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同源（1899～1999），浙江省吴兴市（今湖州）人，字省之，毕生于上海沪江大学。曾在杭州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蕙兰中学教导主任。1928年应聘出任私立舟山中学校长，是舟中任职最长的一个校长。在12年多的任职期间，全身心地投入学校工作，严谨治校，用人唯贤，为学校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作出很大贡献，使舟山中学成为浙东沿海地区有影响的知名学校，为舟山培养出大批有志青年。1940年后去美国宾夕法尼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获教育硕士、博士学位，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在中华基督教协会，协助沿海7所私立学校的复校工作。1947年出任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直到1951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教育系工作，任心理学教授，直到1973年退休。1999年4月病逝于上海，高寿百岁。
　　 他的一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风雷激荡的年代和一个世纪的风云。下面记述的只是他人生中的几波细涛微澜。
　　
　　 一与胡兰成的一次矛盾冲突
　　 方同源先生1920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即到杭州从事教育工作。不久他就担任蕙兰中学教导主任。蕙兰中学是现在杭二中的前身之一。当时虽是个教会学校，创办于“戊戌变法”的志士仁人以鲜血推行近代化的翌年（1899），创办人为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差会传教士甘惠德。蕙兰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当时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中学中，皆名列前茅。
　　 1921年，后来成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和担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为日寇执笔的著名“汉奸”胡兰成来蕙兰中学读书。胡兰成高小毕业后进了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学期，学生闹风潮，第二学期久久开不了课，他就回胡村了。过了些时候，他的表哥吴雪帆就带他到杭州考进蕙兰。胡兰成读书是个料子，很聪明，成绩很好。蕙兰中学英语大都是外国教师上课，而且学校的活动都有英语的运用，当年蕙兰中学的毕业生，“皆中西兼优”，“能胜任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所以他的英语成绩也很优异。他读了三年级后，就担任过《蕙兰校刊》的英语总编辑。蕙兰校刊是一份由学生们自主编辑的校刊，分中、英文两组编辑。他担任英语总编辑，可见他的英语水平已到一定程度。方同源是校刊的顾问。每期校刊编好他都要审阅一下。在胡兰成快要读满四年（当时初中四年）临近毕业考的时候，他在那一期校刊上的“校闻”栏目编入了一则投稿，记述一位担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同学由于账目不清而被罢免的事。校刊顾问方同源审阅稿子时，觉得校刊上发这一内容不妥，找到胡兰成，告诉他不能登载这篇文章，否则会影响到学校的名誉。胡兰成不以为然，不听方同源的意见，强说所谓的道理。方同源听他这么强争，不再理他，就走了。胡兰成就自以为方同源默认了，于是便把这则新闻复印刊发。稿子刊出后，方同源就立即把胡兰成叫去，狠狠地批评他擅自作为，影响学校声誉，不听学校意见。胡兰成很不服气，当即争执起来。年少气盛，竟跟方同源动起手来，方同源被惹怒了。他觉得蕙兰中学的学生怎么可以打老师，教会学校的学生怎么这样的，这样的学生会败坏学校的名誉，必须开除，他当教导主任，竟有这样的学生，是他的失职，因此他提出辞职。学校联系胡兰成平时不参加学校的教会性的活动等等情况，就开除了胡兰成。
　　
　　 二舟中的一次学潮考验
　　 1928年1月，方同源来到了舟山。在他的大学老师董景安推荐下，舟山中学创办人刘鸿生聘请他接替他的老师第一任校长董景安（原沪江大学副校长）之职，出任舟山中学第二任校长。从此方同源在舟山切实致力学校教学工作，直至1939年日军侵入，舟山沦陷为止。
　　 1928年下半年，方同源来舟中接任校长大半年，中学部学生闹起了风潮。这是舟中开办以来的第二次学潮。
