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的时候还没有分切鸡的说法，等我到了10多岁的时候，随着养肉鸡养殖业的发展，市场上才慢慢有了鸡架卖，价格跟豆皮差不多。这对于大多数吃不起肉的普通人，无疑是一道解馋的美食。
　　 那个年月就是这样，好的东西都出口创汇去了，老百姓只能吃一些边脚料解馋。我记得我姑奶奶家的表叔特意从20里以外给我奶奶送来一些大虾头。说是挨着他们村子的冷库加工虾仁，他们都去打工，剥下来的虾头可以带回家。奶奶叫上我们一大家子吃得津津有味。
　　 有了鸡架的滋润，生活都变得快乐起来。每逢赶集，父亲大多会买回两个鸡架，放上些土豆、萝卜、粉条一起煮，盛在一个搪瓷盆里，热气腾腾，再来上两个馒头或者玉米饼子，用牙齿和舌尖灵活的啃下那丝丝缕缕的碎肉，小心的掰开一节节的鸡脖子，吸食里面的骨髓，嘴里时不时的会发吃“啧啧”“咂咂”的声音，吃得那叫一个舒坦。吃完再来上一碗鸡汤，马上鼻尖上就会沁出汗珠，浑身通泰，感觉这就是幸福的生活。那时候的人很容易满足，不像现在，天天为吃什么发愁。
　　 吃完的鸡骨头收起来，扔给猪，一点儿也不浪费，皆大欢喜。说到喂猪鸡骨头，还曾经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那年家里养母猪，刚怀了第一胎猪崽。这头猪也就是亚成年，肯吃肯喝，膘肥体壮，母亲照例每次把吃剩下的鸡骨头喂它。算日子怀孕都快三个月，可是猪肚子总不见大。父亲说，应该是猪胖，不显肚子。老李头喜欢走门串户，是有名的“屁股沉”，走到哪，唠到哪。有一次他串门到我家，父母亲正在喂猪，就和父母在猪圈旁说些“猪话”。说到猪不显肚，老李突然问父亲是不是喂了鸡骨头。父亲应声是。老李说，坏了，坏了，这鸡骨头是有名的“化小猪”，你们不知道？父母愣了。老李上前摸了摸猪肚子，接着说，肯定化了，肚子空空。趁着现在肥猪价格不错，这猪也胖，当肥猪卖了得了！
　　 耳根软的父母就听信了老李的话，真的把猪卖给了杀猪匠。跟杀猪匠也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怀上孕的母猪。可是第二天，杀猪匠拎着一个袋子找上了门，里面是几只没来得及出生的血赤糊拉的小猪仔。看到此情此景，平时和言细语的母亲非常激动，捂着脸坐在门槛上失声痛哭，甚至咒骂起了老李脏话，这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听母亲骂人。父亲拿出几十元钱给了杀猪匠，算是补偿，回过头劝慰母亲。好一阵儿，母亲才缓过来，她抽泣着说，她心疼的不是损失了多少钱，是她对不起枉死的母猪和它的那些没出生的孩子。做猪早晚要挨一刀，这是它的宿命，可是，这次是谋杀，是草菅性命。母猪临死前那是多么的绝望，我们是欺负畜生不会说话呀，我们对不起它们。母亲要去质问老李凭什么那么信誓旦旦，为老不尊，让我家承受这样的财产损失和丧失德行。父亲最终劝住了母亲，没去找老李。父亲说，最终还是因为咱们没主意，才酿出来恶果，怪只能怪自己。母亲长叹一声，用手捶墙。那天夜里，我见母亲端了一些馒头放进猪食槽，在猪圈墙上燃起几只香，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她是在求得一份心安。
　　 后来再吃鸡架，母亲也不会把骨头给怀孕的母猪，不管化胎是真是假，母亲都不敢再去尝试。
　　
　　 二
　　 我来北京后经历的大半年的灰色时光，那时候几乎身无分文，工作换了几个也一塌糊涂，曾陷入深深的迷茫，无路可退，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在西直门外有一个向阳小学，里面有一个校办小型的文印室，管理这里的是一位叫李青的姐姐。她每个月都要跟我进20令八开纸，成了我那段时间生活来源的救命稻草。
