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口说话，她就问：“你是甘肃人？”让我意外的是，她把甘肃的“肃”读作我的乡音“xu”。
　　 问我的是一位维吾尔族大姐。她的头发有些花白，偏胖的圆脸上有一双维吾尔妇人特有的慈祥目光。
　　 我问她：“你懂国语？还懂甘肃方言？”
　　 她笑道：“我从小就上国语学校，15岁开始翻译工作。甘肃方言嘛，是从甘肃的孤儿那里学的。”
　　 “孤儿？甘肃的孤儿？那你？”我不解地问。
　　 “对，就是甘肃高台的孤儿。我的母亲在阿克苏地区孤儿院工作，我跟母亲住在孤儿院。1960年的冬天，从甘肃高台来了一百多名孤儿。”
　　 大姐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有些哽咽，眼里含着泪花。我赶紧递给她纸巾，又递给她一块西瓜。大姐抹着眼泪停了一会说：“当时的孤儿院还在温宿县。我清楚地记得，大冬天的，来了两辆卡车，帆布蓬的那种，停在孤儿院门口。院长招呼母亲和其他老师赶紧去门口迎接孤儿。我也跟着。不大一会儿，卡车后门打开，车厢上，随来的甘肃老师负责把孤儿送到车厢口，院长和母亲们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抱下车。大的孤儿15岁左右，小的3岁多。两车孤儿一百来人，黑压压的一片，哭的，叫的，不听话乱跑的。院长和母亲用维吾尔语喊着，他们根本听不懂，自然不会理会。院长和甘肃来的带队老师通过肢体“语言”比划。甘肃老师出面喊着排队，排队……总算控制了局面。
　　 “孤儿到来的第一天，先洗澡，后换服装。澡堂门前堆满了他们从甘肃穿来的，破破烂烂的，各色各样的棉袄，棉裤，还有鞋子。院长叮咛后勤人员把这些破烂的衣服统统烧掉。后勤人员在垃圾箱旁焚烧这些衣物时，有人夸张地说，曾听见衣物里的虱子遇火的‘噼啪’声。”
　　 “甘肃孤儿换上统一的服装。孤儿院里不再是单一的维吾尔族孤儿了。后来，孤儿院还陆续接收了回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孤儿，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学习。而我，是离他们最近的一个。
　　 “母亲的班里，一个叫向秀英的女生11岁了，一直尿床。母亲把她接回家里，让她睡在热炕上，采取许多土办法给她治疗尿床症。记得母亲把土块在灶膛里烧热，裹上毛毡块，敷在她的腹部。又从民间弄来一些叫不上名的药，让她服用，仍不见好。三伏天，母亲叫人宰了一只鸽子，将鸽子的血涂在她的腿上和脚上，让她爬在院子里暴晒……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她的尿床症总算痊愈。我和她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里，跟她学说甘肃话，她跟我学说维吾尔语，不知不觉，她不喊我母亲老师了，随我一起喊妈妈了。这一喊就是几十年，直到我的母亲去世，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她依然妈妈长妈妈短的，说着母亲活着时候的一些话题。”
　　 提起向秀英，大姐的话匣子拉开了。她说：“秀英妹妹可怜的很。她来孤儿院时，还带着一包‘炒面’，几块咬不动的菜饼子，妈妈让我尝尝，我皱着眉头吃了一口，就想吐掉。妈妈说，尝尝，你就知道秀英是怎么生活的。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一份美食分成两半，一半是我的，一半是秀英妹妹的。”
　　 “秀英妹妹是一个感恩的人。她告诉我，从高台上了火车，就吃到了白面馍馍，到了大河沿便吃到了拉条子。一路走来，都有接待处，吃的香，睡的好。到了阿克苏孤儿院，又遇到了妈妈……她说，她知足的很，幸福的很！她一直感恩于我的母亲，母亲病重期间，她一直守在床头，替我伺候母亲……
　　 “她的婚姻是美满的，孤儿院毕业后，来到新和县食品公司上班，和一位安徽籍复转军人张军结婚成家，儿女双全。后来，虽然下岗，她靠自己的双手打零工……”说到这里，她才想起手里的西瓜，轻轻地咬了一口，接着说：“我来新和工作，和秀英有关，”
　　 “不只是秀英吧？我还想知道你的爱情和你的婚姻？”我笑着打断她的话问道。
　　 她抿嘴笑笑说：“这个就不用提了吧？”
