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曰:
　　 穷莫忧愁富莫夸，谁是长穷久富家。
　　 珊瑚渐渐堆成岛，石头慢慢要风化。
　　 长城本是秦家修，修好缘何给汉家。
　　 加减乘除说命运，命运原来自己拿。
　　
　　 这八句歌词乃是桐乡茅桐先生所作，为叹天下《易》理嬗变终逃不脱物竞天择的藏数。至于七国并秦、秦裂楚汉、汉祚分三、三归于晋又一分为二者，内中贯穿一轴天理。就拿闻喜西湖医院来说，自１９４９年立业至今，渐次兴隆，谁晓得延至２０世纪末年，地轴断裂，竟至塌出3000000的三数一串的窟窿来，开始割地赔款，因赖税又导致账号冻结，西湖医院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地轴绝，天脊裂，谁焊接？不曾想却在一个从事心血管研究的内科医生手里，经过五年的“溶栓释稀”化疗使其康复并开创河东二甲列强之首的历史新纪元。１９９５年大年初一日，在护士张永爱一人的配合下，心外持续按压１０８分钟后，将心脏停止跳动三分钟的她拉回“奈河桥”的阳世间。她是谁？一会您就认识了，她如今扛起锄头，还能在责任田里播种、耘耕——三颗红枣，二钱甘草，这是引子，引出这篇演义来。
　　
　　 上篇
　　 电流嗡嗡，声声告急
　　 但这是急的事儿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岳军区三分区在闻喜南垣堡尔头村扎了一所医院，叫做“战地医院”，战地医院只有外科，外科医生也叫“拿刀的”，拿刀的在八路身上专干掏弹头、剜弹片的事。那些“拿刀的”军医们颇得白求恩手艺真传，所以堡尔头医院是“入死出生”的地方。延至解放战争后期，该院搬入县城，扎在马号楞解家大院里，改称“政民医院”，用边区的冀钞作费用，半年后迁至老西街３５号，医院扩大了，有了内科，内科医生也叫“拿听诊器的”——“一个听诊器，三把手术刀”，是说闻喜“政民医院”已有四个医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这所医院由地方政府接管，挂起“闻喜县卫生院”的牌子。１９５１年移到城南，也就是如今城关医院的地皮上，至１９５８年迁到西湖之畔，改名“闻喜县人民医院”，划地３２亩，因与西湖照面，俗称“西湖医院”。西湖医院拥有土木结构的山东马架房子８５间，布局规划为一个大“十”字，横的一排是门诊房，纵的一排是住院部，房前屋后，遍植杏树，杏树得露，蔚然成林，医院增了妇科、五官科、骨科、口腔科等２３个科室。医疗器械有了３０ＭＡＸ光机、显微镜、心电图、防保冰箱及四孔无影灯一盏、手术床一张。可怜人才青黄不接，就招了一批乡村医生以实其中，短期培训，坐诊号脉，人称“半卦医生”。这一代院长是一位老红军，名叫郭富昌。从西湖医院的“家谱”上看，第二代院长是一位老八路，叫任东轩；第三代院长是从四纵野战部队转业下来的团政委李景星；到第五代传人李永昌手里，医院有了７０ＭＡＸ光机一台、电子显微镜一个、七孔无影灯一盏……传到第九代李全忠手里，毛主席培养的一代赤脚医生将西湖医院推向强盛。“赤脚医生向阳花，人人见了人人夸，小小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在这支歌曲的旋律里，西湖医院这只丑小鸭的胎毛渐渐褪去，她该长成一只大鸭子了吧，然而，不对，她好像影影绰绰地露出了一点天鹅的胚子的意思来。到第十二世，传位给一个名叫赵志斌的“拿听诊器的”内科医生手里，做出几件事儿，倒是值得一记。
　　 那赵志斌祖居河南宝封府，在黄河淹了九省三百县的光绪末年，他的爷爷担起那副“河南担”将他担到东镇人民公社东干庆大队落户。本地人看不起“外路人”，但这个“外路人”却有头有脑，好学上进，中学毕业后当民办教员，却喜读医书，露出天赋，逐渐成了半个民间赤脚医生。在毛主席给赤脚医生穿鞋的那一年，他这个“半卦小赤脚”考进山西长治医学院，经过三年的“镀银”修炼，披了一件洁白的白色外衣，脖项上挂了一个听诊器，脚上穿了一双打着补丁的解放鞋，走进西湖医院，装模做样地坐在了内科门诊医的座位上。
　　 然而，刚坐下，出事了。
　　 时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０日晚８时４０分。
