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初，大约是在一九六零年，大饥荒年代。深秋季节，乡野里一派荒凉。
　　 我坐在爹的肩膀上。
　　 爹的肩膀，宽厚，温热。我坐在上面，宛如坐在一条小船上。爹每走一步，小船就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一下，每颠簸摇晃一下，都给我带来快意，心里暗自期待下一次地颠簸摇晃。
　　 我们父子二人，走在从城里到乡下的乡间小路上，准确地说，我们是赶往柳寨村。我爹是城关供销社的职工，在离城八里地的柳寨代销店工作。
　　 那时候，我大概也就是四五岁。一开始，我跟在爹的后面走，人小步幅短，怎么也赶不上我爹的速度，我爹走走停停，等着我。没走多远，因为太饿，浑身没有力气，越走越没有力气，我干脆不走了。爹无奈，一把将我掫到肩膀上，背着我走。
　　 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终于走到了柳寨村代销店。三间门面，柜台里，有一张床。我和爹，一起挤在那张窄窄的床上，睡了几天。
　　 那几天，我都去村里的妇联主任家里吃饭。在她家里，虽然也是粗粮，却每天都能吃饱饭。我就像饿狼一样，看见食物，急忙扑过去，狼吞虎咽，撑得上吐下泻。
　　 去柳寨村，坐在我爹肩膀上，是我对我爹的肩膀记忆最深的第一次。
　　
　　 二
　　 昏黄的煤油灯光里，我爹的身影在不停地上下耸动，左右摇晃。有时候，爹的肩膀全部遮挡了煤油灯光，显得愈加宽厚。我躺在床上，恍然觉得，爹的肩膀，像一堵墙。
　　 那是20世纪一九六三年，我爹从东北回到家乡，在家里偷偷地制作水果糖。
　　 我爹下东北，实在是无奈之举。
　　 我爷爷被打成右派，我爹受到牵连，被从供销社下放到当时的东关大队当农民。当时，正是大饥荒肆虐最盛的时候，我爹为了能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就偷偷去了东北。辗转许久，最后落脚在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在那里，伐了三年树，用他那宽厚有力的肩膀，扛了三年木头，又回到家乡。
　　 爹回到家乡之后，家里人挨饿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当时，市场管理有所缓和，有人在校市场上悄悄卖一些农产品和杂货，市场管理人员也不再动辄没收。我爹瞅准时机，就干起了他的老本行，熬制水果糖。这门手艺，是民国时期，我们家里开荣茂祥杂货铺时，他跟赵德升师傅学的。制作好水果糖，偷偷批发给别人，或者，拿到集市上零售。赚了钱，买粮食，贴补全家人的肚子。
　　 市场管理虽然暗地里有些松懈，表面上，却依然照旧，稍有不慎，被市场管理人员没收了，连老本都会亏得一干二净。所以，我爹不敢大意，熬制水果糖，都是在夜里。就是拿到市场去零售，也一定躲开市场管理人员。
　　 我爹首先把固体的白糖熬制成滚烫的液体。然后，将液体倒在一一张大案板上，糖液冷凉凝固以后，趁热揉搓，摊成饼，再切成条。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糖条放进搓糖板里。上下两层的糖板里，有锯齿状的横条，来回拉动，就把糖条搓成了一块一块的螺丝糖或者圆糖。
　　 其它的工序，我娘和我的叔叔，甚至我和我二哥，都可以干。唯独熬制糖液，揉搓糖块，是技术活，都得我爹亲自动手操作。
　　 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我爹的肩膀上下起伏左右摇晃，犹如乐队指挥，挥舞着双臂在指挥整个乐队，合奏出优美的交响曲。我们家里的生活，随着他的肩膀晃动的频率和次数的叠加，不断改善。
　　 熬制完水果糖以后，凑着残留的糖液，我娘必定熬制一大锅小米粥。半夜喝几碗，又香又甜又黏糊，可口又饱腹。有时候，我爹和叔叔们还买点儿小菜，喝几盅小酒。我和二哥凑过去，捏几块卤猪杂碎，或者香肠粉肚，再或者，几把炒花生米，真解馋。
