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缓解病痛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哼哼”。有人在家时，怕别人听了跟着难受，小声地哼哼；剩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放开了，大声地哼哼。没有什么节奏和规律。有时始于小声，收于大声，有时始于大声，收于小声。有好多时候，是伴着一口长气，拉着长声哼哼。她哼哼的时候，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一些，病痛也似乎真的有所缓解。
　　 爸爸最不愿意听到妈妈的哼哼声。从外边进屋，听到妈妈正在哼哼，爸爸就嘬嘴摇头，很不耐烦地说：“又哼哼，听着揪心！”
　　 妈妈当即回怼爸爸：“我想哼哼吗？哼哼着好受点，你甭听了烦，我哼哼我的，你只当没听见得了。”
　　 爸爸便不再言语。爸爸不是不知道妈妈有病，也不是认为妈妈哼哼是小题大做，或是有意让别人知道，引起重视。爸爸是不愿看到妈妈的痛苦。耳不听，顾不上，眼不见，心不烦。妈妈的哼哼声，是把她的病痛，没有掩盖地强化推演在爸爸面前，使爸爸的揪心没办法回避，才说出这样的话。爸妈没有红过脸，打过架。嗔怪妈妈哼哼，是爸爸想麻木地回避罢了。人类的一大创造，是没有好的办法解决的问题，就回避，就麻木。
　　 妈妈到底有什么病，哪里疼痛？起初我不知道，后来大一点了，就老听妈妈和别人念叨，说她的后背，好像长期背着一大块凉冰，有轰不走的寒气。她还说，她的胳膊腿关节，总如同有一窝蚂蚁在咬她，咬得她钻心地疼。她这样念叨的时候，往往皱眉咧嘴，满脸的痛苦，好像病魔这时正啃噬着她的骨髓。
　　 但是，妈妈这么反复地说自己的病痛，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任何波澜。因为我看到，妈妈仍然每天三顿给一家五六口人做饭、喂猪喂羊喂鸡，晚上仍然纳鞋底、补裤子补袄补袜子，一会儿不停闲，好像她不但没有病痛，反而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头一样。这让我感觉妈妈的病，就是寄生在她身上的一个不友好的朋友。她的哼哼，只是一种生存习惯而已。
　　 实际上，妈妈长期喝着一种药酒。东屋北墙靠东面红色板柜上，放着几个玻璃瓶，有两个瓶里装着浅咖啡色的液体，剩下几个全是空的。玻璃瓶外边有个标签，标签上面，画着一只猛虎，虎的旁边，写有“虎骨酒”三个红字。虎的眼睛锐利地看着炕上的妈妈。这锐利的眼睛，在驱走妈妈的痛苦吧。
　　 这是大哥从北京给妈妈买来的。大哥春节回家或平时来唐山出差，就带两瓶回来。妈妈用爸爸偶尔喝酒的三钱小盅，每天喝两盅，早晚各一盅。认识几个字之后，我看标签，知道的这酒有追风袪寒、活血止痛的功能。但喝完之后的几个空瓶子，为什么还总摆在柜上。妈妈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问过。后来妈妈说，她十七岁就生下大哥。大哥上中学时，每个礼拜六从学校步行三十多华里回来，拿本书，想周日看。但每个周日，看到妈妈下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大哥就帮妈妈干活，周一上学去了，书原封不动地带回，一页没翻。大哥上班挣钱也最早，每月都给妈妈寄来零花。家里，最得大哥的济。大哥在妈妈心目中，不仅仅是大儿子，而是一种骄傲，一桩幸福，一块亮丽的招牌。虎骨酒是大哥买来的，喝完后的空瓶，妈妈摆在那，是要让所有来家的乡亲，都知道她有个好儿子。她看到这些大哥买来的东西，心里就踏实，精神就充盈。
　　 上了高中，我才逐渐体会到妈妈的病痛。因为这时妈妈步履蹒跚，每迈一步，腿脚显得很吃力。她那双解放脚，再没有我小时候她干活时那有力的步伐了。她的后背，也弯了，像一个小包裹塞在她后背的衣服里。个子也矮了不少。周一早起，我上学离开家时，她就站在门口，那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回头看时，她缓慢地向我摆手。这就是我干了大半辈子活的妈妈的形象？我鼻子酸酸的，放下自行车，回到她跟前，把她搀回屋里，叫她放心，不要再动，就快步走出屋子。一条简单的理念，涌上心头：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最光荣。但高强度、无休止、缺乏保护的劳动，会损伤劳动者的身体。妈妈的颈椎、腰椎都变了形，风湿长期潜伏在她的躯体里，无疑是她年轻时泥里水里、没有节制的劳动造成的。无数宗活，在那里等着她，她心里没有缝隙顾上病痛。
　　 年岁稍大一点，病魔就露出了锯齿獠牙，在她的身体里作祟，折磨着她，痛苦着她。哼哼，是妈妈对病魔的反抗！
