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书圣王羲之，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自然是在书法上的造诣。不过，在将近五千字的《晋书·王羲之列传》里，对其书法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尤擅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即使加上文末“以字换鹅”的典故，与书法相关的内容也不多。在这部正史里，王羲之与东晋年间“琅琊王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以一位士族官员的面目出现的。
　　
　　 一
　　 “琅琊王氏”可追溯到西汉王吉。汉武帝时期，王吉举孝廉，曾任昌邑国王中尉、王国中尉，掌管军队。后因刘贺被废，受到牵连。
　　 真正让“琅琊王氏”进入魏晋世家梯队的，是王睿之子王雄、王融之子王祥与王览，他们都是王吉的四世孙。我们不熟悉王雄、王览，但一定不会忘记王祥，他是《二十四孝图》中“卧冰求鲤”的主角，因“孝”而被世人看好和追捧。东汉时期，王祥在避乱多年后，受到曹魏征召，以徐州刺史身份进入仕途，历任大司农、光禄勋、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太保，位列三公。
　　 王羲之是王旷的儿子，王旷与王敦、王导是堂兄弟，都是王览的孙子。王览虽不像其同父异母的哥哥王祥那样显赫，最终也是三品大员。“琅琊王氏”人才辈出，以王览这支独领风骚。王览有六个儿子，名气不算很大，但要提起他的孙辈，个个身居高位，其中王敦和王导的名声最大。
　　 关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晋书》也有记载：“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不幸的是，王旷在山西长平之战中遭遇全军覆没，最终没能过江，六岁的王羲之也因丧父而“幼讷于言”。
　　 东晋的班底，是琅琊王司马睿及以其挚友王导为核心的“琅琊王氏”。南渡之后，为了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王敦以西晋中央任命的扬州刺史身份，王导以安东将军府司马身份，为司马睿站台。史载，为了帮助司马睿站稳脚跟，他们趁着上巳节春游修禊的机会，与北方来的一众名士，护卫司马睿肩舆出行，为司马睿备足了威仪，撑足了场面。
　　 司马睿代表西晋王朝经营长江中下游，从江州，到荆州，再到湘州，武力征服扫清障碍，都是在王敦的调度下完成的；治理江东，完成与江东士族的联合，巩固司马睿政权，都是在王导的谋划下完成的。故而司马睿获得江东盟主地位，直至建立东晋王朝，都与以王敦王导为核心的“琅琊王氏”密不可分，一度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二
　　 王羲之的出身，使他不仅遗传了家族的优秀基因，得到良好熏陶和教育，也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
　　 王敦、王导作为族中长辈，对王羲之的器重不比一般。王敦曾指着王羲之说：“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裕，名士）。”相传，王羲之13岁时受到名士周顗宴请，王羲之陪坐末席，其中有一道“牛心炙”十分名贵，传上来后周顗没有端给上席的尊长，而是首先送给末席的王羲之。这一举动，使举座皆惊，王羲之因此出名。原来王羲之的长嫂为周顗侄女，这位长嫂十分贤惠，对王羲之非常疼爱，遇有机会就对他赞不绝口。
　　 “坦腹东床”妇孺皆知，《世说新语》记载，郗鉴是东晋早期重要将领，历仕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是王导的至交。有一天他派心腹去王导家选女婿，王导指着东厢房说，我的子侄都在里面，你随意挑。看过后心腹向郗鉴汇报：王家的年轻人都不错，听说选女婿，个个正襟危坐，只有一个人袒露腹背在床上睡觉。郗鉴说，这人正合我意，要选的就是他。王羲之因此成为郗鉴的“东床快婿”。
　　 这段佳话，用于夸奖王羲之洒脱不羁，但事实上是两个政治集团的联婚。这样的联姻，对王羲之有益无害，两个家族为他谋取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是东晋时期的“清官”，是当时最为雅贵、容易得到升迁的官职。永和七年（351），王羲之如愿外放，49岁时出任会稽内史，同时还获得“右军将军”称号，这就是王右军的来历。
　　 王義之担任会稽内守，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后的笫三年，他于上巳日召集42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辑诗37首，由主持人王羲之作序，称《兰亭集序》。
　　
　　 三
　　 上巳节的风俗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是一种由女巫主持的沐浴净身、祛病去灾的祭祀仪式。由于太过美好，这种官方仪式很快就成了民间活动，流布很广。《诗经·溱洧》是青年男女在溱河、洧河怀春表白的记载，《韩诗》注解：“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也。”与屈原“沐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脉相承，后来更多的有了春游的味道。
　　 张衡《南都赋》描写过上巳修禊的场面，《后汉书》有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从一开始临水，都是上巳雅集的必备条件。