　　 我说：“这个必须提。”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把目光投向窗外，显然是在回忆着。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说：“是的，有一个叫马建军的，也是母亲的学生，在孤儿院的时候，我和他还有秀英妹妹玩得来。毕业后，他来新和县工作。为了能和他在一起，趁新和县供销社招工，我报了名，结果如愿以偿。我来到新和县工作不久，他应征入伍了。我和他又是两地分开。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书信。半年之后，突然不见他的回信。我仍一如既往地给他写信，寄信，再等他回信。两月后收到一沓复信，打开一看，全是我写给他的，信封上盖有‘查无此人’的印戳。我仍不死心，依然坚持每周给他写信，寄信，盼望着他的回信。三年了，等到的仍是‘查无此人’的退信。三年来，我在失望中，痛苦地等待着，等着着他能奇迹般的出现。”说到这里，她轻轻地咬着嘴唇，把头扭向一边，旁边的哈力查木给她纸巾，她擦拭着额头，又把目光移向窗外，似乎在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过了不久，她回过头来，嘴唇动了动，接着说：“为这事，让我的母亲担心了好久。她曾多次从阿克苏来到我的身边，陪伴我，安慰我。母亲说，‘孩子，你等了他三年了，没有音信，还要等下去吗？现在，你该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听了母亲的话，不由的我扑进母亲怀里撕心裂肺地痛哭了一场。我把他写给我的，我写给他的信统统包裹起来压进板箱的底部。擦干眼泪告诉母亲，‘妈妈，从现在起，我听您的’”说到这里，她的眼眶里满含泪花。哈力查木急忙拿起纸巾帮她擦拭。她抢过纸巾，带着自嘲的口吻说：“看看，我都在说些什么呢？70岁的人了，和年轻人一样的，让你们见笑了。”
　　 “大姐，你已经70岁了？”（从相貌看，是60岁上下的样子）不由我吃惊地问。
　　 “是呀，我与新中国同岁呢！”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提高了许多。在场的人都跟我一样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一旁的董赴老师赶紧起身递给她一块西瓜。她接了西瓜说：“谢谢！”轻轻地咬了一口接着说：“母亲征求我的意见，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母亲，让她看着办。母亲给我介绍了一个她的汉族学生。我和他交往了三个月。一次,他喝多了，在众人面前，把袜子脱了往头上戴……”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她也笑了。
　　 “这个肯定不成？”我问她。
　　 她说：“肯定没戏了。”
　　 “后来呢？”我接着问。
　　 “后来，母亲又把她的一个维吾尔族学生介绍给我，就是现在的老公，他也是一个孤儿。”
　　 “大姐，看来你和孤儿有缘呀！”董赴老师附和着说。
　　 “是呀，从小和孤儿们一起长大，了解的也多，所以，就……”
　　 “所以，就和孤儿有缘了，也和我们甘肃人有缘了。我还想知道那个叫马建军的让你苦等三年的负心的家伙，后来见到了么？”我又一次提起这个让她苦等三年的马建军来。
　　 她爽快地答道：“见到了呢，是秀英帮忙联系到的。甘肃的那批孤儿们，他们建了QQ群，便联系上了他。我才知道，和他失去联系的原因，他在一次巡逻中，骑在马背上冻坏了脚。后来转院到内地，脚保住了，但成了残疾。复原后安排在宝鸡一所学校做后勤工作。九十年代末，他来新和，一瘸一拐的站在我面前，等他告诉我这些情况之后，不由得我在他的胸脯上狠狠地捶了三拳。”
　　 “为什么只捶三拳呢？应该多捶几拳才解恨呢？”在场的有人问道。
　　 “三拳就够了，我苦等他三年，三拳就足够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她含着苦笑问道。
　　 在场的都安静了下来，谁也没有做出猜测的答复，静等她的自问自答了。
　　 她把头扭向窗外看了看，回过头来说：“他说，就这样一个拐子，没脸见人咧！我说，咋咧？拐子就不能有爱情了嘛？非要等到50岁才来见我……”说到这里，她把一块西瓜皮狠狠地摔进垃圾桶里，显然有些激动。我赶紧递给她一瓶矿泉水说：“大姐，喝水！”她接过水瓶，并没有打开，双手攥着，紧紧地攥着。待她平静下来，有人开玩笑地问：“总算见到了，没有给他做一顿拉条子？”
　　 “唉，别提了，他听说我现在的老公是他孤儿院的同学，连我的家门也不敢进咧。他说，怕影响到我们。说说，都50岁的人了，能影响到什么？倒是我老公听说他来了，便拎着咱新和的卤鸽，还有两瓶穆斯莱斯去宾馆看望他了。”
　　 “你不怕他们两个打起来吗？”有人问。
　　 “那倒不会，他们是孤儿院的同学，只是那天夜里我老公喝醉了。”
　　 “呵呵，都是为你醉了！”有人接着说。
　　 “哎！这终究是没有实现的梦想！留在心里，是抹不去的记忆。但回想起来，还是美好的！”她笑着说，回头看着我不停地记录。她强调说：“这个嘛，就不要太详细了……哦，说了半天的话了，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叫王霞。”
　　 “王霞？就是媒体报道过的‘爱心妈妈’王霞？”我停住记录，抬头问她。
　　 “是的，她就是‘爱心妈妈’团队的发起者王霞，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们介绍，你们就被乡音吸引着聊起来了。”插话的是新和县文联主席杨垒。
　　 “哦，王霞姐，说说你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出于好奇，我急着问。
