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初，曹操攻居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少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这里记录的是，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军攻破袁绍的老巢邺城，曹丕进入邺城后，率兵进驻袁绍的府邸，他发现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长得非常漂亮，便把甄氏纳为夫人。之后，曹丕就住在了邺城，与孔融、王粲、陈琳等七人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史称“建安七子”。在建安七子中，孔融的岁数较大，知道曹丕霸占甄氏为夫人后，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符合他的老祖宗孔子所倡导的礼法的行为，便写了一封信给曹操，说是从前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时候，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给了周公。曹操读了这封信，没有领悟到其中的意思。后来遇到孔融，就问信中写的那件事出自什么经典，孔融笑着回答说：“这是我想当然啊。”原来孔融对曹丕的做法不满，所以编造了这个典故来加以讽刺。后来人们就把凭主观想象与事实并不相合的情况称为“想当然”。想当然，也成了一个少见的三字成语，广泛流传了下来。
　　 不少历史名人都运用过这个成语，但以北宋苏东坡的运用最为精彩，被广为传播。
　　 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七》有一篇《东坡想当然》，原文是：“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献曰，引过，诣两制幙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耳。’数公大笑。”
　　 是说苏东坡在参加一种叫“直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时，在文章中写了一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话从字面看，意思很明确：“上古的帝王皋陶说有三种人可杀，上古的帝王尧说，有三种人可以宽恕。”但主考官欧阳修等一帮学问家们，虽然满腹经纶，但谁也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相互间也不敢询问交流，都担心因为不明就里而遭到别人的笑话，于是，稀里糊涂地一致给与了苏东坡高分，也就是把他录取了。录取后，要带着苏东坡向皇帝献恩，等到献恩出来后，欧阳修问苏东坡：“你这两句话出自何处呀？”苏东坡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我是想当然啊。”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想当然”，说白了就是说假话，按道理人们说话办事是不能想当然的，特别是官员们，更应当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像孔融，虽然是因为看不起曹丕的霸道和无德，但在曹丕父亲的面前编造假故事来讽刺曹丕，告曹丕的黑账，这就不是劝谏，而是在挑拨是非，这种品行比曹丕私蓄甄氏为夫人好不到哪里去。最后孔融被曹操杀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苏东坡的想当然，则给人一种毛头小子对学术权威蔑视的感觉。一篇论文，要有论点、论据、论证，古人也不例外。苏东坡有了“刑赏忠厚”的论点，就要找出论据来，最好的论据当然是“用典”，古圣贤的语录，是用典的最好材料，但是，在苏东坡接触到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圣言圣语”，苏东坡便“想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如果考官明白他是在“想当然”，后果将不堪设想，“卖弄学识”的罪名是跑不掉的，不但考不中，有可能还会影响未来的仕途。
　　 知道了苏东坡是“想当然”，欧阳修一众考官不但没有追究苏东坡“矫言伪行”的责任，而且还大笑了起来，这笑声，笑掉了自己被青头小伙子捉弄了的尴尬，也笑出了对苏东坡的赞许。苏东坡的这两句“想当然”，确实想得天衣无缝，从历史资料来看，皋陶和尧这两位古代圣君，确实有说出这样话的可能，如果苏东坡杜撰的是夏桀王、殷纣王说了这两句话，一眼就会被看出来。另外，如此庄重的场合，考官们谁也想不到，苏东坡会有“想当然”的胆量和学识。更重要的是，苏东坡的想当然不同于孔融的挑拨和告状，他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一个为政的道理：“忠厚老实的人是应该得到奖赏的”，这种观点，彰显的是仁义和善良，本来就应当得到肯定和推崇。
　　 都是“想当然”，孔融送了命，苏东坡升了官，看来，什么事情都不能轻易“想当然”，“想当然”也一定要以仁义和善良为出发点，这也许可为“善意的谎言”作注吧。
　　
　　 作于2023.11.18，2023.12.3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