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村里的三麻子，还能忆得起来的，全是六十多年前，我孩童时对他的印象。而能记住他，大多因为他的名字有趣儿。他身材瘦小，正当脸排着密密的大麻点，村里人便喊他三麻子。
　　 在我们孩童看来，三麻子就是他的本名。文革开始那年，大破四旧，有人从收缴的破烂堆里，拾得一本我们张氏的族谱，原来，三麻子也是有他的正规姓名的，他叫张培三。“三”是他的排行，他数上理应有哥或姐，可是，我们所见，他从来都是孤身一人。“培”字是他的辈份，按我们张氏“惇大培元玉，为善胜业昌”的辈份排序，他的辈份算很高的了。家族里，不管年龄大小，人们都是按辈份来称呼的。如某某爹（老家管爷爷辈叫爹爹），某某伯，某某叔。唯独对三麻子，人们皆以他的绰号直呼。比他辈份高的，呼他三麻子，他笑着应答。当我们这些孩童，且辈份又低的，也呼他三麻子时，他会很不乐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人过四十，还未讨上女人，光棍一条，所以，他很忌讳别人说他“麻子”、“光棍”，就连“麻”“光”这样的字眼他都很反感。也有人改口称他“三广林”，这就算是对他的一份尊重了。
　　 我们孩童觉得“三广林”这名字好玩，便时常来到他家门前，齐声高喊：“三、广、林！三、广、林！”这时，他会高高扬起右手，做出要揍我们的样子。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吓唬我们的。他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滚！”随后，又跟我们做个怪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他的屋子很小，两间。一间算是堂屋，另一间上下一隔，分成卧房和厨房。紧贴堂屋正面墙，有简陋的神柜神龛；堂屋中间摆一方桌，三条长凳。生产队成立的时候，村里家家入了社，唯独他，单干户一个，开一小杂货铺以维持生计。于是，东边的墙壁上，便支起几层隔板，摆些油盐酱醋，烟糖瓜子，麻花喜饼之类。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他家就在我家西北，算是近邻。一大早，他赶集已打了回转。路过我家门前，打货的竹篮里，若是有白米发糕，他便拿出一块来，塞到我手上。奶奶高低不让我收下，或者说要付他钱，他总说：先赊着，先赊着。”次数多了，奶奶一定要付钱，他说：“老嫂子，您还当真啦，小孩子家，几块发糕算个么事呢。”
　　 我常去他家包盐或打酱油，必经一段幽草丛生的小道。那天，见一条大青蛇盘在路当间，我“啊”地一声大叫，“蛇！”惊恐得厉害。三麻子闻声，连忙说，“别动！别动！”随即操起铁锹，还没有等他凑近，蛇就溜到草丛里了。事后，三麻子告诉我，“有草的地方，走路要小心。见到蛇了，只要你不招惹它，它是不会咬你的。”
　　 打那以后的几回，我从他家出门，他总是站在门前目送着我。后来，他索性把路两边的荒草铲平了。
　　
　　 二
　　 杂货铺开起以来，三麻子的生意也还说得过去。有人以为他就是一赚饱了的闷财主。他家西南住着嵩青叔一家。嵩青叔人高马大，人称嵩大块头。一天夜里，嵩大块头出后门小解，忽听三麻子家的墙壁有声响，两个人影在那里鬼鬼祟祟。嵩大块头几步上前，一手抓一个，将两个小毛贼逮个正着。原来，他们已将三麻子家的芦苇壁子掏出了一个大窟窿。事后，三麻子以大鱼大肉犒劳嵩大块头。谁知打那以后，嵩大块头总是以功臣自居，常到三麻子那儿蹭酒喝，每当他假意儿要付账时，三麻子总是拿不下面子，便说：“先赊倒，先赊倒。”嵩大块头便扬长而去。久而久之，只要嵩大块头不说还账的话，三麻子便只字不敢提欠账的事。
　　 因势单力薄，三麻子常吃这样的闷亏。年纪不大的他，当门牙还缺了两颗。听说是年轻时不忍别人叫他“麻子”，他奋起反抗，结果，却反遭一顿痛打。打掉牙的事儿，多多少少，令他积下了一些人间怨气，也对好多事情甘愿认怂了。