　　 “哦，那是我在温宿县红星小学上一年级的时候，班里就我一个维吾尔族学生。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总是一长串的。我便告诉父母，想起一个国语名字。父母同意了，他们让我去找班主任。班主任王老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问我，‘哪姓呢？’我说，跟您的姓吧。王老师想了想，随口道，那就叫‘王霞’。王老师还说，‘霞是很美的云彩’，于是，我便有了王霞这个名字。不管在什么场合，我都会自我介绍我的这个名字，以至于我的原名米合日尼沙•卡德尔只存在档案里和工资卡上，连父母也不曾提起。我得感谢当翻译的父亲，是他支持我走进国语学校。他告诉我，‘孩子，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必须要学好国语，才能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为国家建设做贡献。’我15岁那年，开始‘社教’工作。‘社教’队需要翻译工作者。通过考试，我和5名同学被录用。从此，我选择了翻译工作。父亲还语重心长地告诉过我，‘孩子，一定要准确无误的把党的方针政策翻译出来，宣传出去。翻译工作必须严谨、认真。’我凭借翻译的优势，走进国税部门，后来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都是学好国语为我打下的基础。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在那个年代，能把我送进国语学校，这不只是他的先见之明，还有他一份炽热的家国情怀，影响了我的一生。”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刻。地区文联主席杨萍看过几次手表，示意我该吃饭了。我不得不打断王霞姐的话题，告诉她：“王霞姐，我们先聊到这里，晚上，我们去您家，接着聊。”
　　 “啊？你们真的要去我家嘛？”她半信半疑地问。
　　 我肯定地告诉她：“真的，要去你家！”
　　 她立即起身说道：“那好，那好，我现在回家，给你们做抓饭，工作餐不要吃太多，留点肚子，尝尝我的手艺。”
　　 她起身的瞬间，我才发现，她拄着一根拐杖。原来，她的左腿是瘸的。哈力查木告诉我们：“她在最近一次献爱心活动现场，不小心摔伤了。”望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将要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处，我急忙赶上去喊她：“王霞姐，等等！”她回头问我：“还有事吗？”
　　 “嗯嗯，王姐，能不能告诉我马建军的联系方式？”
　　 她笑了笑说：“可以呀，我有他的电话，现在就告诉你。”她没有查看手机，也没有翻看记录本，一口气便背出了那11个数字。
　　 哈力查木扶她上车，她摇下车窗喊道：“你们一定来呀！，我给你们做抓饭。”
　　 和王霞姐告别后，我便急急地拨通马建军的电话：“你好！是马建军先生吗？请问你认识一个叫王霞的人吗？”
　　 “哦，我是马建军，你是哪位？现在哪里？”电话里传来甘肃河西走廊的语音夹杂着陕西的腔调。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才说：“王霞呀，我认识。她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不，现在是老太婆了。原来，她和我处过对象，后来，我成了残疾……”
　　 “你成了残疾，就不理人家了嘛？你可知道，人家苦苦地等了你三年？”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知道呀，她苦等我三年。她哪里知道我苦等她三十年呢？”
　　 “什么？难道你？”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有话，便问他。
　　 “哦，这个嘛，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一定要给我保密！”
　　 “没麻达，你一百个放心吧！”我努力地用着乡音和他套着近乎。
　　 他说：“离开新疆后，我的脚伤使我成了残疾，我就不想害了人家姑娘。工作了，别人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死心塌地的要跟我过活。我一闭上眼，总是王霞的影子，才觉得心里一直有她，就给那女子说，我的心里装着别人，你是挤不进来的，那女子听了我的话哭着走了。三十年过去了，我去新和县见到王霞的时候，知道她苦等了我三年，还狠狠地捶了我三拳。其实，我真的想捶她三十拳呢……哎，现在老了，老了，就意些了（圆满），谁也不欠谁的。人活一辈子，互相有个念想，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