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母亲为人正直，富有爱心。母亲识字不多，但母亲走过漫长的一辈子里，让我知道什么是勤劳、善良、朴素、什么是与世无争，什么是为人厚道。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但我所取得点点滴滴的成绩都是与母亲的教诲分不开的。母亲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激励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这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的原因。
　　 至今我还记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那是2010年6月30日。小弟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的消息，我一时无语，泪水一下子从眼眶中夺眶而出。我静静地愣在那里。好久才缓过神来。
　　 人们说母子相连，在母亲离开我们前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在攀枝花市第五医院一住院就住将半个月的时间，接到电话时候，我也是刚刚从市五医院出院回来没有几天。由于到我上次看母亲到现在，我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看望母亲了。出院后妻子一直催促我去看看母亲。我当时身体还没有完成复原，加之白天由于工作忙，晚上就想在家休息一下，心想身体好一些，再去看望母亲。没有想到，上次一面竟然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怎么不让我如此悲伤呢？听妻子说在我住院期间，母亲还担心着我的病情，向亲人们询问着我的身体情况。真是像古人所说的那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母亲去世的日子，对我来说真是记忆太深刻了。我当时在太平煤矿退管科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还在几天前就召开支部委员会商议“七一”如何开展纪念建党89周年活动事宜。不想在“七一”的前一天母亲去世了。我只好将活动的事情交给了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王书记了。忙着处理母亲的后事。
　　 老妈生前很喜欢做手工活。在我儿时记忆里，哪怕白天干完活路后，晚上，她也经常纳袜底、做布鞋。甚至为我们缝过衣服裤子。母亲快六十还在为我们织毛衣和棉袜，说实话，母亲做的手工很粗糙，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母亲生前我就没有怎么穿。
　　 直到母亲去世后我发现还有几双棉袜我从来没有穿过。后来也因搬家累赘太多，我把它们连同很多不常用的东西都扔了。思索片刻，我又随手捡回一双放进鞋柜里。
　　 几年年前冬天，我在家翻箱倒柜寻找运动鞋，它才被翻了出来。我随意试了一下，没想到穿在脚上感觉非常轻巧、柔软舒服，不仅温暖还很有弹性，很适合冬天运动。我不禁对它刮目相看，同时也对其他被扔掉的棉袜惋惜不已。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子，我每天运动时都穿它，现在，我忽然觉得，它应该像母亲一样放下劳累的一生，安静地歇息。于是，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重新放回鞋柜里。轻抚着它沧桑的面庞，泪水从我眼角轻轻滑落。
　　
　　 一、母亲的童年
　　 母亲常对我们讲她这一生大波大折，最大福享了和所有罪也都遭过。母亲说她自己事情几个月也讲不完。记得我懂事的时候就经常让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在讲完故事就说起母亲自己的故事。我的母亲生于1929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籍贯是河北省青县徐李庄村。徐李庄村是华北大平原一个美丽的村庄，据母亲说庄上有几百户人家。徐李庄所在的青县北靠京津，南连沧州，东临渤海。据母亲讲母亲小时候，她生活的哪个庄子是不仅有全国著名京杭大运河，庄子里也河网密布，村子长着有柳树、杨树、榆树和槐树。是一个绿树成荫的村庄，真有江南水乡韵味。母亲出生在徐李庄村上最大的富户家古旺财家。我姥爷不仅在本村有土地，临村也有土地，还在县城开有商铺。母亲是古旺财家的大女儿。我们的姥爷上几代人一直是单传，到来我们姥爷那一代到是有哥俩，老大古旺德，老二，也就是我们的姥爷---古旺财。老大古旺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古玉贵。是1916年生人。比我母亲整整大13岁。我们的大姥爷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而我们的姥爷却只生了三个姑娘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可见老古家的人丁很不兴旺。后来我们的大舅古玉贵生了六个姑娘，从此老古家在徐李庄也就没有了后人。
　　 母亲一生命运波折，八岁那年没有了母亲。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了父亲。逃过荒要过饭，躲过日本人。母亲和我们说她所经历的苦难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
