞碗、碟摞碟地摆放着平时难得一见的好菜，家门口还时断时续地放着鞭炮，在鞭炮声中，姐姐穿着大红的新衣服，哭哭啼啼地跟一群人走了。家里陡然少了一个非常疼爱我的姐姐，我难过了不少天。
　　 哥哥越长越大，父母脸上的皱纹也一天深似一天，眼瞅着哥哥们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且不说能不能找到对象，即使人家姑娘愿意嫁过来，这婚床往哪铺啊？总不能还像我和小哥一样睡在草垛里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开大会，按理对小村里的我家来说没啥影响的。可大会刚结束不到半月，地主、富家的成分被取消了，压在全家人心头的两座“大山”被夷为了平地。从此，在村里，我们终于可以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再也不用顾忌这顾忌那了。我清晰地记得，摘帽的那天，父亲去镇上买了个大猪头，那天，家里浓浓的猪肉香，飘出了家门，飘进了竹林，又从竹林飘出村庄……
　　 摘掉地富的帽子，自然是一件让家人欢欣鼓舞的好事。可一丝不祥的愁云不经意间又上了父母早衰的脸上。到村子里二十多年了，可全家一直住在富农家的房子里。地富帽子摘了，他们的财产迟早得还给人家。等到人家上门要房就被动了。父母的顾虑不是毫无根据的，自从摘帽的那天起，李家对我家的态度又生硬了起来。房子拖着不还不是办法，母亲找到生产队长，要求批块空地盖房。没费多少周折，地批下来了。
　　 盖房说起容易，真正落实起来犹如登天。那是吃了上顿找下顿的年月，父母怎么把我们哥几个养大，他们自己都不敢往回想。好在哥哥他们身强力壮，盖房用的木料都是到南山买的，山里木材价格只有我们当地的四分之一。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处，山里的木料虽便易，但去买木材所遭的罪，所经历的风险，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其间的艰辛。人们把进山买木材叫着“背树”，背树人带着全家人从牙缝里省出的钱进山，这背的岂止是树，而是一家几代人的满满希望。南山离家一百多里地，哥哥和村里几个要盖房的小伙一起，穿着草鞋，带着干粮上路了。
　　 农村后生，吃点苦算不了什么，怕只怕遇到护林队。南山公社有个护林队，买木材一旦被护林队逮到，木材就被没收了。护林队保护山林不假，其实，这也是南山公社开源增收的一个渠道。若是一刀切，发现一例处罚一例，也就没有人进山买树了。山里人也要过日子，山民的树就是山民的指望，山民们若不是凭树赚点外快，怎么度过那个艰难的岁月啊？山里人种树和村里养猪是一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