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打过我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听母亲说，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动手打人。父亲对我们经常说，理可以辩，话可以说，但不能骂人，更不能打人。直到他去世，我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半句脏话。平时若听到我们在说话中有脏字，哪怕一个“妈的”这样的字眼，他也马上摆手昂头，瞪我们几眼。我们立时挤眼吐舌，表示认错。
　　 但他，着实打了我一顿。
　　 说实话，我小时候，父亲是偏爱我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我是老小。我们家乡，有个谚语：大的喜欢小的娇，当不间的不打腰。不打腰，就是不被喜欢，不被待见的意思。这个谚语印证了父亲对我们哥几个的态度。父亲1911年出生，我是1956年出生，我出生那年，他已是45岁的人了，45岁抱个老儿子，是人生一大幸事。二，夭折的孩子多。母亲一生生了8个儿子，夭折了四个，最大的三岁，都是我的哥哥。这给父母不知带来多大的精神打击和心灵创伤。对存活下来的四个，父亲当然倍加珍惜。三，我可能真的着人喜欢。我顽皮会说话，长得又白胖水灵。小时候我吃母乳5年，身体底子好，长得白胖，个子也高。我三哥比我才大两岁，挨肩。但他比我个头要矮，面容要黑。对他，父亲就不如对我好。比如来了客人，父亲允许我上桌，三哥就没份。下雨阴天有时间了，父亲还耐心地教我下象棋，三哥只能在一旁看着。后来三哥提起，还觉得有些不平。
　　 有一个小故事，更可以说明父亲对我的宽容和喜爱。村里一个电工，是父亲小学的学生，我的本家二哥能说会道，爱开玩笑。我们住得很近，见面很多。他就经常拿我开玩笑。一次他叫住我，蹲下身，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糖，在我的面前一晃，郑重其事地问我：“哎，老四，你告诉我，你爸妈结婚时，你到底吃了几碗大米干饭？说错了也没事啊，两块糖全给你！”
　　 我应该是五六岁。两块糖的诱惑实在太大，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真想好好回答。但这个话题好像没有遇到过，无从答起。
　　 我晃晃脑袋，说：“不知道，二哥你告诉我吧，下次就记住了。”
　　 “你不是老四吗，四碗。我给你记着呢。下次问，别再忘了啊。”他诡异地一笑，把两块糖塞给我，大笑着走了。
　　 “二哥，我记住了，四碗！”我把糖放嘴里一块，冲他的背影喊道。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见面就问我这个话题。特别是人多的时候，连问几遍，让我大声回答。有时给几块糖，有时给个苹果。大家捧腹大笑。我隐隐约约感觉这里暗藏玄机。撒腿跑了。以后二哥再问，我就什么也不回答了。
　　 但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串门，专门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当然，母亲也在。他称父亲为老师，叫母亲大婶子。他一边学这个过程，一边摩挲我的大脑袋。父亲听了也笑出声来，说二哥上学时，坏点子就多，聪明。然后冲我说，以后回答二哥的问题，要动脑子。父亲一点没有因为我的无知而训斥我。
　　 父母是1937年结婚，而这位本家二哥是1945年出生。
　　 父亲个子小，前额的头发脱掉不少，但耳朵大，鼻子大，眼睛有神。容貌和职业的原因，他总给我们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平时我们哪说得不对，或做得错误，他只看一眼，我们立时就心里发颤，赶紧停住。在外边调皮耍赖，人家一提要到我父亲那告状，我们立刻罢手求饶。