　　 文革开始了，不用说，三麻子是第一个挨批斗的对象。谁叫他非要单干的呢？这不是明摆着跟集体对着干吗？所谓批斗，通常是将纸糊的高帽子，写上“打倒资本主义分子张培三”的字样，让他戴上，然后，革委会的人一阵敲锣打鼓，一阵口号，“打倒张培三！”如此轮番，押着他在村里周游一圈，也就放他回去了。
　　 打那以后，他的情绪变得坏起来。每天晚上，他必酌一顿小酒。先用二两的竹筒提子，从他卖酒的坛里，打上一提，喝着喝着，情绪上来了，再加。有时候喝得酩酊大醉，脸上的麻子涨得通红，话便多了起来。若是有我们几个小孩围观，他便故意抿一口酒，衔在嘴里，好半天才作一个咽吞状，便开始装起疯来。嘴里骂骂咧咧：“什么主义不主义？老子一不偷，二不抢，老子就是这个主义！”“什么东西？还骂老子光棍，老子明儿非弄个女人你们瞧瞧！”骂过一阵子，他像是取得了一场斗争的完全胜利，便心安理得。遂将盘中剩下的兰花豆分与我们，一人一颗，打发我们走后，便关门入睡了。
　　 后来，大队有了代销店，三麻子的杂货铺不让开了，他得另谋生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三麻子总有自己的招数。村里人多爱玩纸牌“上大人”，可市上根本没得卖。他便自己学着做“上大人”。他将整张大薄纸一层一层糊起来，制成正反红白两色的厚纸壳，又从旧牌上把“上大人，丘乙己”之类的字一一蒙下来，用硬纸刻成模版，再用油漆刷印成红色或黑色的字，再打上桐油。他还用木板做成模子，把裁成条的字条，靠上去一剪，一张标准大小的纸牌就成了。他做的纸牌艰硬耐磨，手感光滑。十里八乡得知，常有人登门购买。这收入，也不比他开杂货铺差。可是，好景不长，有人说“上大人”属于四旧，大队革委会便将他的纸牌全部没收了。
　　
　　 三
　　 谋求生计，三麻子似乎有着天生的机警。那些年，家家户户供的菩萨都当四旧销毁了，神柜上空荡荡的，有人从城里买回伟人的石膏雕像，放在供神的牌位上，填补了空位，看起来也很得体。三麻子想，要是自己会做石膏像，一定不愁卖，钱，有的是赚的。
　　 他起了个大早，来到镇上满街寻找，终于看到一家店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伟人石膏像。店里有人正往模子里倒着石膏浆，一小会工夫，便取出一个漂亮的石膏浮雕头像。他装着要买的样子，一个上午呆在那里不走。之后，他托人牵线，把那人请到家里，酒肉招待，讨教翻石膏像还有制石膏模的技巧。不多时，他的石膏像做得有模有样了。
　　 三麻子做石膏像的确赚了钱。有人眼红，向大队革委会告发了。革委会派来几个人，三麻子吓得直打哆嗦，以为要没收他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成品。来人一看，圆盘似的浮雕头像，还有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半身人像，伟人的形象惟妙惟肖，实在挑不出毛病。再说，他这是宣传伟人，大体说得过去，来人转身走了。
　　 三麻子逃过了一劫，以为可以放手大干起来，谁知，他那张好说风凉话的嘴闯下了祸。那天他正喝着小酒，游手好闲的五癞子闲逛到此处，冷不丁地来一句，“三麻子，你胆可不小，你咋把伟人一个个地捆绑起来了呢？”三麻子往案桌上一看，可不是吗，这些半身伟人雕像，一个个，他们的手都是向后背着的，可不像是捆着的么？他随口应了一声，“嗯，还真是捆着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三麻子公然诋毁领袖的话语很快传开了。