　　 第一次学潮是1927年5月，董景安任校长时。校高中部学生反对考试，出现少数学生闹事事件，波及全校，发生了一次学生风潮，27日校方宣布停课，全校停课了两个星期，经多方斡旋，终至解决。8月复学，校董决定高中停办，更名为“私立定海初级中学”，小学部改为中学附属小学。这次风潮是在学生经历了“五卅”运动以后，运动放开了学生的思想，也放松了学生的学习理念，对严肃的考试有了一种压力感，从而引发了一种爆发。也许很多事物都是相反相成双重发展的。董景安先生不久因沪江大学的美国校长要回国而前去接任时，在舟中留下“博爱”两字，可能是跟学潮也有一定联系。
　　 而这一次学潮引起的原因很多。据34届初中校友张行周先生回忆，当时董景安先生离校后，也有几个老师离校。方校长找来了一些年轻的女教师，那时风气还没有十分开通，男女防范很严。舟山中学当时是男生学校，那些年龄稍大的的同学，站起来比那些年轻的女教师还要高，心中很不甘愿接受女教师的教导，于是在上课的时候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你讲你的，他玩他的，甚至在背后还说些调侃女老师的风话。学校作出了一些严厉规定，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并且又有几个男教师的鼓动。据忻元锡先生回忆，当时师生对董景安的怀念，认为方校长“是一个用教会学校的办法管理学校的人，从各方面都限制学生的自由，又擅自提高了学杂膳宿费，激起高年级学生的反抗”。
　　 高年级学生宣布方校长“十大罪状”，罢课抗议；他们把方校长赶出了学校，用课桌门板筑起街垒，在校门上高悬起“驱逐学阀方xx”横幅。派出代表到街上高喊口号，散发传单。校方不得不宣布停课止学。定海唯一的中学风潮，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惊惶，派出军政干涉，学生们一方面坚守街垒，一方面派人向军政宣传。几天之后，军政撤回去了。
　　 方校长被逼接受了学生们的条件，撤消了各种限制，解雇了几个学生所讨厌的教员。同时去上海请来了董事长刘鸿生，在大礼堂进行了训话。最后决定把初中年级学生全部解散，停办半年。刘鸿生嘱方校长重新整顿。
　　 1929年下半年初中重新开办招生。招收了初一的学生20余名。乐时鸣、胡世奎、金振华等都是这一级的学生。因此1929年、1930年、1931年这三年没有毕业生。
　　 当时正读舟中附小小学高年级的忻元锡（初中33届校友）先生是这样看待这次风潮的：“这次风潮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我很佩服那些带头闹罢课的学生，并且知道了学校里的各种规矩并不是天经地义，是能够改得掉的。”学潮固然对学校的正常教育造成了影响，但方校长没有在这风超前倒下，而是吸取这次风潮的教训，保持学校原来的一些特色。认真处理，不一味采用蕙兰中学教会学校管理的模式，舟山中学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三制定防日寇侵定预案积极护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的魔爪就伸向了舟山群岛。同年10月18日下午2艘日本军舰侵入东极等地海面横冲直撞进行残酷的掠夺。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本军舰就在舟山海域横行，并强行在嵊泗、岱山、普陀山诸岛登陆构筑工事，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1939年1月13日，日本军舰闯入定海港，不停地炮轰定海道头等地，东岳宫也受到轰炸，企图占领定海城。南郊小学校舍也被炮击毁坏。沈渭清校长深忧国土沦陷，校舍被毁，誓抱“校存余存，校亡余亡”的坚定信念，于当日下午四时，服安眠药自杀，以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来表达不甘做亡国奴的决心。方同源校长和他的妻子周纫秋联合当时定海教育界、妇女界的代表组成治丧委员会处理沈渭清的丧事。方同源前往南郊小学主持治丧工作，舟山中学师生送上的挽联是“老师愤鬼子而死壮烈可歌可泣，学生仰遗容起誓勇敢保家卫乡”。
　　 这以后，局势危险，方同源不得不预先考虑，万一日寇登陆，侵占定海，学校怎么办？于是，他多次去上海跟董事会沟通，当时基本决定迁沪续办。他还对如果日寇侵占，住校师生怎么转移构想了多种方案，并多次跟部分师生去城外落实临时师生集散地点。如在城东的洞岙、勾山等就是其中的集散点。同时与天主堂联系，如果来不及出城，就近西大街天主堂和北门天主堂避难。对学校财产如何保管也做了安排，经董事会研究后，决定向基督教会提出，请美籍教士、学校视察员郝培德出面，由他向美国驻沪领事馆学校是美国财产的证明，以求保护。不久，就得到了美国驻沪领事馆准许。于是，在1939年的三四月份，在思刘堂的屋顶上，设置了一个约思刘堂屋面五分之一大小的美国国旗标志。在学校西北角的西楼侧，增立了一根旗杆，以备日寇侵占定海时挂上美国旗，表明是美国财产。在学校大门上，还增加了准备悬挂美国驻沪领事馆出具的美国财产证明件的设备。另外，还安排了两位愿意看守学校的老校工，看守学校财产。