　　 平时，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还是粗粮淡饭，毕竟，一日三餐，能吃饱肚子了。
　　
　　 三
　　 啪啪啪，一声声脆响。脆响声里，一股股煳味扑鼻而来。
　　 我爹正双手捧着我的一件衬衣，在煤火炉上烤。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爹的身影夸张而变形，肩膀变得特别宽厚。
　　 炉火熊熊，热气蒸腾，爹要不停地翻动那件衬衣。每翻动一次，肩膀都要跟着上下晃动。不停晃动的肩膀，搅动了灯光，我的眼前时明时暗，光影闪烁。
　　 爹一边烤着衬衣，一边扭头对我笑，说，三儿，你身上咋就恁多虱子啊？
　　 爹是在为我烤衬衣上的虱子。那时候，家里穷，没有换洗衬衣。从进入冬天穿上棉衣，到来年暖和了脱下棉衣，里面就一直穿一件衬衣。衬衣还是劳动布做的，硬邦邦。
　　 那时候，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想祛除虱子，只有夜里钻进被窝以后，脱下来。脱下之后。我娘用手挤虱子。劳动布缝制的接缝处，布边露着许多线头，密密麻麻的虱子，都躲在线头下面，挤也挤不完。挤了虱子，还有白花花的丮子。
　　 我爹在一旁看了，说了一声，拿来，给我吧。然后，就放在火炉子上面烤。这一烤，还真见效，啪啪啪，虱子都掉进火焰里，烧死了。刺鼻的焦煳味，就是虱子们的身体被烧焦的味道。
　　 烤完我的衬衣，我爹又将农药六六粉撒在上面，裹成一团，放在一旁。然后，拿起我二哥的衬衣，又烤起来。
　　 也不知烤了多长时间，在啪啪啪的声响中，在我爹不停晃动的肩膀影子里，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爹把我和二哥叫醒，晃动肩膀，双手使劲扑打劳动布衬衣，将上面的六六粉扑打干净。缝隙里的丮子已经刮得干干净净。
　　 然后，递给我们弟兄俩，说一声，穿上吧。
　　 说完，扭身就走，忙别的去了。
　　
　　 四
　　 浩荡的东风，呼呼地刮着，爹的腰佝偻得很低，双肩向前倾，脚步一步比一步缓慢，却也一步比一步沉实有力。
　　 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爹拉着一辆架子车，去菏泽送货。那一天，浩荡东风刮得越来越紧，我们是逆风朝东走。车子上的货物装得多，又很高，更增加阻力，所以，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爹驾辕，我拉边套。我们俩，都拼尽全力，向前倾着肩膀。
　　 爹的肩膀，斜挎着车襻，像一张紧绷的弓，向前一耸一耸。车子，随着爹的肩膀的耸动，一寸一寸，缓慢向前移动。
　　 我们大概是上午十点多离开我们县城，照平时的速度，晚上六七点钟就应该到达菏泽百货公司仓库。因为逆风，走得慢，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到了那里，街上空寂无人，仓库门口只有一个保卫。保卫让我们把车子停在大门门洞里，明天上了班再卸货。
　　 我们父子俩，又渴又饿，我爹出门买吃的，只买到几个梨子，我们父子俩，每人啃了俩，喝了一肚子凉水，然后，在地上铺了几张拆开的纸箱板，躺在上面，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直等到仓库保管员上了班，才卸了货。
　　
　　 五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算盘珠子被拨动的声响，就像优美的音乐，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弹奏着。
　　 弹奏音乐的，是我爹。他在忙着给生产队年终分红算总账。
