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是父亲96岁生日。前来祝寿的客人陆续进门问候。正在专心致志看书的父亲抬起头来，摘下老花眼镜押进书页里，微笑着向客人一一打过招呼。
　　 趁客人落座喝茶互致问候的时候，父亲又自顾低头看他那本厚厚的书。父亲只要翻开书，浑浊的目光就格外深邃而专注，心无旁骛地享受着书本带来的充实和愉悦。
　　
　　 二
　　 父亲在古镇峨麓书院读过旧学，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
　　 解放前，父亲行走川盐古道挑盐，常常忙里偷闲，从新津口盐码头过长江，到云阳城里买几本古典文学书籍，用油纸包在盐篓子里。
　　 成天望年望月，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投宿幺店子。挤满通铺的盐挑二鼾声如雷，父亲还要在灯下看书，直到店老板熄灯。
　　 一次机缘巧合，让父亲淘到了大批旧书。
　　 那是解放初期冬天早上。担任大队会计不久的父亲，看见保管员用旧书引火发木炭。灰尘扑扑的杂物间还有不少旧书。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说岳全传》都是珍贵的绣像全图插页本。
　　 这么多好书，被当着引火柴烧了多可惜呀！父亲找大队叶书记商量：“这些旧书反正用来引了火，我可不可以用引火柴调换？”
　　 叶书记没有读过书，不晓得这些旧书除了引火还有啥子用场？
　　 “这都是土改没收地主五大财产顺便缴来的，几年引火烧了不少，你看得起哪些，拿去就是！”叶书记爽快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从家里弄来一大挑引火柴，换回了一挑旧书。
　　 父亲年轻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好，会计账目做得清爽，算盘也打得好。父亲打算盘是跟一位姓樊的师父学的。这位师父从奉节县城下放村里劳动改造。他的“绝活”是双手打算盘，运算速度极快，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大队有人议论父亲：“集体那把17桥的算盘，被他打得溜溜熟，可惜就是没把自己的人生盘算好！”
　　 一次，吴校长征得大队同意，请父亲去村小学教书。那时候，1000多人口的村子，学校只有吴校长唱“独角戏”。
　　 “半路改行教书，搞不好误人子弟，不如轻车熟路搞会计业务自在。”父亲委婉地回绝了大队的安排，也辜负了吴校长对他的赏识。
　　
　　 三
　　 大跃进初期，公社向各大队派来驻队干部，指导和协助基层工作。
　　 我们大队驻队干部是高山的土改积极分子。虽不识字，也被提拔到公社当了干部。
　　 从此，我们大队一揽子事务，包括大队干部的任免，都凭他“大王一卦”定夺，大队书记主任成了摆设。
　　 父亲对驻队干部好大喜功，强迫命令，不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看不顺眼。驻队干部也从父亲的脸色看出了父亲心里的不满。更难容忍的是，父亲有时还在会上向他提意见。驻队干部心里很恼火，可他当着父亲的面总是一脸笑。
　　 大队办公室曾经是地主李盘周的豪宅。正屋和两边厢房楼上是大队办公场所，右边厢房楼下是大队幼儿园。
　　 我和二弟进了幼儿园，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感觉饿得慌。有天晚上父亲喊我和二弟上楼去，父亲的寝室就在幼儿园对面楼上。
　　 父亲从挎包里摸出一截火炕牛肉，说是风门店子大嬢给的。本来干牛肉要浸泡软了才做菜，父亲却不懂这个。他找出一把生锈的刀子，钝刀子切干牛肉，老是切不动，结果剁得大块小块的，好久煮不烂……
　　 这是我们进幼儿园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父亲寝室加餐。夜半过后，干牛肉在肚子里发胀，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
　　 幼儿园和厨房之间的巷道里，放着两根碗口大的松树，皲裂的粗皮刚被木匠刨去，浑身还冒着松油。
　　 幼儿园小朋友下课争先恐后围拢去，剥下柔软的嫩皮细嚼慢咽充饥。带有松香味的嫩树皮，味道甜甜的还有些苦涩。
　　 进出食堂的人在松树上踩了不少污泥，小朋友们也不嫌脏。没多久，几十双小手愣是把两根松树的嫩皮剥光了。
　　 有人写信将这事反映到公社，公社马上派人明察暗访，发现幼儿园生活确实差。公社领导狠狠批评了驻队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幼儿园的生活从此得到了改善。
　　 驻队干部怀疑是父亲向公社反映的，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年底，父亲刚刚办完大队年终决算，驻队干部就通知父亲把账本交出来，公社要来人查账，叫父亲回去等候调查。查账结果没有问题，驻队干部却没通知父亲上班。
　　 那年腊月，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大队叶书记翻山越岭来我家，看到围坐火坑边的大娃细崽，不由皱起了眉头。叶书记直言相劝父亲：“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连扁担拗不赢地脚枋你也不懂？你跟我去找驻队干部说几句软话，早点回大队上班。”