　　 革委会又来人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人带走了。革委会的一套，三麻子早就领教过，他便自己安慰着自己，不就是戴上高帽子，在村里周游一趟么？顶多半天工夫就回来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比游街好多了。革委会将上了捆的他，系在村小学前的一个小树林里，他风吹不着，日晒不着。捆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让他能吸上烟就行。下课了，围观的小学生们，挤得满满的。他不时地从兜里抠出一支烟来，用受限制的手点上，然后，吞云吐雾。那洋洋得意的样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人不乐意了。不一会，来了几个壮汉。“听说你还很得意？”“叫你得意！叫你得意！”几个人连推带搡，他只得陪着笑脸；又用脚踢他，他还是陪着笑脸。壮汉们走了，他确认已经走得很远了，便自言自语地念叨：“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这老儿郎。倭倭来,不要慌,我自戚爷会抵挡。”这一下，他没有笑，他流泪了。
　　 晚上，他又喝起闷酒。一盅下来，脸上的麻子又红了，想起白天的事，他依然只能是安慰自己。心想，只当是被儿子打了。便自言到：“什么东西？还敢打我，敢打你老子，畜牲！”随后，又大喝一口酒。我们又是哄哄一笑。好多年后，我忆起此事，觉着这话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哦，正是鲁迅先生的《啊Q正传》，里面的阿Q被人打后就是这么说的。莫不是三麻子也读过此书？不可能。他除了认得纸牌“上大人”里的那些字，别的一无所知。巧了，难道说，他们这些人都会使用心理胜利术？
　　
　　 四
　　 有一年，生产队扩建队屋。砖不愁，是社员们和泥搭坯自己烧的。就缺瓦。生产队四处筹措资金。有人出主意，找三麻子借。也有人说：他哪有钱？别看他整这整那的，他那点钱，还不够贴那个女人的。三麻子家出后门，便是江汉大堤，翻过大堤就是一个渡口。别看渡口小，早晚忙得很。因村南二里，有一小镇，河那边的人只要过了河，几步路就到集市了。所以，过渡赶集，人来人往，颇为热闹。有人见过，河那边一寡妇，一大清早的，从三麻子家出来。开始，以为她是赶集的，只是顺便上三麻子家买东西。后来，有人见此女人出入频繁，且来三麻子家时天还未亮，便猜疑到，兴许是跟三麻子睡过一觉，再假装赶集去了。因此，有人便说，三麻子那点钱，早被女人哄走了啰。还有人说，他这人，连社都不肯入，怎肯借咱们钱？队长抱着侥幸心理，还是登了他的门。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三麻子爽快地拿出300元，并表示不用再还。说是自己没有入社，欠着大家的，这就算是给生产队还个人情。300元，在六十年代，可算得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七十年代初，我参军入伍，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收到有关三麻子的趣闻了。天长日久，在我脑海里，他的存在，也渐渐地不存在了。
　　
　　 五
　　 时间过去了好多年，村里决定盖我们张氏祠堂，动员各家各户捐款。那一年秋天，我回到故里，新盖的祠堂前，张贴着一张大幅的功德簿，无论捐资多少，捐者皆榜上有名。一个人的名字留住了我的目光，张培三：200元。我楞住了，好半天，哦哦，我终于记起来了，这不就是三麻子么？我便向乡亲们打听的他情况，乡亲们都说，怕是他的骨头渣滓都烂光了。说起200元钱的事，有人告诉我，三麻子死后，生产队要处理他的屋子，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小匣子，里面有8斤粮票，5尺布票，还有200元钱。生产队便将这些一并充了公。这回盖祠堂，村里就算他个人捐款200元，便在功德簿上记了一笔。
　　 我又多方打听，问及他哪年生？哪年死？怎么死的？埋在哪里？却始终没有一个一致或肯定的说法，皆是“大约”、“大概”、“可能”、“好像”之类。
　　 十一月的乡村，已显出一些萧瑟之感。一只大雁飞过头顶，留下短短的一声鸣叫，随即消逝在云天里。
　　
　　 （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