　　 魏晋风雅，好玄学，尚清淡，不仅有春禊，还有秋禊，它作为文人的生活方式，渐成风气。为配合宴饮中唱和的需要，“曲水流觞”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众人坐于水边，羽觞顺流而行，停在谁面前谁就要饮酒并作诗。如果无言以对，则罚酒以娱众人。这样的活动日益频繁，但很多时候它不只是单纯的祓褉宴饮，游玩形式背后有可能蕴含着更深的意义。前面提到司马睿初为琅琊王，王敦、王导导演的一场上巳雅集，就是如此。《晋书·王导传》记载，西晋永嘉元年（307），琅琊王司马睿镇守建邺，为提振琅琊王影响力，王导谓从兄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犹轻，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举。”于是他们借助上巳祓褉之名，留下“帝亲观褉，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的印象，收到江南望族“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的效果。
　　 到了唐代，上巳节重要且普遍。杜甫有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那时，除了修禊，增加了踏青、赏花、歌舞、泛舟等内容，不仅“丽人”多，文人士大夫也不计其数。
　　 历代上巳都非同小可，但至今传颂的仍是“永和九年”那场盛宴，是记载那场盛宴的《兰亭集序》。
　　
　　 四
　　 王羲之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选定上巳节邀约当朝名士，除了追随传统，永和年间微妙的形势也影响着这位主办者对时间、地点、人物的敲定。
　　 永和九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第三年，其友殷浩北伐失败，桓温虎视眈眈，欲置殷浩于死地。王羲之举办这样一次雅集，意在提醒桓温，殷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强大的支持系统，足以与桓温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集会与王敦、王导主持的上巳雅会异曲同工，是对其前辈智识的继承和致敬。魏晋史研究大家田余庆在他的《东晋门阀政治》中描绘：这十余年间（东晋建立至永和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波，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应该是由具备“琅琊王氏、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文化名流”标签的王羲之，举办文人雅集的“天时”。
　　 “山阴之兰亭”是王羲之举办集会的地点，具体在何处，当今多有争议。书法界普遍认定在浙江绍兴，把那里作为朝圣之地。那里有“王右军祠”，还有“二王”父子合写的“鹅池”碑，“曲水流觞”促狭，“茂林修竹”亦不复当年的模样，但依旧一派“天然”，与魏晋风度契合。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文人雅士才有可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句话从考证出来的人员名单中可以得到证实。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司徒谢安、司徒左西属谢万、右司马孙绰、行参军徐丰之、前余姚令孙统、前永兴令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陈郡袁峤之，11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散骑常侍郗昙、前参军王丰之、前上虞令华茂、颍川庾友、镇军司马虞说、郡功曹魏谤、郡五官佐谢绎、颍川庾蕴、前中军参军孙嗣、行参军曹茂之、徐州西平曹华、荥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15人各成诗一首；侍郎谢瑰、镇国大将军掾卞迪、行参军事印丘髦、王献之、行参军羊模、参军孔炽、参军刘密、山阴令虞谷、府功曹劳夷、府主簿后绵、前长岑令华耆、前余姚令谢藤、府主簿任儗、任城吕系、吕本、彭城曹礼，此16人未作诗，罚酒三杯。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各大门阀皆派员参加，除炙手可热的谢安外，其他人也身居要职。王羲之时年51岁，最长；其子王献之10岁，最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落到实处。
　　
　　 五
　　 上巳节由来已久，祓禊雅集各显其能。同时代的石崇曾在自己洛阳别墅金谷园中雅集，邀请当时的名流士绅、文学巨擘24人参加，事后，石崇在他的《金谷诗序》中豪气干云：“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好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后世苏东坡评价说：“季伦（石崇字）之于逸少（王羲之字），如鸱鸢之于鸿鹄。”有天壤之别。
　　 这样的差别，不只在文章本身，更在于一手好笔墨雅俗共赏。《兰亭集序》不可复制，连王羲之本人酒醒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唐太宗李世民对它情有独钟，他广泛收集王義之作品，是不折不扣的“王粉”。一代名主早就打定主意，要把《兰亭集序》用于陪葬，永远据为己有。这样做，他多少有些愧疚，于是下令众人描摹翻拓临写。至今流传的《兰亭集序》摹本、临本众多，以“神农本”“定武本”行世最多，虞世南、褚遂良临本也大受欢迎。真迹湮灭，虽然遗憾，但“天下第一行书”的声名妇孺皆知，经久不衰。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王羲之在正史里不以书名著称，其显赫的身世及官声早已湮灭，但那场流动的盛宴，那场盛宴的发起者王羲之，因《兰亭集序》不朽而不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