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城市的街道灯火辉煌，居民小区的灯火也次第绽放。寒冷的风沿着每条路撒欢儿，闹得过往行人都锁紧脖子，裹紧大衣。
　　 朋友们应邀来到崔主任家相聚。席间，崔主任多喝了几杯，似乎嘴巴上的门闩一时掉落，潘多拉魔盒打开。
　　 崔主任举着酒杯，带着浓浓醉意，说：“我给你们说，以后，别再说我幸福，你们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说罢，他手肘支在桌面上，捂着脸，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
　　 崔主任六十来岁，活泼开朗，是个热心的文化人，见谁都像是熟人。我们从没见过他这样，非常纳闷。
　　 崔主任抿了口酒，放下酒杯，倒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我当年同意这门婚事，是因为家里太穷，怕打光棍，心思先占着一个媳妇，有了合适的再换，可是没想到，让现在这个母老虎赖了我一辈子。”
　　 “崔主任真喝多了！”我们赶紧打圆场。
　　 “没多！我根本没喝多！”崔主任倔强的脸上挂着不甘，完全忽略了忙前忙后的妻子。
　　 “我上半辈子穷，啥事儿都听她的，下半辈子她得听我的，这家主人是我姓崔的，不是她姓王的。”崔主任又抿了口酒，继续自顾自地絮絮叨叨着。
　　 “老崔，这是多久没跪键盘了？”我们都拿他开涮起来。
　　 我认识崔主任，只因文字。
　　 深秋的风，裹挟着冷漠，撕扯下一片片枯黄的叶子，肆意乱扔。偏僻的小村庄懂得珍惜，给飘零满地的落叶留下安身立命的处所，树坑里、墙角下、菜地里、水沟里……
　　 我以县委宣传部特约记者的身份，特来采访市扶贫队帮扶下的这座小村庄，自称是县作协会员的崔主任热情接待了我。对于民间故事，我们相谈甚欢，互加微信好友。我有任务在身，忙得没正眼看过这位积极热心的领路人。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拒绝了他的盛邀饭局，匆匆离开。他在微信里发来一桌子菜，还有几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叼着烟卷等着陪客。我暗自庆幸自己坚决拒绝的态度，否则这几位大烟袋老者也够我呼吸困难的。我这么得意地想着，微信里还是客气回复着歉意与感谢之类的客套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到了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细雨蒙蒙的日子，龙桑贡梨采摘节开幕。我们应约前往。由于雨势增大，我们只好暂时在一农户家大门洞内避雨。那里坐着的两个人，同时看向我。其中一个，顺手拿起一个马扎递给我。谢过之后，我靠门边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花雨伞，陷入了环境描写的沉思。
　　 回到家，我打开手机，发现一条来自备注为“领路作协的人”的微信，“你好，怎么不和我说话呀？”我不由得暗自笑道：没删除你，就不错了，我又不认识你是谁，说什么话。出于礼貌，我还是回复：“您好！说什么？”
　　 “打个招呼也行，又不是不认识。叫我崔哥吧，她们都这么称呼我。周末，我请你吃饭如何？”
　　 “多谢。不去！”我一听这种自诩的称呼，差点儿没吐出来，还是礼貌回复。
　　 “为什么？”对方紧紧追问。
　　 “不熟悉。”
　　 “见面多了，就熟悉了。”
　　 我越来越感觉这人有点儿二，一面之缘请客吃饭，不是有病也是不正常。再者说，一男一女约会吃饭，这是什么事儿？你不怕你老婆吃醋，我还担心给我自己摸黑呢。
　　 这次聊天以后，他似乎跟我很熟悉，每天发信息：“忙什么了？帮我看篇稿子可以吗？”不等我回复，一个word文档已经发过来。开始，我也诚心诚意和他交流。后来，他竟然天天如此，让我有种不堪重负之感。我忙的时候，不搭理他。他好像是盯着我的微信一样，我刚发完朋友圈，他立即发稿子过来。这种跟踪狂让人很不舒服。我在朋友圈设置里拉黑了他，他又用另一个号加过来。我问他到底用哪个号，他说一个是工作号，一个是私人号。我选择了工作号，删除了他的个人号，并清楚说明。他什么也没说，发信息还是一如既往。
　　 又一次特约记者采访活动中，一个人称崔主任笑容可掬的男子朝我走来，友好地伸手，爽朗地说：“这次，好好认识一下，咱们是文友兼闺蜜。”
　　 “文友可以，闺蜜不行。”我认真回答。
　　 “哎呀，你总是这么认真。崔哥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爆胎。”崔主任似乎还是聊天里那么自以为是的热情。
　　 几年的交往中，我们慢慢熟络，他的确是个自来熟，身边的所谓闺蜜足够一个连。每次，他总热情似火地把我以闺蜜之名介绍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也都笑哈哈地问他到底有多少个女闺蜜。
　　 闺蜜，本是闺中密友之意，崔主任这乱用令我心有不适，何况对方是个老头儿。我多次提醒他，不要以闺蜜之名相交，他大大咧咧地说没啥，大家凑在一起开心就好。