　　 我是从北四环海荣纸业进的货。那时候北四环还在建设中，海荣纸业就在中关村工地附近，有三间简易门店和一个仅200多平米的小库房，里面放着太阳纸业产的复印纸和胶版纸。李青要的就是胶版纸裁好的八开。海荣纸业也是夫妻店，老板叫冯大中，老板娘应该是叫海荣，姓什么没记住。我那时候哪有钱拿出来进货？虽然李青姐那里可以当时结支票，也得等把货送过去，拿上发票到财务报销。快的话一两天，慢的话一周也是正常。非常感谢冯老板夫妻的信任，每次都能赊货给我，等我拿回来支票再给我返点差价。
　　 由于裁纸需要时间，有时候还要排队，我在他家赶上过几次吃饭。每次他们都叫我，赶上什么吃什么。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怎奈抵不过他们的热情和美食的诱惑，终于还是上了餐桌。印象里吃过好几次鸡架子。他们炖鸡架用的是五花肉加海带，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吃法。海带都是厚实的样子，炖得很烂，轻轻一咬，就化在嘴里，就跟吃了肉一样香。五花肉被海带吸收了脂肪，也不油腻。鸡架子骨头都快熬白了，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想，这道海带炖肉炖鸡架应该是山东特色吧，毕竟他们夫妻都是山东人，又临海而居。
　　 那时候的我缺油少盐，平时都是靠吃大饼保证生存。看见荤腥，开始我还矜持一点，后来我算是放开了，吃得风生水起，最后还喝了两大碗鲜亮的鸡汤溜缝。美食让人产生多巴胺，多巴胺让人快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我，把这顿美味的鸡架留在了记忆里。这是灰色时光里一道亮光，让我又燃起向前的希望。这鸡架不只是给我肚子加了油，冯老板夫妻对我的热情和信任更给了我信心和前行的勇气。
　　 半年后，我到了北京捷恩公司，我的运气开始好转。不久后，在一众业务中我始终能保持着销售第一，一时成了老板心里的红人。
　　 公司处于城乡交界的二拨子东升拔丝厂院内，有个独立的小园，老板养了一条德牧和一条纯黑的藏獒。看家护院的倒是其次，主要是老板喜欢狗，爱和它们玩耍。这两只狗食量都很大，吃的除了平时喂些剩菜剩饭，老板就经常炖鸡架子给它们。
　　 其实公司的伙食一直不错，但对于我这个吃货，换换口味，嗦几口鸡架下酒，感觉也不赖。就跟老板建议鸡架子“人狗平分”得了。老板一脸的惊异，然后哈哈大笑，说，我是没敢让大家吃鸡架，怕有人说我把狗食给大家吃，遭人骂。既然如此，下次炖鸡架多清洗几遍，好好卤一下，咱们先嗦了嗦了，再喂狗好了，哈哈！
　　 于是，很长时间，我们都过上人狗平分的快乐生活！那只藏獒总是爱向我龇牙，我也不敢靠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建议被它知道了的缘故。
　　
　　 三
　　 我家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公司，我既当老板又要当司机和装卸工，媳妇儿要管财务还要三天两头跑银行交支票。我们夫妻根本忙不过来，家里老人也指望不上，就从老家叫来了二姐帮我照顾。二姐是我二姨家的孩子，只比我大两岁，脾气好，能持家。那时候正好二姐夫在天津上班，一个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家里就剩下她自己，来我这里正好无牵无挂。这样二姐夫每周都从天津过来和二姐相聚，比回家还方便得多。
　　 二姐夫跟我同龄，个子不高，瘦瘦的，二姐总说他瘦得像个大鸡架。他超级爱吃鸡架子，属于只嗦骨头不吃肉的那种，一个鸡头他能啃上半天，喝上一杯酒。我说他贱骨头，不知道肉的香。他笑道，滋味都在骨头里，你们不懂。那时候每周末几乎必吃鸡架，都是二姐或者二姐夫做，他们会调换着放这种配菜，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扁豆。二姐夫还偏爱放酸菜，放山蘑菇，这可能跟他小时候在东北生活了多年有关，蘑菇也是他东北的朋友寄过来的。我偶尔也会让他们放海带，这海带的滋味只有我才能咂摸明白。二姐熬汤是一绝，熬出的汤乳白细腻，盛到碗里撒上一些香葱和香菜碎，再放上几粒枸杞，色香味俱全。我媳妇儿正值哺乳期，鸡汤下奶，奶水很旺，催得我家老二也是白白胖胖，胳膊和腿都呈现藕节状，谁见了都喜欢，都想抱一抱，亲一亲。