　　 昏黄的灯光里，他一只手拨动算盘珠，一只手翻动着账本。宽厚的肩膀，随着拨动算盘的节奏微微颤动。
　　 那是爹重新恢复生产队会计职务以后的一天深夜。
　　 大约三四个月前，在一次批斗大队支书的会议上，大队支书西林叔作检讨，竟然提到我爹。他说，我让国民党员当生产队会计，是阶级斗争意识淡薄。然后，一个戴红袖箍的大队革委会的人，当场宣布免除我爹的生产队会计职务。
　　 那一天，我爹没有到现场，不知他是无意的，还是预先知道了消息，为避免尴尬，有意不去。我在现场听了，像被人扒光了衣服，又像被人打了耳光，浑身火热，脸上发烧，低着头，耷拉着肩膀，不敢抬头看人。会议一结束，就像偷了人的贼，飞快跑回家。
　　 跑到家里，只看见，我爹低着头，耷拉着肩膀，一口接一口，吸闷烟。
　　 我问我爹，西林叔咋说你是国民党员？
　　 我爹叹口气，低声回答，他们说民国时候上简易师范的所有学生都被注册为国民党员，我压根不知道。我爹解放前在文庙里上过简易师范，跟解放后当过河南省第一届高等法院院长的陈柏重是同学。
　　 难道她也是国民党员不成？我问我爹。
　　 我哪知道？我爹回答一声，叹口气，不再言语。肩膀，耷拉得更低。
　　 我爹被免职以后，一个三代贫农的所谓“红二代”接了会计职务。他阶级斗争意识挺强，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但是，文化水平低，大字不识几个，劳动间隙，生产队政治学习的时候，他读“三报一刊”社论，能把“稳准狠”最后一个字念成“狼”，引得大家哄然大笑。生产队的账目，在他手里，自然是一塌糊涂。该年底分红了，他趴在账本上，吭哧好些天，越吭哧越糊涂。无奈，找到大队革委会，主动要求辞职。
　　 生产队里的社员们，急等着年底分红，也纷纷找到大队革委会，要求恢复我爹的职务。有的社员说，谁不知道啊，他是一把铁算盘。五六年了，生产队的账目在他手里，门清。你们倒好，交到一个糊涂蛋手里，把账目弄得一塌糊涂。
　　 民国时期，我爹年轻时候，曾经在开封一家商铺学过几年徒，回到家乡，又是我们家里开的荣茂祥杂货铺的骨干，练就了一副好算盘。我爹的一把好算盘，众人皆知。
　　 大队革委会的人也没有办法，只好重新恢复我爹的职务，并让他赶快算好账，尽快给社员分红。
　　 我爹接到任务，白天黑夜，连轴转，三四天过去，一本糊涂账，让他给整得一清二楚。
　　 张榜公布以后，社员围着看，一边看，一边啧啧连声，恁快就算出来了，还算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铁算盘！
　　
　　 六
　　 来来来，轮流坐！
　　 我爹一边哈哈笑着，一边轮流把四个孙男孙女依次扛在肩头，一会儿左右旋转，一会儿奔跑，累得气喘吁吁，还不罢休。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爹虽然已经退休，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平时，除了还去单位帮忙，就是在家里帮着我娘领孩子玩。他经常将四个孩子抱在怀里，高兴了，就把他们扛在肩头，说是骑大马。
　　 在我爹宽厚有力的肩膀上，四个孩子乐得哈哈笑，争先恐后，要上爷爷的肩头。
　　 当年，爹的肩膀，扛过我，如今，又扛起了孙男孙女。
　　 扛着孙男孙女，爹也高兴至极，哈哈大笑，笑得不亦乐乎。
　　 爹还经常骑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带着四个孙男孙女，去大隅首喝豆腐脑。
　　 爹腰身挺直，肩膀有力，带着四个孙男孙女，旋风一般，穿过大街小巷，直达陈家豆腐脑摊位前。给每个孩子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再要上烧饼或者油炸圆面坨，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再领着他们，找合适的地方游玩，或者，把他们直接带回家。
