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爷爷生于己巳年（1929年）正月二十，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在我爷80岁的时候，他来吉水县城检查身体，在我家住了几天。一同来了几个亲戚，晚上，妻子要我和爷爷睡。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和爷爷聊很久，第二天我写了日记。
　　 有天晚上，爷爷说他读了四年私塾，后来学了几年泥瓦匠。别看只读了四年，其实爷爷的字写得很端正，我小时候看过他戴着眼镜拨弄着算盘，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东西。家里还有不少登记本，堆在猪栏上方的隔层里，那是我够不着的地方。爷爷是村里的干部，有些东西保管得很好，他离世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登记工分之类的本子。
　　 想想我小时候写字的本子，都不知去了哪里，连尸体也找不到了。爷爷说，有些东西注意留下来，我想，应该是留下一些时光吧。
　　 爷爷说他在19岁时当过一年国民党兵，隶属于“江西供应局监护营第一连”，连长是张学良的侄子张定连。还说张定连只有18岁就当了两回连长了，前一次是在前线，犯事要处决时被张学良保了出来，放到后方搞后勤，又当连长了，据说营长是土匪出身的。讲到这里爷爷有点激动，愤愤不平，好像凭真本领他也可以当连长、营长之类的。不过我在网上只查到张学良的侄子张闾实，并没有张定连。也许我当时记错了名字，或者张定连是小名，因为当时爷爷叫郭水生，也用小名，族谱名字叫郭成元。
　　 这段经历，对于爷爷而言，属于身不由己。他说，混口饭吃就是。我觉得当国民党的兵，本身就是污点，混饭吃也不能当。爷爷笑笑，说，有这个觉悟就好了。没有觉悟的成长，往往是苦难。
　　 我问爷爷怎么没去台湾？爷爷说他逃出来了，并讲述了过程。1949年4月底，听说解放军渡过长江打过来了，他们从上饶调到吉安，守卫军需物资。后来吉安也呆不住了，要向广东后撤，然后去台湾。好多士兵因为怕去台湾，都想办法逃出来。爷爷说当时他和一个湖南兵一起，押运一车物资从吉安去广东。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渡口，等船时谎称没吃早饭，溜之大吉，偷偷回到了黄桥太坪村。爷爷还补充说，当时有两手打算，如果渡口没逃成功，到泰和再逃，都没逃成就只有去台湾了。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我们村上的人在那里开饭店，方便逃跑。
　　 当逃兵，总是不大光彩的，但爷爷说，那时他看出一点眉目了，不逃跑，就没有前途，不能说是觉悟，明显混不下去了，还跟着混，那是死路一条了。
　　 爷爷感叹说还好逃出来了，听说渡过台湾海峡时，淹死了好多士兵。他说当兵真舒服，每月两块大洋，值三担谷子，还管吃管住，没事就打打牌，娱乐娱乐。解放后爷爷还被抓到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杨万里的故乡）公社审了几次，主要是问为什么当兵啊？为什么又当逃兵啊？好在没有深究，没犯什么事，很快放回来了。
　　 或者，当逃兵是他的光荣历史吧，爷爷说，去台湾就不能随波逐流，过不去的，路子也不对，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故乡呢。
　　 我又问后来有没有当共产党的兵？爷爷说没有，但是1955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支前民工，修鹰厦铁路。他说那时很苦，环境恶劣，工资又低，好在不拖欠。修了九个月的路，想家想孩子了，就回家抱儿子(我爸爸)了。回来后基本上就没有长期离家，要么就是去附近某地修水库之类的。
　　 他说，干什么都行，在共产党队伍里干活，用不着担心小命，他特别喜欢和平，普通人用不着担心什么。这是爷爷对共产党的最初印象，爷爷是实在的，也是有感情的。他用生命来衡量两个党的好与不好。
　　
　　 二
　　 我爷爷2014年去世，85岁，在农村算是高龄了吧。
　　 记忆中的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就连我奶奶骂他时，也总是默不作声，也不发火，脾气真是好。有时候我奶奶骂得好难听，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扛起锄头走出家门去地里做事。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或者说一个男人一生赚不到什么钱，或多或少总是挨骂的份（我是深有体会的）。虽说我爷爷学了泥瓦匠，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外出务工赚钱，只是一直在家种地。
　　 或者奶奶的骂里，有着凭着手艺不争气的成分。我非常佩服爷爷的忍耐，亲人之间，真的不能分清道理，爷爷可能总是忘道理上想，想别人的道理，不想自己的道理。
　　 我家有一块2.3亩的水田，全村最大的。我最讨厌这块水田，插秧、割禾等农活时，站在田里总是望不到边，觉得要干好几天才干完。每次想偷懒时，时不时就会看到爷爷在井然有序地劳作。我也一直纳闷，爷爷插秧怎么就比其他人整齐，割的禾总是绑得严严实实，一手一手拎得清清楚楚。我们小孩最喜欢拿他割的禾了，仅两个手指头夹起来，就可以送到脚蹬打谷机的大人手里，甚至可以一个小孩给两个大人拿禾。