　　 按理说母亲出生当时当地那样富裕的家庭理应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然而古家却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母亲小时候虽说吃穿不愁，在那个能吃到东西母亲都吃过，穿的也是应有尽有。在当地就是一名阔家的小姐，然而母亲这名阔小姐，却是一名土小姐，小时候却没有进学堂去读书的机会。基本就是一个文盲。母亲的家教管的比较严，从小就不准女孩子外出乱跑，只能待在家里和院子里。母亲的爷爷更是一个古板的长辈，一天就讲他的男尊女卑，四书五经，还说什么：女子无才就是德。母亲的爷爷每天吃完饭，就让那个让仆人把长躺椅放在大院门旁的柳树根下，他躺在长躺椅拿着一个长旱烟杆吸着旱烟，一边抽着他的旱烟，一遍闭目养神，同时呢看着他们的孙女们，不准他们往外跑。只要母亲她们姐妹走出大们，他就用长旱烟杆打母亲她们。母亲说，她们整日里别憋在家里不是绣花，就是在妇女要做的一些事情，作为孩子贪玩是孩子的天性，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所以母亲姐妹们有时也想出玩。于是她们就从院子里大树爬上院墙再从院墙旁边的大树趴下去到外面去玩，有时也有邻居家女孩子通过院墙翻进来和母亲她们一起玩。一次邻居家个女孩玩累，一看感到饿了就想回家，一时忘了自己是从院墙翻进来，竟直地从从大门口走出。母亲的爷爷看到有人出大门口走出，以为是母亲姐妹，看也不看拿起长旱烟袋杆铜烟锅对准来人后背狠狠地打下去，打得那个邻居家的女孩哇哇大哭。
　　 母亲小时候没读过一天书，整日里不是跟着仆人学习绣花缝补，就是和妹妹或邻居家的女孩子们一起玩耍。后来母亲能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还是在家乡刚刚解放的时候，村里兴办妇女识字班认识的。当时已经二十岁的母亲在在妇女识字班学习了几个月，总算能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简单的汉字。这为后来母亲参加工作，甚至还当上五七连的副连长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母亲家里有上百亩的土地，不说一年能打下多少粮食和棉花，当年的徐李庄河网密布，每年打下是鲜鱼吃不完卖不完，卖不完的就晒成鱼干，母亲小时候天天吃鱼，晒满了房子的屋顶和院子里面空地上。听母亲说之后后来母亲闻到鱼的腥臭味，就恶心。要不是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母亲说也是这一辈子母亲也许都不会再吃鱼了。
　　 据母亲和我们讲，我们姥爷在世的时候，家里院子里上有很多枣树，有的就长在东墙根边，上了墙头，就可以摘到枣了。枣树有碗口粗，树有一房多高，树的脑瓜特别大，每年都结很多枣。每当枣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和她的妹妹就拿长杆子大树上的枣子，由于，枣树，有些枣子没人去打，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吃也吃不完，也是陶罐把枣子放入坛中再加入白酒做成醉枣。
　　 每年秋天枣快熟的时候，枣被阳光晒的那面特别红，不被晒的那面碧绿。母亲说：“枣会转，跟着太阳走。”后来我们在攀枝花也种了枣树，为了验证母亲说的这个事情，我早晨起来看枣红的那面就朝着太阳，到了晚上，枣红的那面还冲着太阳。母亲说的枣跟着太阳转是真的。母亲说枣熟的时候，不用摘，用竹竿打。母亲在树下的地上铺一块席子，她们用竹竿一打，枣就掉下来了。打下来的枣，不用洗，用手搓挫，或在衣服上擦擦吃最好。母亲说，水一洗就不好吃了。把枣在衣服上擦擦，放在嘴里一咬，真是又甜又脆。那股甜味跟任何水果都不一样。
　　 直到后来我们到了大西南，母亲还未我们做过醉枣，在我们院子里中了两颗枣树，母亲把又大又红的枣挑了一笸了，她在碗里倒了酒，找来一个坛子，她用筷子夹着枣在酒碗里一沾，然后放进坛子。她沾一个放一个。我问母亲：“把枣放进坛子里，再把酒倒在里面不行吗？”母亲说：“那不行，必须把枣都沾上酒，酒多了不行，枣会烂的；酒少了，枣醉不了”。母亲把枣沾上酒，放进了坛子里，酒没剩下，坛子里的枣正好满了。母亲用塞子把坛子口堵上，在上面又用泥封上，就把坛子放在阴凉的地方。我问母亲：“啥时候可以吃”。母亲说，等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从母亲做醉枣那天起，我就盼着快快过年好吃醉枣。一天一天过得真慢哪！但总算盼到了过年。三十那天还不给吃，非得到了初一早晨有人来拜年了才给吃。初一吃了起五更的饺子，母亲从床下出坛子，打掉坛口的泥，用锥子启开木头塞，一股醉枣的味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母亲用筷子夹出一大碗，给我也夹出一小碗，然后把坛子又盖上塞，又放到了床下了。我用手捏着枣，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一股浓浓的酒香带着淡淡的枣味和甜味，迅速沁入心脾，醉枣的肉已经不脆了，但肉质比脆的时候更好吃，更有口感。母亲给我的那一小碗醉枣也就是二十几个，不一会我就吃没了。可我还想吃，就把目光盯在了那一大碗上了。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很少有人吃碗里的醉枣，吃的也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个尝尝。剩下的那些醉枣，母亲叫我全吃了。有一种钻进肺腑的感觉。醉枣味道让人难以忘怀。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尽管过去很多年以后，母亲依然清晰的记得，每当讲起这些，母亲就沉静在过去往日的幸福之中。