　　 四个孙男孙女，叽叽喳喳地笑着，闹着。我爹，一直面带微笑。
　　 当时，我爹带着四个孙男孙女骑车穿行的场景，成了小县城里一道靓丽风景。
　　
　　 七
　　 20世纪80年代初，爹恢复了在供销社的工作，当业务员。天南地北，到处出差，采购商品。
　　 有一天，爹出差去上海，回到家里，肩膀上，一前一后，扛着东西，走进家门。
　　 肩膀前面，是一个大纸箱子，纸箱上有上海电视机字样，原来，爹从上海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后面，是他的手提旅行包，装得鼓鼓囊囊，根据以往推断，我猜测，大概里面装着给家里人买的东西。
　　 爹把纸箱子和旅行包放下了，说了一句，扛了一路，勒得肩膀还怪疼咧。一边说，一边揉着肩膀。
　　 我和二哥，急忙拆开纸箱子，搬出电视机，七捣鼓，八拾掇，竟然整出了画面。四个孩子们，看见电视里有人物在晃动，有音乐和说话声传出来，高兴得又唱又跳。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当时，正演着日本的《一休》《血疑》和香港的《霍元甲》，自从我家有了一台电视机，左邻右舍，吃过晚饭，都到我家来，坐在电视机前面，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剧。
　　 爹的肩膀，不仅给我们家里人，也给左邻右舍，带来了欣赏电视剧的乐趣。
　　 后来，我二哥接我爹的班，依然当业务员，到处出差，又从上海购进一批日本松下牌彩色电视机。我搬出育英巷三十六号到光明街五号居住时，带走了那台上海牌黑白电视机。
　　 爹的旅行包，装着给四个孩子每人买的一件童装，还有其他人的。给我买的，是一身天蓝色中山装。爹说，上海人身材都瘦，俺三儿也瘦，这件中山装，俺三儿穿上，应该合身。
　　 我一试，长短胖瘦，正合适。我爹看着我穿上衣服，说了一句，人衬衣裳马衬鞍，别说，俺三儿穿上这一身，帅气多了。
　　 那件中山装，我穿了好些年，都不落伍。
　　 我爹还从上海背回一架铁焊彩色三轮童车。那时候，也是一件稀罕物。从二哥的女儿小萍，到我的二女儿小娜，四个孩子，骑着那辆三轮童车，骑过了愉快的童年。他们一边骑车，一边欢喜雀跃。我爹，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骑车的快乐，也是满脸微笑。
　　 爹的肩膀，扛回了他对家人的爱。
　　
　　 八
　　 爹闭着双眼，脸憋得紫红，手里还夹着冒白烟的烟卷，我站在他的身旁，扶着他，又不敢动他，静静地观察着。
　　 等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喘过气来，睁开眼，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随着剧烈地咳嗽，肩膀也剧烈地抖动。这时候，我才敢拍打着我爹的后背，帮助他排痰。
　　 一边拍，一边想起了我小时候坐在我爹肩头上去柳寨村的情景。爹的肩膀，曾经扛着对我们下一代人的爱，扛着对家人的责任，扛着生产队社员的账目，扛着供销社采购的重担。逝水流年，倏然而过，如今，我爹的肩膀也不再宽厚有力，而是像朔风中的柳枝，抖抖颤颤地晃动。
　　 爹咳嗽了一大会儿，吐出一口浓痰，说了一句，哎哟，憋死我了。
　　 我对他说，爹，你可吓死我了。医生早就跟你说，你这肺炎病，是绝对不能吸烟的，怎么又吸起来了？
　　 我爹对我笑笑，说，我想吸口烟，往外撵撵痰。
　　 爹这是在狡辩，也是甩了一把幽默。
　　 我也笑笑，你这一口烟，代价太大了，差点儿让你回不过气来。以后，可再也别吸烟了。
　　 好好好！不吸！不吸！爹像个小孩子，一连串地点头答应。
　　 果然，那以后，到他驾鹤西去，再也没有吸过烟。
　　 我爹，说到做到，还是蛮有克制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