　　 从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０日晚８时４０分开始至第二天凌晨5时３０分，那8个小时５０分钟将西湖医院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一段辉煌。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０日晚８时４０分，西湖医院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话铃声。那时的电话是手摇机，对方的心情能从铃声的急促缓慢里听出来。院长李全忠拿起话筒，还没说“喂”，只听里头就喊:“董强华！我是董强华！刚刚接到阳隅公社报告！大张大队人畜中毒！牲畜大批死亡！社员大批病倒！请你派医务人员火速赶到大张村！”……要求院长亲自守在医院办公室，不得离开电话一步。
　　 此时内科坐诊的只有那个刚镀上白色外衣的、刚穿上补丁解放鞋的“小赤脚”，其它几位内科医生到中条山石门公社巡回医疗去了。槽上没马怎么办？槽上没马驴支差，李全忠命那个新来的叫做什么斌的说:“你给我火速奔赴大张村！”然后摇电话到石门公社，速调副院长李迎林等人火速回院，石门书记回答说:“他们到西坪村去了！”
　　 大张出了事，石门书记跨上自行车，连夜赶往西坪村，远远望见学校树林的缝隙里透出一线光亮，原来李迎林师徒几个拿了三个手电筒，正在学生的课桌上给山民张雨来做阑尾炎切除手术……石门书记虽十万火急，但又不敢打搅，在外头转圈，在外头搓手，在外头踱步。
　　 ………
　　 那个叫什么斌的背起红十字医疗箱，奔赴大张村，刚到村门口，被一个汉子挡住去路，先喊共产党万岁！然后说“小医生同志！快到我家去！老婆正抽风！眼看不行啦！”那小医生破门而入……看那病人，嘴唇青紫，四肢痉挛，头晕，恶心，呕吐，脸色紫酱，抽风，但不发烧——不发烧可以排除传染病……这是什么症状？莫不是奴卡氏菌？因与土地打交道者易染此症，或许是螺旋体病？抑或是炭疽病吧？要不是？……？？？……忽听大街上救护车的尖叫声进村了，是运城地区人民医院来人了，地县畜牧局、防治站也来人了，兽医看兽，人医看人，随后又有几辆救护车闪着“碗碗灯”哭丧一般哇哇哭喊着奔进大张村，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了一群又一群。起初认为是急性传染病，凡进村的医生、干部都戴了白口罩，白口罩上喷了酒精，使大张村里白色恐怖。外村人不知大张村死了多少人，穿白戴孝的满村是，他们在学校教室召开“诸葛亮碰头会”，根据判断和分析，有人认为是副伤寒，有人认为是急性布氏杆菌传染病，有人认为是沙门氏菌属感染（Salmonellosis），因为它的传染源来自畜禽，一个环节发病，就会人畜并发，临床表现则是恶心、抽风、四肢痉挛，但不发烧……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不能确诊。
　　 ………
　　 那个叫什么斌的根据症状反映，排除再排除，否定再否定，终于在浑浑浊浊的医海里托起一块石头来:
　　 “氟乙酰氨！”
　　 他告诉喊“共产党万岁”的那汉说:“先给病人灌点醋。”红十字箱里有冬眠灵和杜冷丁，敲开两支，给她打上，然后奔入各家各户。他一步一个踉跄，一步一个智慧，思维的才智朵朵开放，开放的思维闪闪发光，连跑带研究，到饲养房看牛，到猪圈看猪，到羊圈看羊，却是先死黑牛，后死黄牛，先死反刍的，后死胃动的……同样这种毒，中国人和非洲人因皮肤不同，死亡时间不一样……反刍类动物有百叶，而百叶易受氟乙酰氨侵入，胃动类的可推迟５—６小时……根据这个现场判断，可以确诊是氟乙酰氨中毒，他闯进学校教室的“诸葛亮碰头”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医生在门后那个土炉上一指，示意他坐在那里，听地区医生分析病情。
　　 医院的等级是森严的——实习医要听驻院医的，驻院医要听主任医的，县级的要听地区的，地区的要听省里的，省里的要听北京的，北京的要听教授的……这个“清规”和“戒律”成了医疗行业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规矩在白领垒起的金字塔上一阶一级地排列着，形成了医院的特有的“阶级成份”，没有谁去打破过。但初生的犊子哪里知道老虎是干啥吃的么，只见他插话说:“不对！是氟乙酰氨中毒！就是老鼠药！是第二代老鼠药！不是你说的Ｓalmonellosis！Paratyphoidfever！”
　　 全屋的人扭过头来，许多双眼睛射到门后土炉上的那个发话的小犊子，大家看了看那张娃娃脸，又慢慢扭过头去，继续听Ｓalmonellosis和Paratyphoidfever去了，那娃娃医生的头在“诸葛亮碰头会”上被重重地碰了一家伙。