　　 后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攀枝花的水果更是一年四季不断，有新鲜的水果吃，谁还去吃那个醉枣。母亲自然也就不再给我们做醉枣了。想一想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吃到母亲做的醉枣了。现在母亲去世的十多年里，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母亲做醉枣的情景，每次想起母亲，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味出醉枣的甜味和眼泪流到嘴里的苦涩味道。
　　
　　
　　 二、闹日本
　　 1937年日本鬼子打入了母亲的家乡，那个时候，我们家乡人把日本鬼子闯入村子的事情，叫闹日本。
　　 早在母亲没结婚的时候，就经历了闹日本的事情，日本鬼子飞机飞的很低，从地面上都可以看到飞机上的日本鬼子。母亲说第一次听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母亲很小，当时只要八岁。一天，流河庄那边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母亲说那枪声就像爆豆样个响个不停。后来从那面逃难的人说哪个庄子被日本鬼子杀死了100多名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村子自然是一片恐慌。村里的人扶老携幼纷纷逃离村庄。我姥爷家当时还算富裕。套了两辆大车装上值钱东西和一家老小随着大批逃难人群向着南边逃去。车上有姥爷的父亲，姥姥，母亲，还有我的二姨（二姨比母亲小两岁，当时只有六岁。）姥爷他们在外面一躲就是好几天。当听到别人说，日本鬼子已经离开村子，他们才敢回去。逃难期间，当时姥姥正值生病，一路颠簸和惊吓，加上又没有及时的医治和很好的休养，姥姥本来虚弱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经过这么一折腾，使得病情更加严重，回到家里没两天，姥姥就去世了。
　　 日本鬼子来到华北以后，时常到母亲居住的哪个村子来骚扰村民，有时候，村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日本鬼子就进村了。好在我们姥爷有间壁墙，得知日本鬼子来，赶紧让女孩们躲到夹壁墙里面去。到，躲在夹壁墙也不安全了。后来有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在来村子的时候就用尺子丈量房屋里外宽度，一看尺寸对不上，他们就扒墙。有一次，有一家的妇女就被日本鬼子从夹壁墙给搜出来了。被日本鬼子给祸害了。母亲说他们时候没也躲开日本鬼子，就把自己的脸用锅底灰抹黑，这样有时也能侥幸逃过一劫。日本鬼子进了村子自然是抢粮征粮。后来又在母亲哪个村子建立起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替日本鬼子收粮征粮。
　　 从1937年一直到解放的这十多年，母亲生活的地方一直处于战乱期间。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不安定，母亲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自然逃脱不了这个厄运。
　　
　　 三、姥爷被绑票
　　 母亲童年幸福的生活，随着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被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一生也随之被改变。
　　 听大舅讲我们的姥爷是对人很谦和一位土乡绅。当时姥爷家家里顾有三个长工和一仆人。姥爷对他们都很好，每年收了麦子都让长工把最好的麦子拿回去，到收割棉花的时候，又让长工挑选最好的棉花拿回家去。每年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姥爷还给长工们十几天的假期，让他们回家过年。所以那两个长工每年都愿意给我们姥爷家干活，他们觉得东家是一个待人和善的好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人和善的乡绅也难逃命运的厄运。
　　 母亲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秋天的一天，外面北风呼叫，村子的杨树叶被刮得满地都是。那天天色已经很黑了，一早上就出去到县上收钱款的姥爷，还没有回家。母亲和二姨在家里吵着她们的爷爷面前要找爸爸。老姨也在母亲的继母怀中喊着要找爸爸（姥姥去世后，姥爷又娶了一房妻子，这时候母亲的继母已经给我们的生下了老姨）。正当一家人着急万分的时候，土匪派人传来信说，我们姥爷竟然被他们给绑票了，让姥爷家里三天之内送去来一千块大洋取人，同时威胁道不准报官，否者就撕票。一家人摊上这样事情，自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对母亲的爷爷打击很大，十年前自己的一个儿子就已经不幸去世，没想到自己的二儿子，现在又突遭横祸被土匪绑票了，及急火攻心一病不起，而母亲的继母也也不过是三十岁的女儿，哪见过这样的大事，一时也是六神无主。母亲的赶急找人去找来我们的大舅，商议如何是好。那个夜晚一家人都是在哭哭啼啼的声音中度过的，谁也没有睡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