　　 二姐夫还喜欢吃生鱼片，就是市场上普通鲤鱼自己片，拌上佐料就可以吃。我吃不下，就把生鱼片放进滚开的鸡汤里烫一烫再吃。鱼的鲜加上鸡汤的鲜混合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后来知道，很多涮羊肉用的高汤也是用鸡架，羊骨吊出来的。我这番操作，鸡汤涮鱼片正切中美食的要义。怎么吃，都是试着摸索出来的，于是成就了美食。其实，这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也是可以创造美食的人。
　　 到现在，我和二姐、二姐夫也经常通话，回忆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国人在放下电话前，都爱说一句，有空咱聚聚，我请你吃大餐。这话多半是客气话，说者听者一般不用当真。那天我跟二姐夫也随口说了这句话，二姐夫说，不用大餐，吃鸡架就行！我俩哈哈大笑。
　　
　　 四
　　 近些年，东北的鸡架非常有名，有各种做法，熏的，烤的，卤的，铁板的……遍布大街小巷子，在夜市更是极受欢迎，各家有各家的秘制绝招。很多店都成为网红的打卡地。但鸡架成为经久不衰的地方名吃背后，却有着一段心酸的往事。
　　 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工业水平和生活水平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都曾遥遥领先于内地。即便是国家困难时期，东北肉食的摄入量也远超其他地区。80年代初，那时候东北是没有吃鸡架的习惯。随着白羽鸡的引进，现代化养鸡场的建立和鸡肉出口上的要求，才开始有了鸡架售卖，一些面馆也开始用便宜的鸡架取代牛羊骨头吊汤。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开始衰落，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岗潮，人们开始消费不起普通的肉类。人们开始寻找更便宜的食材来调剂苦闷的生活，悄然间，鸡架成了俏货。一只烤鸡架，两瓶雪花啤酒，曾给生活压抑的底层百姓最廉价的快乐。10多年后，等到东北经济开始好转，吃鸡架的习惯被保留下来，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翻出很多花样，成为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
　　 我想起在一段视频里看到，问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喜欢吃猪头肉，回答是因为猪头肉相比其他肉类更便宜，形成了美好的固定记忆，等90、00后长大，他们可能会推翻这种看法。这和老北京的卤煮，重庆江边的水煮鱼，成都的麻辣兔头形成地方特色应该都是一样的道理吧。就连韩国的所谓的“部队火锅”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形成了流派。流派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说鸡架，不得不提三国的杨修，他揣摩曹丞相的巡夜口令“鸡肋”，道破天机，为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要是曹丞相和杨修穿越来到现在的东北，想必曹丞相也不会把口令定为“鸡肋”，杨修更不能会错意。
　　 很多的食材并不是因为本身的美味而让人留恋，而是食材背后的故事实在让人难忘。就像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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