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老桑树的树杈处，朱二娃叉开双脚站在上面修枝。他没有穿外套，外面是一件灰色低领毛衣，脖颈处露出一截暗红色秋衣领。
　　 冬季的磨刀河是干冷的，我没有戴围巾和手套，河风吹在裸露的皮肤上，让人忍不住地搓手跺脚。
　　 我站在路边缩着脖子看朱二娃剪桑枝，小的枝条一只手就可以，遇到稍大一点的，要用双手握住剪刀一起用力。
　　 冬至已过，霜重了，桑田里的油菜苗覆盖了一层霜匍匐在地上，看上去毫无生气。我问朱二娃，身体好点了没有。他手上忙碌着，“噗呲噗呲”的一阵脆响，剪断的桑枝落在树下，落在油菜苗上。他说，本来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睡不着觉，整夜睡不着，白天精神还好。他好像怕我不相信一样，又接着补充几句，中西医都看过了，连市里的三医院也去了，吃药就能睡，一停药又睡不着了。
　　 我站在路边，朱二娃在桑树上，他的妻子小玉在树下整理桑树枝，她把落在树下的大小枝条规整到一处，找一根长的桑条拦腰一拴就成一捆了，手脚麻利得很。
　　 市里的三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我以为朱二娃在开他自己的玩笑，哪里有睡不着觉去精神病医院的。小玉也怕我不信一样，站直身子看着我说，真的，连三医院都去了，也不管用，急人得很，我们回来的这两个月没有一点收入，每个月还要缴四千多的按揭款。
　　 我知道面对朱二娃的失眠和每一个月的按揭款，再好听的安慰都不起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说几句安慰的话。我说，身体那么好，没啥大毛病，好好调整一段时间就好了，房子都买了，大笔的钱都花出去了，小宝在成都也落脚了，莫着急。
　　 朱二娃还在仰起头剪桑枝，我没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倒是小玉用了欢快的声音说，那倒是，哪个不是一辈子为儿为女，小宝好过了我们就好过了。
　　 这就是一个平常的冬日周末，我回家看望父母，早上起来站在楼上看到对面的人家屋背上铺了一层白霜。冬至一过就数九了，这个川西北的小山村大多数的房屋又临河而建，河风一吹就愈发冷了。上午九点过，太阳有了一点淡红色的光在云层里若隐若现，没有带来丝毫的温暖。我没事可做就去田坝里走一圈，看到了修剪桑枝的朱二娃俩夫妻，听母亲说，朱二娃回来两个多月了，睡不着觉也不敢上高架，只能回来治病。
　　 朱二娃两口子都是辛苦的手艺人，在建筑工地上，一个绑钢筋是大工，一个和水泥当小工，在外打拼了很多年，想的是好好供儿子小宝读书，只要小宝把书读出来了，他们也就能轻松一点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朱二娃真的会在成都买房子。好几年前春节在一起闲聊，那时候，小宝还小，朱二娃在老家刚修了新房，他还和很多外出打工春节回乡的人一样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裤。我摸了摸他身上穿的皮衣，开玩笑地说，真皮哦，出去这么多年了，肯定挣了不少钱，是不是准备给小宝在城里买套房子。他大声说，啥子？城里买房子，那么贵，你把我宰了，骨头车成纽扣，一起卖了也挣不到那个钱啊。
　　 和很多父母一样，朱二娃就想着挣钱供儿子读书，一级一级地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接着是稳定的旱涝保收的工作，不再如他一样做一天才有一天的钱，没事做了闲一天心慌一天。
　　 我曾经笑过朱二娃，懂事晚了，当年如果他像现在这样懂事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就不会在某个城市的建筑工地上站在高高的楼顶上绑钢筋。
　　 我和朱二娃是同学，他的父亲在村里是个杀猪的匠人，杀一头猪收几块钱再吃一顿，日子在村里比起来算是上等人的生活。家里日子一好过，心里很少有努力读书走出去的想法，这一点，是我和朱二娃少年时最本质的区别。
　　 忘记了朱二娃具体是哪一年不再读书的，如果我要回忆，很多细节都停留在初中未毕业的阶段。
　　 我记得好几个暑假开学前我们一起去后山砍竹子，扎成扫把当清洁工具带到学校去。后山长满了杂树，也会遇到青色的黑色的有花斑的不一样的蛇。朱二娃走在前面，用手里拿的砍刀开路。有一次，他还捉了一条小青蛇凑近了给我看，我吓得又叫又躲。后山还有一条牛踩出来的大路，我和朱二娃放假时早晨一起放牛，下午又一起去收牛。有时候，牛不见了，满山地找，听到牛铃叮当响了，朱二娃让我呆在原地不动，他去赶牛。他扒开树枝杂草，一个人顺着牛铃铛响起来的方向走去。一回忆起这些细节，我的脑海中会有那座山，那条路，那些拴了铃铛的牛，还有那个穿遮了屁股的宽大衣服，袖子挽到手肘以上，有一张笑脸的少年。记忆里就是没有语言，我们交流过吗，关于上学、成绩、未来、理想之类的话题？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应该没有吧。