　　 后来我发现，我老爸和我大叔干农活也是这样，做得都很踏实、精细。尤其是我大叔的插秧技术，我深深佩服，虽然大叔是读书人，但他可以低着头插秧，一口气从头闷到尾半个多小时不直起腰，禾苗插得工整有序，横竖都成行。我都认为这是“祖传”，爷爷的确影响着下一代，爷爷不说什么漂亮的话，总是身体力行，他的作用却很大。
　　 爷爷种旱地也很不错。最喜欢看他收拾菜畦，平平整整，好像都经过了精心打扮。看旁边的菜园，没有哪个人家是这样的。看来每个人做事的风格是不会变，而且有些好风格还会不断传承。
　　 记忆最深刻的是喜欢吃爷爷腌制的萝卜，不管是胡萝卜还是白萝卜，我真的都喜欢。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没少吃。爷爷腌制的白萝卜，颜色很深，很好入口，不用费好大力气去咀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过我老妈，她也不知道，她也只知道好吃。后来才知道是陈年的萝卜才会有这个口感。也不知道那样的年代，怎么还能有陈年萝卜。爷爷腌制的胡萝卜不是陈年的，有脆性，放点肉就更好吃了。两种腌制的萝卜，伴我度过了七年的读书生涯。老一辈人，在艰苦的日子里，从不喊穷，喊艰难，是他们能够把平淡贫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是功夫，也是品质啊。
　　 爷爷和大多数乡村老人一样，不喜欢待在城里。他去过几次儿孙家里，都说不习惯。起初他倒是喜欢在县城里闲逛，回家后说哪里变化大了，哪里改成了什么。估计是没人陪的原因，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去。还是在乡村自由自在，没事就背着双手，在村子里“巡视”。我奶奶去世后，他就基本上不种水田了，种点菜地，适当劳动一下，锻炼锻炼身体。
　　 爷爷从没有真正打过我，大部分情况是因为我调皮，举起手故作严厉要打我。有那么一两次放下手来，用两根弯曲的手指敲打一下脑袋，不过蛮疼的哦。爷爷说，一想起国民党的军官，手里拿着鞭子揍当兵的，心中就痛苦起来。
　　
　　 三
　　 记忆中从没见过我奶奶下过地，哪怕是旱地。
　　 印象最深的是她非常怕冷，每到阴冷天，她身边一直有一个小火笼，里面烧着几粒永不灭的炭火。或许是因为我奶奶体弱多病吧，参加工作了的大叔，时不时从外面带一些哮喘药回来给她吃，我们少不了听她咳嗽。爷爷总是给奶奶拍拍后背，这是爷爷认为的最有效的办法，他是用朴实的爱等待奶奶的。
　　 听我老爸说，奶奶的娘家是金滩镇仓下村的，姓晏，在镇里开商铺，家境殷实，可惜没有亲儿子。有个过继的儿子，不过是个败家子，喜欢赌博之类的。后来过继儿变卖了家产，迁到哈尔滨去了，也可能是躲避什么吧，杳无音讯。不过有事时，老爸他们还是会和仓下的亲戚走动的，只是我从没有去过。爷爷从不提及这一段，有时候逼急了，爷爷说，不要提那些糟心的事。我觉得这也是爷爷的伤疤吧，他把别人的痛放在心中，不能解决，也要在心理上给与同情。
　　 可能是奶奶的嫁妆比较多，家庭地位也就高人一等。隐约记得小时候看到蛮多银元、银项圈之类的，估计都是她带来的，不过绝大多数拿去当了，贴补家用。少数几个分给了儿女们，我儿时也戴过一个银项圈，后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弄哪去了。
　　 奶奶很疼我。我是长孙，总免不了多关爱我一些。我大叔经常会从单位上带回来的一些吃的，奶奶总是让我吃，享口福。记得有一次奶奶给我吃香蕉，可能因为撑太多了，我居然把没吃完的香蕉丢到床底下。我老爸发现后，我免不了遭一顿皮肉之苦。也是该打，本来就几乎没有水果吃，叔叔好不容易带回一点大家一起品尝的，我却私自占有那么多，还浪费。
　　 我奶奶叫晏秋仔，1997年去世。我不知道她具体岁数。
　　 奶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她和每个老人一样，身上散发着温暖，这温暖和溺爱等同。
　　
　　 四
　　 我爷爷奶奶一共育有六个子女，在那个年代也不算太多。老大、老四、老六是儿子，六个子女的为人处世都和我爷爷相同，脚踏实地，与人和善。
　　 老大读了两年小学，到福建当过几年炮兵。当兵时被扫盲了，字迹还是非常给力的，据说不是因为没读多少书，就会留在部队。他转业后一直在家务农，喜欢捣鼓机械，与人合伙买过几次拖拉机。他还和同龄人陆续承包过村里的砖厂、碾米厂、石料厂、栀子花基地等等，不过经常是赔本买卖。折腾不下去之后，自个儿在家搬弄一些抽水机、打谷机等农用机械类的东西。他也很熟悉农村电路的检修、安装等等，家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像是一个修理厂。我时常看到他为村民修机械农具、安装线路等事情，不会收钱，有时候实诚的村民也会给包烟抽。老大当过村支部书记，因为村上宗族派别多，处事不圆滑，得罪不少人，没有什么成就感。
　　 爷爷常说，后辈比他好，不像自己什么也不会。我说会泥瓦匠也好啊。爷爷笑笑说，机械化就不行了。他赞赏儿子的功夫，什么也不说，心中满是欢喜。
　　 老四夫妻都在体制内，虽不是高官厚禄，但也衣食无忧。老六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广东务工，在厂里找了个湘妹子，现在定居惠州。其他三个女儿都没有上过几年学，嫁在本地务农。
　　 敬爱的爷爷奶奶已经远离我们多年了，只有每年的正月上灯、清明节、冬至节等特殊的时候，我们才回去祭拜。后辈没有大富大贵之人，期盼他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一生平安。
　　 时代没有改变我爷爷奶奶的命运，但他们毕竟看到了下一代在悄悄改变着，所以，爷爷奶奶走得很安详，我这样认为他们的故去是没有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