　　 可是父亲还是固执己见：“从工作关系讲，我跟驻队干部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个人关系讲，我们性格合不来。书上说得好：大臣性格不合，不要同朝为官；小吏性格不合，不要同堂共事；夫妻性格不合，不要同锅舀食。我为啥子要去给他说软话呢？”
　　 “我看你楞是个识卵不识毬的书呆子！”叶书记黑下脸来，一脚踢开腰门悻悻而去。
　　
　　 四
　　 父亲不明不白“解甲归田”，生产队没有对他落井下石。
　　 队里体力不重的农活，队长一般会安排父亲参加。队里写标语、办墙报都靠父亲一支笔。社员分家，要请父亲去处理家产；家庭闹矛盾，要请父亲去调解；家里过红白喜事，要请父亲坐礼堂执笔……在乡亲们眼里，父亲依然是他们信得过的文化人。
　　 在物质和文化双重贫困的穷乡僻壤，父亲没办法从物质上改变家庭环境。他只有在书本里寻找精神安慰，保持内心淡定，自信日子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父亲白天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借着我母亲和姐姐做鞋子的煤油灯光，如饥似渴地看书。小小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光线昏暗摇曳。
　　 秋收之夜，父亲到晒谷场轮值护秋。冷清的月光洒满晒谷场，蛐蛐的叫声清脆响亮，劳累一天的父亲还在马灯下看书。晒谷场马灯通宵不灭，父亲在灯下常常看书到深夜，鼻孔被煤油烟熏得黢黑。
　　 “文革”初期，一群红卫兵走村串户破“四旧”，将父亲用引火柴换来的旧书收缴一空。
　　 父亲从火盆里抢救出来的这些旧书，一直当心肝宝贝珍藏了16年，终归没逃脱一火焚烧的下场，这可比剜了父亲的心肝还要命！
　　 我母亲看到父亲成天失魂落魄，劝道：“捡来的宝，混来的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不就那么些旧书噻？烧就烧哒嘛，好大个事咯！”
　　 往后岁月里，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困苦，父亲时不时从称盐打煤油的开支中“抠”出钱来买书。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手边又积攒了一批文言文小说，还有不少民间唱本。我姐夫也经常购买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为父亲阅读增添了新内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金庸、古龙、黄易等名家的武侠小说畅销市场。古镇一家个体书店出售盗版武侠小说，父亲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每次上街赶场，书店老板隔老远就招呼父亲进店，吃烟喝茶聊天，弄得父亲不买书都不好意思。父亲前前后后在他店里购买了十几套武侠小说。
　　 最近二十几年来，父亲看的书差不多都是我弟弟和外侄提供的。他们回家看望老人，经常提着一袋还散发油墨香味的武侠小说。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每次接过他们送来的新书，禁不住眉开眼笑。
　　
　　 五
　　 父亲看了那么多书，在我记忆里，很少听到他摆过书里的龙门阵。倒是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涂石匠，肚子里却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涂石匠早年从四川流落到湖北，他手艺好又会摆龙门阵，很受人欢迎，不久在新四河安了家。当地好些年轻人都是他徒弟，逢年过节都要请涂石匠到家里做客摆龙门阵。
　　 有天晚上，涂石匠在我们院子幺叔家做客。幺叔家的老大和我们家老二都是他的徒弟。男女老少围在火坑边，听涂石匠摆张三丰的龙门阵。我听得很过瘾，父亲却不以为然。说涂石匠的龙门阵，好多没得本章，扯的是“非经”。
　　 鸡叫头遍，带细娃睡觉的婆婆妈妈静悄悄地回去了；鸡叫二遍，父亲和幺叔躺在板凳上打起了呼噜。只有我和涂石匠的两个徒弟还坚守火坑边，一边聚精会神听，一边往火坑里加柴。
　　 后来我听说，父亲其实也摆龙门阵，只不过地点不在我们老屋里，而是在古镇街头吴家酒店。
　　 当年父亲最知己的几个朋友，都是乡下的文化人。他们不仅互相交换看书，还经常在一起交流看书心得。每逢生产队放假赶场，他们邀约在吴家酒店轮流坐庄请客。买一盘五香豆干，外搭一碟花生米，打两斤包谷酒，边吃边喝边摆龙门阵，直到天快黑了，他们才半醉半醒回家去。
　　 有一年春节，父亲请文友谭一范到我们家讲评书《说岳全传》。谭一范吃过晚饭喝过茶就开讲，他眨巴着眼睛，熬了个通宵才把《说岳全传》讲完。父亲隔一会给他换一杯冰糖浓茶，敬上几匹最好的雅雀口叶子烟，谭一范越讲越来精神。到了下半夜，我和父亲、姐夫几个人听得津津有味，其他人却忍不住呵欠连天。
　　 那些年春节亲友团聚，除了通宵打扑克，打撮牌（上大人），之外，再没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后来拜年客多了，父亲除了请人摆龙门阵，还用唱书的形式活跃春节气氛。
　　 从此以后，每年的春节期间，老屋上下院子的主人和客人天天晚上到我们家听父亲唱书。