　　 娱乐，也是妈妈对抗病魔的办法。玩小麻将的时候，没听到过妈妈哼哼。三哥1974年参加工作去了外地。爸爸1978年去世那年，二哥也参加了工作，我同时考上了师范，到市里读书。农村土地实行了承包，妈妈这时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干不了什么重活，家里也没有太多的活需要她干。妈妈真正开始养老了。妈妈没有更广泛的爱好，就经常打小麻将。麻友们，都是村里相好对劲的人，我的本家大妈、大婶和嫂子们。她们和妈妈投缘，都尊重喜欢妈妈。一边摸着牌，出着牌，她们一边逗妈妈说笑话。妈妈时时笑得合不拢嘴，一点不见病痛的影子。妈妈她们玩的，是最小的麻将，五分一毛两毛的，四大圈儿下来，也就是一二十元的输赢。但大家都很认真，好像麻将牌一摸，家里的房子也在动似的。妈妈自小就好玩麻将，但有三十年没有摸了，时间都用在干活上。现在打起来，脸上浮着笑意，如同回到了小时候。我这时，早已从外地的矿山调动回来，经常回家看望妈妈，总赶上妈妈在家玩麻将。看着妈妈玩麻将高兴的样子，我心里特别欣慰。受了大半辈子苦，妈妈终于熬出来了，打打小麻将，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一个农村普通妇女的幸福门槛，实在不高。牌局散了之后，我就掏出几百元塞给妈妈，告诉她，大胆地玩，输赢不要在乎。妈妈说啥不要，说平时给她的，就够用。我说，这个钱，专用于打麻将，叫麻将专用资金。妈妈笑着收下，用力塞进她的大襟袄里兜。
　　 到了晚上，妈妈好像有无数的话要和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重复的事情。开始我有点烦，就说你说过了，我知道了。她说是吗？我说是。但她还要说。我也就不再反驳她。她说初级社、高级社那会儿，她那么不闲着地干，也是为给我爸教学腾出时间，好好教书。奶奶给看孩子，下不了地。有个老爷，干活不地道，帮不上什么忙，就累她一个人，才落下一身的病。这个时候，她也不哼哼。夜深，似乎睡着了，她又不知不觉地哼哼起来。我在她的哼哼中，也睡着了。梦见她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的劳动情景。妈妈以一个不到一米五五的个头，挑起十几亩土地播种收获的重担，她放下锄头就是大镐，风霜雨雪挡不住她，没有在家里看见过日出日落。
　　 醒来之后，我的枕巾好像湿了。
　　 万筒条减轻了妈妈的病痛，但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她分辨不清中发白东南西北风了，她患上了白内障。妈妈血压高，还患有房颤、心绞痛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又是高龄。医生说，妈妈的这种状态，做白内障手术，存在很大风险。要家里商量好，签字。
　　 我们做儿子的，进入了两难状态。手术不做，妈妈视物不清，连小麻将都受到限制，生活质量严重受损；签字做吧，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不可控情况霎那就可能发生，万一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我们将悔恨终身。好不容易盼来吃穿不愁、没有干不完的活追着的时代，儿女们何尝不盼望母亲长寿，享几年福啊。
　　 我们哥几个打电话反复商量，我去医院找医生进一步探讨。几天没有定下来。妈妈早不耐烦了。这天，我回家看望妈妈，又提起手术的事。妈妈严肃而坚定地和我说：“你给我签字，谁也不和他们商量了。我看不到东西，麻将都玩不了，比死了还难受！”性格历来柔弱地妈妈，今天一反常态，斩钉截铁地坚持手术。我被她的自信和从来没有过的坚定而征服，当即说：“做，我签字，我找医术最高的医生给你做。放心！”
　　 真正的好医生，一是医术水平高，二是服务态度好。妈妈的白内障手术，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医生，姓刘，是这所三甲医院的眼科副主任。他知道有老儿子在旁边，妈妈心里踏实，就破例叫我进了手术室。他叫我和他一起把妈妈扶上手术台，他用枕头、被子、床单等几样东西，垫在妈妈的后背下面，不使妈妈因为驼背而出现悬空的地方，让身体不撑任何重量，处于彻底放松状态。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还柔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说：“大娘，您的状态非常好，一点不紧张，手术很好做，做完眼睛就亮堂了，干啥都看得见，有你老儿子在这，就更好了。”妈妈微笑着，嗯嗯着，也不哼哼，不住地点头。
　　 手术非常顺利。三天之后，妈妈又开始了小麻将，满脸的笑意。妈妈的决心下得好；字，我签得坚决。我们哥几个都为妈妈的复明而高兴。我们由衷地感谢刘医生。从刘医生身上，我感觉出，一个医生的医德医术，至关一个患者的生命。妈妈，应该遇到这样的好医生。
　　 二○○○年，世纪之交，妈妈离开了她为之劳动了多半辈子的家。正是夏天，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从甘肃出差，返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安详地躺在一块木板上，身上覆盖着一块青单。她没有哼哼。我多么愿意她能够再哼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