　　 村里人都认为朱二娃应该接他父亲的班，将来也做一个杀猪的匠人，挣钱，吃得也是满嘴冒油，他的将来似乎是令人羨慕和毫不费力的。他不再读书似乎也没有什么可遗憾，就连我的父亲，一个乡村教师，也会在家里面对两个哥哥不认真学习时吼几句，球本事没得，还不晓得好好读书，你以为你是朱二娃，以后靠杀猪的手艺就养活得了一家人。
　　 于是，朱二娃究竟什么时候不再上学，没有多少人会在意，我也是在初中快毕业了，听说朱二娃的父亲生病了，才猛然想起朱二娃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他了。
　　 朱二娃的父亲得病的地方在肝部，医生说，肥肉吃多了，肝子上长满了油。我家宰猪，请的匠人也是朱二娃的父亲。等到猪宰了，内脏清理了，一头猪分成两半用铁钩挂起来，朱二娃的父亲首先拿尖刀割一挂最好的猪屁股肉，还连着猪尾巴，交给一边等着的母亲，说，火烧大点，这么新鲜的肉，几锅铲就好了。等到猪肉分割完装在箩筐里，朱二娃的父亲坐在桌子上，我就端了一盘又一盘的菜出去，肥肉炒蒜苗，瘦肉炒木耳，泡姜炒猪肝，蒜粒炒猪腰，那香气不晓得要飘出去好远。遇到春节前，一天要宰几头猪，每一户人家都要准备一顿这样好吃的菜。这样的朱二娃父亲很令村里人羨慕，哪个男人能有这样的好日子，呆在村里就能挣上钱每天吃上肉呢？
　　 但是，朱二娃的父亲生病了。一旦生病，村里人的话就变了味道，都说，这个病是吃出来的，随便哪个天天吃肉，肝子上也要长满油。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记得，饭桌上，我们一家人吃的比朱二娃父亲吃的多，一年能敞开肚子吃肉就只有宰猪这一天了。他的筷子就靠在盘檐边，只有在我父亲母亲一再殷勤地劝说下，才拿起筷子挑一点菜放进嘴里。
　　 以上的内容我对朱二娃说过。我周末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朱二娃，他刚从市上的医院回来，提了一口袋的药，中西药都有。他说，他父亲天天逼他出去找医生拿药，只要听到一点消息，说某个地方的某个医院看这种病拿手，他的父亲必定会喊他去，动作慢了就骂，就是死了也要把挣的钱花光。那时候，朱二娃不过十五六岁，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悲喜。我和他在那条黄泥巴路上遇见，记得那时刚下过一场雷阵雨，路有一点滑，我们眼睛都盯着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说，人家都说这个病是因为吃多了肥肉，他宰了那么多猪，吃的肉确实多。我说，不要信那些，不吃肉还不是一样生病，再说，你爸爸吃肉不得行。
　　 忽然就说到我了。我脚底下一滑赶紧一把抓住路边的树，嘴里骂了一句，这个烂路！朱二娃说，你肯定不会当农民，你以前就说过这话。我很惊讶地问他，我说过这话吗，我怎么不记得呢？他说，你说过的，你说你不喜欢稀泥巴烂路，不喜欢晒太阳，不喜欢放牛，不喜欢鸡屎牛屎。我边听边笑，朱二娃也笑，我们一起笑的时候肯定都忘记了他那个生病的父亲，只有单纯的快乐了，好像又回到了我们一起砍竹子一起放牛的日子。
　　 其实，我并不知道朱二娃少年时是否过得开心，他那一次的笑我记得最清楚，我内心里对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有点可怜，又不全是可怜，关心是肯定有的，心里想，如果他父亲不在了他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朱二娃从他父亲去世那一天，不，从他父亲生重病那一天开始就长大了，他成为大人比同龄的我提前了五六。那一场病改变了一个家庭所有人的命运。朱二娃父亲走后不久，他的母亲就改嫁去了外乡，姐姐招了女婿成立了新家，原来的家就剩下朱二娃一个人，而曾经存下准备修新房娶媳妇的钱也在他父亲一次次地住院和一包包的药中消耗殆尽。
　　 村里人又都在替朱二娃担心，真是造孽，算得上是孤苦伶仃了，哪个给他建新房，哪家的姑娘又会嫁给他？
　　 日子是一天一天地在过，但是日子也不会把所有的事都串联起来，清晰地呈现每一件事情的始末。外出读书外出工作的最初那几年，我和老家是割裂的，每次放假回家都是蜻蜓点水一样呆上一两天就又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和村里的人礼貌而疏离，甚至，有些人的姓名我也喊不准了，很多人在我的生活中隐去了踪迹，我们相互看不见，朱二娃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我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会主动想起这一个人。过了好些年后，我看见了朱二娃在田坝中间新建的三间瓦房，屋里有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骑着三个轮子小车的小男孩，我才知道，我们都成为了真正的大人。