　　 民间唱本说唱结合，边唱边说，讲述从善积德，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唱腔有七字句和十字句，七字句叙事，十字句抒情。父亲唱的声音宛转悠扬，说的内容有板有眼。听者的情绪时而开心，时而悲伤。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蟒蛇记》《潜龙马再兴》《安安送米》等民间唱本的故事。
　　
　　 六
　　 记得我刚上小学四年级，父亲从亲戚家带回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林海雪原》，一本《保卫延安》。父亲说是他表弟刚从部队带回来的。
　　 四年级之前，我们课外读物主要是连环画。虽然只要两三角钱一本，可是那时的乡下孩子没有钱买书。倒是贫穷逼出了“穷办法”：同学们你买一本我买一本，互相交换阅读，这样买一本就可以看多本。
　　 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林海雪原》，乍一看小标题就很吸引眼球，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比起父亲教我们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要好读好懂更有趣。父亲见我有了一些阅读能力，又借来《艳阳天》《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让我看。从此我们在同学之间交换阅读的书籍，不再是连环画而是小说了。
　　 那些年，煤油按户头凭票供应，像我们一大家子人，要很节省才勉强够用。父亲就在板壁上钉一块木板，把煤油灯放在上面，昏暗的灯光下可以做家务，却没办法看书。于是我每天晚上守在灶门口烧火煮猪食，借着火光看了不少的书。
　　 我们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姓刘，是部队转业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借调到县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每次作文课上，刘老师将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读给我们听。榜样的力量激发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讲评，还在班上和学校的学习园地展出。
　　 可是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上不去。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上课先把我数落一通：“莫看你作文满天飞，你的数学是茅草炖狗肉——差18把火！”这样一来，我对数学越发没兴趣了。
　　 有一次，我上课偷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被数学老师抓了现行，差点在全校引起一场政治风波。
　　 数学老师把我告到校长那里，说我支持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我。班主任刘老师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很着急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数学老师也在场，他在等候校长对我的发落。
　　 坐在旧藤椅上的曾校长，是一位头发已经开顶的精瘦老头，看上去不怒而威。他问我书是哪里来的，借给那些同学看过？我说是亲戚从部队带回来的，父亲不知道是禁书才给我看的，我还没借给同学看过。
　　 数学老师还是不依不饶：“既然书是从部队来的，我看部队也有坏人！”
　　 曾校长扭头狠狠瞪了数学老师一眼：“你一个乡下小学教员，军队的事也该你管吗？话说回来，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你给他戴那么大一顶帽子，合适吗？”
　　 校长当着两位老师的面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并勒令我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交给班主任。《保卫延安》这本书也被学校收缴了。学期结束前，曾校长把《保卫延安》交给班主任退还了我。
　　 1984年4月，我招考到县广播站当了一名新闻记者，后来调到报社任副总编辑。
　　 记得当初离家进城，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高兴。反倒一再叮嘱我：“自古写文章容易招是非，无冕之王更是如履薄冰。上要为政府说话，下要为百姓代言，一言一行务必小心谨慎！”
　　 之前我的人生虽然经历过一些波折，可是对写文章的风险却体验不深，对父亲的话也没太在意。
　　 那是我刚当上记者不久，写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的报道，在地市级党报《恩施日报》头版头条配评论发表。报道以现场目击的形式客观叙述，唯一的疏忽是将一位姓米的受访者误听成姓李了。
　　 被批评单位抓住这点瑕疵不放。他们知道我还在试用期，扬言要端掉我的饭碗。幸好时任市委书记开明大度，实事求是，否则我的饭碗真是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