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师生关系中往往包含有深层的社会政治关系，越发的让人显得深邃莫测。
　　 中国古代的师生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提携、简拔关系的师徒，如科举的考官和阅卷官，老师被称为“受知师”，学生被称为“门生”或“门人”。另一种是基于教学文化知识而建立的师生关系，历史上把老师称为“受业师”，也叫“塾师”，把学生称为“弟子”或“学生”（西汉之后，“门生”“弟子”等开始混用）。
　　 关于第一种师生关系，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写得比较明白：“士子中式者，称主考曰座师，称同考官曰房师，称其余考官曰受知师。”在科举制度这个平台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会因为一场科举考试变成师生。比如苏轼尊欧阳修为门师，欧阳修也确实将苏轼当作自己的学生，百般呵护，千般推崇，只因欧阳修是那场考试的考官。苏轼的一生能有如此建树，除了自己本身具有的才华，和欧阳修的关怀和照拂是分不开的。历史上曾经流传过一则故事，苏轼参加科考，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都不知这句话的出处，便直接去问苏轼，苏轼回答说没有出处，是自己“想当然耳”，也就是自己编出来的。杜撰历史事件和言论，在科举考试时是一大忌讳，除了过失外，一般没有考生敢于这样做，一旦被发现，就会和“污卷”一样名落孙山。但欧阳修不但没有处罚苏轼，还赞扬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就是从此时开始，正式确立了二者的师徒关系，后人尊称二者为“欧苏”。欧阳修和苏轼的关系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文学上，二人不但引领了中国散文革新运动，还同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政治上，二人都是保守派，并肩与王安石变法斗争了一辈子，可谓志同道合的师生楷模。
　　 关于第二种师生关系，诸如孔子和他的学生颜回等七十二弟子，王阳明和他的学生徐爱、冀元亨、薛侃、陆澄等。由于师生关系的类别不同，师生间的情感认知和交往目的也就不同。授业师主要是为了学习传播知识，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受知师则主要是为了建立政治关系，结成仕途联盟，说白了就是为了有利于双方官场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当然也有举荐贤才，为国取士的高尚情怀于其中。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老师和学生的故事，战国“百家争鸣”期间，基本上每一家都有师生关系的故事流传，大部分都记录在历史文献之中。比如兵家的鬼谷子和孙膑、庞涓；墨家的墨子和禽滑釐、耕柱子；法家的李悝和商鞅等。到了明朝，则以王阳明和他的学生关系最为著名，且对后世影响巨大。
　　 自从有了师生关系后，老师就居于主导地位，“三纲五常”中虽然没有“师为生纲”，但从孔子起，就把师生关系和父子关系重叠了起来，师生就有了父子之尊，其关系甚至超越了父子，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三字经》中更是把父亲和老师的教育责任并列起来，叙述为“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最初是南宋王应麟的著作，可见至少在南宋，人们已经完全在伦理的高度，接受了老师列入“父纲”的事实，并进入了启蒙教材，普遍要求学生们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孝顺老师。
　　 在古代，父母去世后要守孝三年，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正在南方，听到消息后，带着南方特有的楷树回到曲阜，种植在了老师坟墓的旁边，并为老师守孝六年，比父母的守孝期整整延长了一倍，可见师生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为了弘扬学生对老师的忠孝，倡导“尊师重教”的“教学相长”精神，清朝时，康熙皇帝手书的御碑“子贡手植楷”，至今还有树干生长于曲阜孔林，御碑依然挺拔，成为后人瞻仰的尊师文化遗迹。
　　 师生关系披上了父子关系的外衣之后，老师对学生不仅有了教育的资格，还有管教约束的资格。史书中就记录了不少老师训斥学生甚至打骂学生的故事。在古代，老师打骂学生，是符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正常行为，古代有“求打声如沸,赐打甘如醴”“棍棒底下出孝子”“板子头上出状元”之说，就是老师武力管教学生的反映。关于责打学生，还有具体的名头，比如“笞尻”，就是用竹条抽打屁股；“批颊”就是用巴掌打脸；“戒饬”，就是用戒尺打手心……
　　 《论语》记载孔子骂宰予：“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把学生比作“朽木”和“粪土”，这已经不是骂，而是侮辱了，但却成了“师道尊严”的经典案例。《墨子》中也记录了墨子经常责骂学生，特别是耕柱子，挨骂最多，《墨子怒耕柱子》说得就是墨子骂学生的故事。
　　 古代的众多老师中，尤以明代的王阳明与学生的关系处理的最融洽，最和谐，也最具师生情谊。
　　 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先生被贬出京，发配到贵州修文龙场驿做驿丞，途中路过辰州（今湖南沅陵县），招收了冀元亨等多名弟子。王阳明在此地耽搁了三个多月，为这些新弟子讲解儒家学说，深受弟子们的爱戴。因为要去赴任，不能久留于此，师徒便分了手。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阳明先生贬谪期满，从贵阳赴任江西庐陵知县，返回途中再过辰州，与诸生再次相会。他见到门人冀元亨等在他离开后，都能精进学问，特别高兴，和弟子盘桓几天后，阳明先生告别东行赴任。走到半路之后，对学生们的牵挂之心犹存，又给冀元亨等学生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的《与辰中诸生》书。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先生对待师生关系的态度。首先，先生没有以师自居，而是把学生们看作是朋友：“归途乃得诸友”“诸友宜相砥砺夹持”“诸友宜以是为鉴”“诸友宜于此处着力”，凡涉及学生之称呼，无不为“诸友”，平易近人，慈心相向，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如此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其次，没有盛气凌人的说教，而是引经据典，谆谆教导，“学要鞭辟近里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谦受益”“不求异于人，而求同于理”，这些贤哲名言，就是今天作为座右铭挂在书房里，也是颇为受益的。
　　 再次是以自身经历告诫学生们：“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学习与修行要扎扎实实，不可半瓶醋，酸咣荡，更不可一知半解就标榜卖弄学问，那样是会被世人嘲笑的。
　　 不仅是在这封信中体现了阳明先生对学生的爱戴，就是在《传习录》一书中，我们也能处处看到先生的虚怀若谷和仁慈友爱，总是能感受到一个老师的不厌其烦和循循善诱。一个问题，学生反复问，老师就反复答，并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去不断解释。同样是学生对老师言论的记录，王阳明的《传习录》明显的没有孔子的《论语》那样盛气凌人和板着面孔教导学生的作派。
　　 老师对学生如此慈祥仁爱，学生对老师更是衷心爱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被王阳明率兵镇压，朱宸濠被处死。奸臣张忠、徐泰等诬陷王阳明与朱宸濠通谋，他们逮捕了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及其夫人，以炮烙等残酷刑罚威逼冀元亨揭发老师王阳明的所谓通叛罪行，冀元亨视死如归，用生命保护了老师王阳明的清白。这样的师生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王阳明最后与孔子一起以圣人的名义并列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创建的“心学”理论，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对师生关系的诠释，正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的自我实践。
　　 2024.8.28
　　
　　 附：《与辰中诸生》
　　 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宜以是为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
　　 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学要鞭辟近里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谦受益”“不求异于人，而求同于理”，此数语宜书之壁间，常目在之。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只如前日所约，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所谓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