　　 所以我这一次挨打，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事后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这正好符合父亲的办事逻辑，让我更懂得了父亲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是非观念，反倒觉得是件挺荣幸的事情了。
　　 挨打的原因就一个，是我给我的老师起外号，传得远近闻名，最后传到父亲耳朵里了。
　　 这个老师，是我们村的，还是我们一个小队的。他叫赵兰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出生。是父亲教小学的学生，父亲从外地回到家第一年进村校当老师时，她刚好入学。
　　 我上学的这所学校，也是父亲曾教书的学校。坐落在村北头，三亩多的一个大院子，中间一棵大槐树，四周一圈房子，门朝北开。这个院子原是村里一个地主老财的，1948年双“十二”唐山解放，宅院收归村里，改作学校。父亲从建校那天起，就在这里教书，一直教了十二年。作为旧知识分子，他讲究师道尊严。四个兜的上衣，庄重干净，左上衣兜，长期插着一只钢笔，制服裤子总是笔挺的。以后公职丢失了，当了农民，那只钢笔还是总插在他衣兜里。他从内心热爱教书这个行当，从乡亲们对他的敬重中，他体会到教师职业的崇高。他觉得老师这个职业不容亵渎，学校这块净土，不容污染。
　　 赵兰兰老师在村里的辈分小，叫我四叔，叫我父亲大爷。她见到我父亲，都先叫声大爷，而后再叫声老师。她个子很高，一米七的样子吧，高出我父亲半头多。见到我父亲，总是有意无意地往下欠身，父亲则示意她站直。兰兰老师身材苗条，容貌也好，但有一个她总想克服的小缺陷，就是走路时，上身晃，左右小幅度摇晃，像缺乏营养而不能支撑身子挺直一样。她一个人走路时，尚不太显眼，若是和别的几个老师并排走路时，就特别明显。她行二，她的姐姐，妹妹和她个头相差不多，但走路腰板挺拔，不晃。
　　 兰兰老师讲课用心，但水平一般，偶尔有个小错出现，让像我这样调皮的学生经常抓住小把柄，搞个恶作剧什么的。作为老师，她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脾气柔和，甚至有些懦弱，压不住学生。
　　 老师于学生，如同店主和客人，店大压客，客大压店。遇到了这样好脾气的兰兰老师，坏嘎子学生们自然就会经常搞些小事端出来。比如秋天到了，就有学生把装有蝈蝈的小笼，放到请假未到的学生桌斗里。兰兰老师讲得正起劲，“蝈蝈”清脆的声音骤然响起，教室立即乱成一团。比如，兰兰老师正在板书，不知从哪个方向，射出两个粉笔头，冲向黑板，险些射在老师头上。老师回头，只能面对一屋子的哄笑，男女学生，没有一个人出面检举。兰兰老师气得说话声音都扭曲了。特别让她难堪的，还是在课堂上，当着三十多个学生，指出她讲课的错误。有一次，讲生字课，她把心广体胖的“胖”读成肥胖的胖，有一个叫小城的学生立刻举手站起来给她指出来，让她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是，小城的妈妈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
　　 闹得最凶的一次是，上课前，两个男生把扫地的笤帚放在半掩半开的教室门上，老师推门进来，笤帚不偏不倚，准确地砸在老师头上。兰兰老师气得当即转身，晃着上身，跑回办公室，把刘校长请来了。刘校长虽说也是女的，但厉害得很，学生们都怕她。她进教室，眼睛四周一扫，说：“我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两个人。给你们个机会，主动说了，从轻处罚，要是不说——你们自己知道！”当事者早吓得没了主意，下了课，就跑去找刘校长，招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名对这两名学生进行了批评，并给予警告处分。
　　 这两个学生，正是经常找我一块割草放羊的伙伴。遇事，他们拿我当主心骨。当天晚上，他们找到我，商量如何报复老师。这时，兰兰老师被砸跑回办公室时晃动身子的画面，又清晰地回放在我的脑海里，我稍作思考说：“给她起个外号，二晃！”