　　 一次饭局，崔主任特意照顾我，让我坐了个重要位置。还给我讲解主陪、副主陪、主宾、副主宾等座次安排及其使命。其实，这一套所谓的酒桌文化，家里领导耳提面命教过的次数我都记不清了。对于这，我的确不入门，也毫无兴趣。崔主任现场版讲解，我的两耳也是敞亮的过道，通风度甚好。他说完了，我也啥印象也没有留下。他安排我坐在哪里，我就坐在哪里。我提前声明，只喝白开水，自带的大水杯，在酒桌上极不协调，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我的目标是采访内容，不是喝酒礼仪。饭饱以后，我把大水杯抓在手里，随时准备撤退。他们东拉西扯地闲聊，就是不说走。我纳闷儿地看向崔主任，他也正看我，眼神一碰，意思是可以走了。我随即站起来，一桌人也跟着站起来，陆续离开。
　　 路上，崔主任说我是负责说走的人，我不说谁也不好意思走，这是酒场规矩。我的个神嘞！谁定得这规矩，真是累死人。崔主任哈哈大笑，说以后习惯就好了。我断然拒绝，以后我可不参与了，不受这个束缚。他自信满满地保证，一年内把我带成酒场高手。我暗自鄙视了他无数次，笑他不了解我。
　　 后来，不得已参加的饭局上，我的大水杯连举也懒得举了，面对高高举起的酒杯，我只是一笑而过。再后来，我能不去的，就不去。有我不喜欢的人，我绝对不去；有大烟筒，我绝对不去。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有我的原则。
　　 有一次，他隐瞒了实情，他的一个朋友叼着烟卷喷云吐雾，一根接一根。我厌烦地看了看崔主任，转身离开。崔主任不好意思地解释原因，那是市里的领导，不好说。从此，我拒绝他所有的饭局。崔主任就是这么一个我行我素的老家伙，人不孬，职场老手。
　　 人们常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句话用到崔主任妻子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气质相貌俱佳的妻子，事业、持家两不误，本来该是他的骄傲。一提起来，他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妻子小他两岁，看起来像比他年轻十来岁的样子。妻子常说，老崔喜欢写作，也喜欢结交文朋好友，是个标准的热心文化人，一个实打实的好人。她们结婚时崔主任穷得可谓是爪干毛净，婚房是临时把牛牵到院子里，垫了层新土，糊了几张红纸。崔主任兄弟姊妹们多，东家借西家凑，吃都顾不过来，哪有钱办婚礼。妻子看中了他的人品，义无反顾地嫁给他。为此，崔主任感激在心。婚后，妻子肩负起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直到现在，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还是聚到一起，满桌子的饭菜都是妻子一人张罗。崔主任尽情耍他的笔杆子，吹他的牛皮，妻子从不过问。
　　 她不知道的是，崔主任嘴里的妻子，蛮横霸道，不讲理，外加强势大管家。所以才有了开始那一幕酒后吐真言。
　　 随着经济条件的大幅提升，崔主任在县城买了房，情绪也开始膨胀。他常说，上半辈子都听媳妇的，下半辈子该换换了，他要找回丢失多年的家庭主男地位。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文章不错，酒场不算真正的高手，人情世故还真不行。他不服妻子，是因为妻子强势，触不知，妻子强势都是被他逼出来的。我常说崔主任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不反驳，也不认同，只是摇摇毛发稀疏的灯泡脑袋，说我不懂。现在看来，他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说啥不行，偏要说这些跪搓板的话，岂不是自讨苦吃。
　　 妻子一脸怒意，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悲伤，失态痛哭起来。“这么多年了，我伺候你们一家老小，洗衣做饭带孩子，每天还给你擦皮鞋，让你出去人模人样的，你却这样对我。不行的话，就离婚算了，我也不赖着你。”
　　 妻子的话或许刺中了崔主任的良知神经，他打了个饱嗝，拍了拍伤心哭泣的妻子，安慰道：“你这霸道总裁哭啥呀？我继续都听你的还不行嘛！开玩笑都不行，太不扛闹玩了。”妻子甩头转身离开，一不小心崴伤脚腕，不能动了。崔主任这才慌了神，摇晃着过来帮扶，一下子趴在地上。妻子生气地推了他一把，说：“你这辆破车就是该修理了。”“好吧，随便你打骂还不行嘛，你这样的好媳妇打着灯笼找不到，我再也不敢烧包了。”他清醒意识到，是自己虚荣心理在作祟。妻子见他态度诚恳，满腹怨气才算消散。一场聚会，终于在和谐的氛围中散场。
　　 老顽童似的崔主任挽着妻子的胳膊，目送我们离开。霓虹灯下，沙僧似的发型，发亮的脑袋顶，颇有漫画趣味。当我们的车子启动的刹那，妻子的五指山已经落下。那张酒红的笑脸，低头弯腰，背起妻子转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