　　 朱二娃最终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村里的宰猪匠人。老家田地里多桑树，养蚕是村里人每一年最重要的事，一年两季或者三季的蚕茧带来的是不少的收入。桑树还没有嫁接，都是老品种，有着粗枥嶙峋的树干和旁逸斜出乱糟糟的树枝，每一年的冬天，田地里都是给桑树修枝的人，剪刀剪下枝条“噗呲噗呲”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清晰又清脆。朱二娃居然成了村里的养蚕大户，他养的蚕不容易生病，结的蚕茧又白又大，别人养春秋两季，他养春夏秋三季。后来有了另一个女人的加入，借了一些钱重修了新房。
　　 我所记得的农村，每一辈人最受人尊崇的就是修新房，只要一听说哪一家新修了房子，后面议论的人连口水都是羨慕嫉妒的味道。媒人做媒，房子也是第一条说出来颇显家底的硬件，某某家条件好得很，刚盖了新房子，嫁过去享福哦。我们家也修过一次新房，我母亲说，那一年她脱了一层皮。
　　 朱二娃盖新房应该更辛苦，没有人帮衬一点，他可能要脱两层皮。
　　 没有哪一家人修房理屋不贷账。房子修好后，朱二娃带上一家人外出加入了打工的队伍，继续靠养蚕卖茧已经不能发家致富了，要是快要结茧时遇到一场病，蚕全死了，一分钱也没有，那就白忙碌了。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大致分为两拨，一拨去新疆，一拨去深圳。朱二娃都去过，哪里工价高好拿钱就去哪里，每一年春节遇到短暂的几句话都在说他儿子小宝，他说，必须要把小宝的书供出来，不能再走他的老路了。
　　 朱二娃是羡慕我的。有一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村，朱二娃和小玉过来向我打听孩子读书的事，说小宝读初中了，他们想让他留在县城里读书，跟他们一起东晃西晃的书也读不伸展。小玉看着我说，还是你们有稳定工作的人好，看起来都要年轻好多，你看我们朱二娃，你们还是一年的，他看起来就像个老头了。我看了看朱二娃，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脚上的棉鞋也是新的，就是那张脸说不出来的沧桑，抬头纹特别明显，伸出来烤火的双手更是黑而粗糙。在建筑工地讨生活，还是在高楼上绑钢筋，风吹日晒的，不能这样还能那样呢。
　　 我带小宝去了我工作的学校，交给了一个最严格的班主任，我板着脸告诉小宝，我和他的父亲是娃儿朋友，要是他在学校不听话不好好学习，我是要替他父亲管教的。小宝胆怯地看了我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嘀咕了一句，晓得，爸爸给我说过。
　　 小宝不是个话多的孩子，周末来家里吃饭，吃得很快，吃完就走。我总是暗暗地拿他和他的父亲做比较，朱二娃在这个年龄是开朗的，话也多，只是再过两年就遇到家庭的变故了。人的年龄一涨，见识经历一多，知道很多事不可预知，担心的事就多了，我期待着朱二娃夫妻在外打工平安，小宝能顺利地考入市上的高中。
　　 那几年，朱二娃好像挣了不少钱，每一年回来都会给老家的房子添置一些东西，二楼也盖上了，就连紧挨着房子的猪圈也收拾得宽敞明亮，房屋前后种了观赏树和一些花草。他说，都给小宝留着，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只是后来，村里吹起了一股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县城里买房子，这样一样，成本就比在村里自己修房高多了。在县城里有一套房成了村里人相互之间聊天、摆龙门阵最能镇得住场子的谈资，哪怕你在村里修的新房再宽敞再漂亮，只要人家轻轻一句话“我们在县城刚买了一套三室两厅”，就像飘在空中的气球被戳了一个孔，泄气了。而年轻人的婚嫁，城里有房又成了新的硬性指标。
　　 小宝的成绩越来越好，朱二娃的担心越来越大。他原以为小宝能在家乡有份稳定的工作，家里还有现成的房子，生活会过得很好很轻松。小宝初中一毕业果然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这就意味着只要小宝不中途叛逆得很厉害，回乡甚至回县城都不太可能了。
　　 村里在县城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那些初中都没毕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在父母的帮助下在县城里有了房子。朱二娃开始慌了，他说，这些年挣的钱都花在村里的房子上了，账是还完了，就是给小宝准备读书的钱，看目前这个现实，还要准备在县城买房啊，那还要脱几层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