　　 后来日寇侵占舟山时，启动了这些预案，利用美国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护校作用。日寇占领定海后，占领了学校东侧相邻的成仁祠驻兵，却始终未占领舟中校舍，校园除了荒芜杂草丛生，校舍未遭到破坏。从大环境上看，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财产才作为敌后产，为日伪人员进入占用。1940年春季，昌国初级中学开办，当时就没有动用舟中校舍，而是借用了申义小学的校址，到9月迁至学宫。1942年8月，昌国初级中学才迁入舟中校舍办学。
　　 四经风历险离舟返沪
　　 1939年6月23日清晨1400余名日军在7艘日舰、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强行在舟山岛登陆。侵占舟山。
　　 情况紧急突发，校内起始一片混乱。方同源就出来招呼住校师生，准备集中行动。当时一部分师生已经从学校后门，翻过镇鳌山，经过北门逃亡城外。方同源就在校内各处招呼还没有逃离的师生集中后，他带领逃亡城内西大街天主堂，入内避难。他的眷属也一起逃往。当方同源最后进入天主堂，西大街已经出现了日寇的先头部队。方同源进入天主堂后就与传教士联系，安排好随往师生的食宿后，才跟一家人会聚。
　　 第二天，就有传闻，日军将组织维持会。方同源是当时舟山教育界名人，日军想利用他的影响力，找到他叫他参加维持会。下午就有人去教堂打听方同源的下落。天主堂的教士推托说：“人来过，已离开不知去哪里了”。当时天主堂负责人是英国的白克莱大嬷嬷。她把这情况告诉给方同源；为了安全，就将方同源单独藏到患有严重肺结核的神父房中。第三天，日寇就派了军人进天主堂搜查，没有被发现。白克莱大嬷嬷还是忧心忡忡，跟方同源商量，都认为方同源不能再在天天主堂那躲下去了，会很危险的。得设法立即逃出去。恰好第四天城外有人病逝，请天主堂组织的红十字会去收尸。于是6月26日那天清早，在白克莱大嬷嬷的安排下，方同源头戴草帽，身穿中式的短衣短裤，摘除了眼睛，扛着红十字会大旗，跟着收尸队伍出了天主堂，混过了西门口日寇哨所。出城后就在白克莱大嬷嬷派去引路的一个教徒陪同下，在山径小岛上步行到岑港，在那个教徒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就他乘船去宁波了。终于逃出了虎口。
　　 当时方同源的妻子因为避难时奔跑劳累，导致小产。不能奔走，就在教堂里暂避。
　　 不想到了宁波后，当时就有人在宁波风传舟山的汉奸来宁波，有人就诬告方就是汉奸。所以被困宁波，不久就被宁波的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逮捕入狱，坐了半个多月的牢房，才在友人的担保下，获释。出狱后，方同源为办理学校的迁校手续，经奉化去向当时在永康的浙江省教育厅述职，汇报沦陷时学校情况，并办理沦陷后学校迁校手续。然后再从宁波到了上海。向校董事会汇报后，经校董事会研究，由方同源去结汇联系，办理加入华东联合中学的手续。同时为迎接陆续到沪的师生进校作准备。这样就完成了学校的迁沪工作，为九月的开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与美国友人鲍威尔的不解之缘
　　 1938年夏天，美国友人鲍威尔从上海搭轮来到定海。鲍威尔是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国评论周报》主编和主持，美国新闻人士。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1928年起就是鲍威尔的得力助手，并担任《中国评论周报》的助理编辑。
　　 那鲍威尔拿着美国浸礼会总干事郝培德（郝培德是舟中办学视察员，舟山中学创办时曾以浸礼会名义捐款2.82万元赞助）的介绍信来舟山中学拜访同源。方同源热情接待。鲍威尔说明此行目的是了解舟山群岛地理形势和日本侵略军对舟山的动向。方同源当即向鲍威尔介绍了舟山的有关情况，并称日本海军经常有舰艇在舟山海面上出没巡弋，最近有一支驱逐舰队来到舟山海面及各港口测量航道。鲍威尔听了就认为，这些就是日军将侵犯舟山的征兆，并且进一步证实了日军企图侵占舟山群岛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的阴谋。
　　 鲍威尔回到上海后，在报刊上介绍了舟山群岛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揭露日本侵略者觊觎舟山群岛作为扩大侵略战争基地的阴谋和野心。方同源与鲍威尔一直保持联系，并及时把舟山形势和他所了解的日本侵略军动态，告诉鲍威尔。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略舟山的实际行径亦证实了鲍的判断和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