　　 忽然院里大喊，是大队书记张正娃和民兵连长张生林进来了，进门先喊共产党万岁:“耕牛死了２５头，卧了１０７头，嘴上全挂白沫，骡马全部卧槽，死了１２头，鸡死了一堆，兔娃死了一堆，羊死了一堆，全村５８７口人放倒４２５个，家家户户睡了一堆！”民兵连长张生林正一堆一堆地说哩，忽然双手乱颤，嘴冒白沫，眼往上翻，噗的倒地，成了一堆。
　　 县长董强华来了，副县长李胜荣来了，县委、政府及公社干部一大群人都来了，运城地委副书记段书香也来了。
　　 问:“这是啥病？”
　　 门后头，土炉上，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小犊子跳出来，喊道:“是氟乙酰氨中毒！也就是老鼠药！第二代老鼠药！全村人畜同饮一井水！致使全村人畜中毒啦！病源在井里！”他指着桌上的茶壶、暖水瓶发命令道:“立刻全部给我倒掉！不准饮用！”他声高八度，发出第二道令:“立刻停止饮用大张村的水！”——门后头冒出来的这号令，像一条憨棍打出来，打得满屋人愣里愣怔、直眉瞪眼，但他的“令”，却没有人去执行——“是儿置身于火炉上，怕是给烧的说胡话了吧。”
　　 董强华问那个从火炉上蹦出来的“是儿”说:“那拿啥法治？”
　　 “乙酰氨！董县长！请求你快快下令！急需两千支乙酰氨！要是耽误了！大张村人就死完啦！”又说:“那民兵连长急需打冬眠灵和杜冷丁，再迟一会，他就要死啦！”没等董强华首肯，他就敲开两支，戳进民兵连长的屁股里，又端了半碗醋，拧住耳朵灌进去。
　　 董强华问地区医生:“他说得对吗？”
　　 这是责任关天的事，在没有化验单为凭做证的情况下，很难定论对与不对。医学上的“对”与“不对”是没深没浅的。他们建议:马上提了水样到运城或太原化验。
　　 正所谓慌人没有真主意吧，董强华下令:“快到西湖医院给我取那个……就是这个小医生说的那个……氨！”
　　 小医生说:“董县长！这是一种冷药！是特种药！西湖医院没有！肯定没有！”
　　 “换一种能行吗？”
　　 “不行！非乙酰氨不可！”那小医生说得斩钉截铁。
　　 董强华跑到阳隅公社摇电话告诉县委书记周明山，周明山守在县委电话机旁，早就命邮电局长到电话总机房值班，保障线路畅通。听说非乙酰氨不可，周明山以闻喜县委的名义摇电话到运城地区卫生局，卫生局询问全地区１３县各个医院后，回话闻喜县委:
　　 “那种药叫‘乙酰氨’，不叫‘非乙酰氨’，这种药运城没有，建议询问侯马、临汾。”
　　 那时的电话不是如今的直拨话机，而是一站一站往前转，打一个长途要经过许多总机插头，若一个插门里有插头占线，占线的长途就打不通，若有一个插头插不好，这个长途也打不通，所以打不通长途是正常的，打通了长途是希罕的，尤其是民用电话，所以那时常打“电报”、“加急电报”、“特急电报”或挂“特急电话”，有时动用“军用电话”。
　　 加急电报、特急电报、武装部军用电话都用上了。
　　 侯马回话了:“没有这种药！”
　　 临汾回话了:“没有这种药！”
　　 太原回话了:“没有这种药！”
　　 济南、郑州、石家庄……:“没有这种药！”
　　
　　 此时已是4月20晚10点15分了。
　　 电话打到陕西省，陕西省邮电总局话务员——西安市优秀共青团员查宝莉拿起话筒:“喂，请问……”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闻喜县委——！我们这里大批社员中毒——！急需二千支乙酰氨——乙！酰！氨——！”
　　 查宝莉楞了几楞，然后操起标准女中音问:“啥？你是文水县？！就是刘胡兰的那个县？”
　　 周明山答:“不是！是闻喜县！新闻的闻！喜欢的喜——！”
　　 查宝莉明白了，答:“我立刻拨打全国医院、制药厂、药材公司！十分不行，我拨打国务院！拨打党中央！拨打毛主席！”那时候毛主席早就弃世了，但她还是那么说。
　　 西安市优秀共青团员查宝莉那双纤纤细手，力托千钧，电流嗡嗡，声声告急，广东、广西、四川、北京、南京、福建，拨了８省６２个单位……拨了一圈没结果，又拨回陕西省，拨醒了正在沉睡中的西安市长张铁民。这张铁民人称“黑锅市长”——他在西安见一老汉背着一口黑锅骂街，原来老汉买了一口漏锅，背了三十里找商店，商店不退不换，张铁民说:“来，我背锅，你认门！”从此，人皆呼其为“黑锅市长”，那“黑锅市长”张铁民命话务员查宝莉:你扛起张铁民的这张黑铁牌牌给我拨！拨！拨！终于在西安民生特种药品制药厂找到了乙酰氨。西安民生药厂听说黄河对岸的闻喜人民需要这种药，立刻开库，装上汽车，司机打开油门，只等一声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