　　 他俩当即说：“高，实在是高！”这是电影《地道战》中大汉奸汤司令给日本侵略军山田队长拍马屁的台词。我们看过几次这部电影，里边的经典台词已经倒背如流。
　　 好事不出门，笑料传千里。好像几天之间，全校师生，甚至全村百姓，没有一人不知道兰兰老师的这个外号了。下课十分钟休息时，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地扎堆议论。兰兰老师上课出来时，不少学生在后面盯住看她。兰兰老师，走路都有些不自然了。
　　 我们三个顽皮学生，满以为在背后发泄一下，然后在同学之间，串通串通，一说一笑，就销声匿迹了。哪承想传播这么快，这么远！真是始料不及。我们三人特别是我，很是后怕！
　　 精明的刘校长又找到那两个放笤帚的学生，不费一枪一弹，他俩就把我卖了出去。
　　 刘校长也是我父亲的学生，她带着兰兰老师，来到父亲干活的地里，把这个事情和我父亲说了。于是，开始了我挨打的全过程。
　　 父亲真是没有动手打过人，这次打我，显得很有仪式感。傍晚，我正帮妈妈烧火。父亲下地回来，把铁锹往墙边一放，就直接奔向我，双眼似有火星冒出。他说：“你干得好事！到屋里，把裤子脱了，屁股露出来，看我不好好打你一顿！”
　　 妈妈是经常打我的。她是拿着掸子或笤帚打我，不管脑袋屁股腰腿，赶上哪就是哪。我就炕上地下地跑，屋里外边的跑，边跑边“不了，我不了”地讨饶。她追不上，气消了，也就不追了。所以这次父亲拉着架子要打我，我进屋后，也一下跳到炕上。父亲在屋地上喊我下炕，喊我脱裤子，伸手逮我。我就在炕上炕头炕脚地跑。父亲往东追，我就往西跑，父亲往西追，我就往东跑，父亲往炕上伸手，我就往炕里窗台边跑。
　　 应该是1968年，我是四年级。推算起来，父亲这年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他身体瘦小，又干了一天活，显然没有力气再追我了，就站在屋地上，眼睛看着我。我心惊肉跳，不知下一步父亲要采取什么更严厉的手段。片刻之后，父亲向我摆手，严肃地说：“你下来，我要问你话，说好了，可以不使劲打你！快！”
　　 我知道，这事父亲不会轻易放过我，就大着胆子，拽着裤腰带，战战兢兢下了炕，用恐惧和后悔的目光看着父亲。
　　 “兰兰老师的外号，是你起的吗？”良久，父亲问。
　　 “是，起着玩的！”我说。
　　 “那是你们的老师，天底下有给老师起外号的吗！”
　　 “我知道错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们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长辈吗？”
　　 “给学生帮忙。他们找我，我没好意思推脱！”
　　 “真是造孽！那兰兰老师怎么天天面对学生！”
　　 父亲好像越说越气，终于伸出左手，拽过我，用右手往下拉我的裤子，直到露出两个屁股蛋子。他高高扬起右手，啪啪，一个屁股蛋上打了一下。劲头并不是太大。像是怕打偏了似的，弯腰看下我的屁股蛋子，又伸手打了起来，总是抬手很高，落下不重，而且，一下一下，保证打在屁股蛋子中间。
　　 父亲说：“一个屁蛋打十下，看你以后还给老师起外号不！我当了十几年的老师，没遇到一个学生给我起外号的，真是反了你们了！晚上写份深刻检查，明天交给刘校长、兰兰老师各一分发。再抄一份给我，给你记上一笔账。”
　　 我数着，到了十下，父亲果然住手，说：“再有这样的事，打一百下。穿上裤子吧！”
　　 中间，妈妈曾进屋两次，说该打，要父亲狠狠地打。父亲说，我就打屁股，这地方肉厚，不至于打出病来。
　　 这次挨打，就这么结束了。按理说，父母打子女天经地义，当儿女的不会怎么计较。我父亲因为就打过我这一次，所心我始终铭记在心。有时我想，假设父亲没有当过老师，假设兰兰不是老师，再假设我不是给老师起外号，父亲还会有动手打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吗？我还想，父亲在气头上打我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要打屁股，追着抢着打屁股。他是怕打脑袋打腰腿的，让我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