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香港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一段话，他说：“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用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网上一直有群人揪着这句话不放，说莫言是叛徒，莫言的作品把国人写的丑陋不看，诋毁国民，把国人丑化给外国人看，吃里扒外，他的作品只是谄媚西方审美……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敢评论，但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和莫言老先生差不多写作风格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二战期间在苏联军队中服役，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斯大林而被判在劳教所度过八年，然后被流放。后来赫鲁晓夫于1956年将他从流放中解放出来，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索尔仁尼琴失去了苏联公民身份。在1990年临近苏联解体时，他的国籍才得到恢复，四年后返回俄罗斯，2008年去世，当然，莫言老先生没有这种遭遇。
　　 索尔仁尼琴所著的《古拉格群岛》是极富影响力的作品，他在作品里“对苏联提出了正面挑战”，他抨击了既有民主派、资本家，也包抨击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等。但正如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这位“俄罗斯的良心”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未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依然故我，从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尖锐的批判。虽然如此，却依旧不影响他被评价为“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我们可以因为他揭露了苏联时期的黑暗，对社会的批判就说他不爱国吗？显然不能！
　　 有人又说了，索尔仁尼琴是外国人，我们国情不同。那么我们看看同为中国人的大文豪鲁迅。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批判。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我们能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就说他不爱国吗？显然不能！
　　 鲁迅先生“怒其不争”的批判是“哀其不幸”的。因为看见别的国家先进、发达，别的国家都奋发图强，而看见国民的愚昧、麻木，看见国家的落后，转而有了尖锐的批评声。就像他自己说的：（只）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即使）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那）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没有批评，没有讽刺，从不揭露黑暗，只专心唱赞歌的有没有呢？当然有！
　　 公元1119年，王黼被任命为大宋朝廷的宰相。在1120年，睦州的方腊起义，作为宰相的王黼居然粉饰太平，不报告给宋徽宗，导致起义军力量扩大，接连攻破了六郡。然后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的仇道人，仙居的吕师囊，方岩山的陈十四，苏州的石生，归安的陆行儿听闻都陆续率众响应起义，东南震动。方腊起义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北宋的统治，但却严重削弱了北宋朝廷的国力，加速了它的灭亡。
　　 不仅如此，王黼还搜刮民财，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然用这些民脂民膏买了五、六座空城，来装作胜利报捷。辽国的使臣出使到北宋，他却叫女真使臣从燕京到京城用七天时间，然后在使馆设宴，把皇家用的锦绣、金玉、瑰宝摆设出来，在女真使者面前夸耀富裕、繁盛……可结果呢？粉饰的太平并没有真材实料，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宗被迫北狩客死异乡……
　　 秦末陈涉举义，天下影从，二世问赵高情况怎么样？赵高粉饰太平，多次只是说：“关东盗毋能为也”。捡着好听的对秦二世说：“……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以至指鹿为马，朝堂无人言异，最后国灭而社稷不存，二世自己“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我们可以因为赵高一味的在秦皇帝面前粉饰天下，歌功颂德，就说赵高是爱国者，说赵高是大忠的吗？
　　 或许，就如鲁迅一样，那些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自己民族的深刻批评者。也正如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说的：“Dissentisthehighestformofpatriotism.”（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