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韵】在沈阳军区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随笔)
沈阳军区于1988年9月5日至21日,在40集团军所在地锦州市召开了全军区宣传处、科长工作会议。那次会议参加的人员比较多,正式代表就有130多人,连同保障人员有160多人。由于会议的议程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因此开了半个月的时间,应该算是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会议了。虽然现在沈阳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已经在军队改革中撤销多年了,但那次会议的一些情形还记忆犹新。
旅大警备区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宣传处副处长徐苏军及外长山守备师、守备一师、守备二师宣传科长,我也参加了会议。我当时在旅大警备区教导大队政治处做政治理论教员,既非宣传处长也非宣传科长,所以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因为与一项会议的重要内容相关。
那次会议至今已经过去了36年,可是,我还是记忆深刻,所以深刻,倒不是会议组织参观了锦州境内的名胜风光笔架山和锦西(那时候葫芦岛市还没有建市)的兴城古城一条街,也不是在会上放映了宣传十三大精神的11个专题电视片,而由我负责撰稿和讲课并制成录像的旅大警备区的《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专题教育课,受到军区首长和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并被评为第一名,而是我在会议上作的一个关于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发言,在会上影响较大,那个发言稿在会议之后,被军区政治部《宣传工作简报》的“军区宣传处、科长集训发言选登”栏目以头条位置刊出。
我在军旅22年,一直在做新闻、教育和理论工作,应该说在这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的研究和发言权的。因此,在军区的那次会议上,旅大警备区宣传处的徐苏军副处长要我代表旅大警备区参会人员在大会上发言。我当时就推辞,理由是旅大警备区来了五位科处长,怎么也不应该轮到我来发言。可徐苏军还是坚持说那些科长们都没有我做宣传工作的时间长,缺少经验,还是要我来代表旅大警备区发言。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承担。但是,我声明说,既然要我发言,我就有讲实话讲真话讲心里话,我绝不讲大话空话套话。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搞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让我不解甚至气愤的事情,也正好在这个有军区首长和全军区宣传科处长在的场合表达一下,发泄一下。于是我就连夜准备了一个发言稿,稿子不算长,大约4000字。我的发言稿的题目是《提高和巩固政治教育效果,应当是一项综合工程》,看题目只是一般般,看不出什么来。看内容,就会令一些人反感甚至坐不住了。其它的内容我就不说了,这里只挑干货说说。
我在发言稿中说,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如何提高和巩固,是一项综合工程。就是说,不仅需要注意教育的直接性效果,而且要主要教育的整体效果。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近几年来教育的直接效果很好,可整体效果不佳,不仅表现在对战士的教育中,对干部的教育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接着,我就举了两个事例,一个是战士教育的事例,一个是干部教育的事例。
关于战士教育的事例,我说,有一年,我们旅大警备区教导大队负责全区的400多名通讯、工兵、防化业务的新兵训练和教育,因为训练结束后,要分配到旅大警备区部队的驻地大连市内及守备一师(旅顺)、守备二师(庄河)和长外长山要塞区(长海县海岛上)等地,新兵们自然都希望留在大连市年内。在如何对待分配的问题上,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讲老一辈革命家如何服从革命需要的故事,讲张思德、雷锋的英雄事迹,放映长征电影《草地》,新战士们纷纷写决心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可是,在新兵进行分配时,大家看到,凡是家长来过队的,凡是跟大队和训练处领导有关系的,都分到市内或者旅顺了,没什么关系的,都分到庄河和海岛上去了。于是,一些新战士非常的失落,有的留着泪走了。
关于干部教育也是一样,我们在进行正确对待荣誉、职务升迁的教育时,所讲的道理和事实,他们没有不服气的,都觉得我们讲的有理有据,感人肺腑,口服心服。也都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自己的工作成绩获得组织上的信任,以获得晋升的机会。可是,一遇到需要提拔时,常常是那些表现一般甚至表现比较差的干部子女得到了提拔,而表现很好的普通工农子弟却轮不上了,因而致使那些能力较强,上进心又强的工农子弟很受挫折,心灰意冷,这种情况自然也会严重影响到部队的建设。于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就被某些搞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打得粉碎,化为乌有了。
由此看来,要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不只是搞教育的政工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工干部或者政治教员的事情,而是一个综合工程,其中,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甚至更大一些,责任更多一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要带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带头狠煞不正之风,带头树立廉洁风气,给干部战士做出表率。
应该说,我的发言,是对当时还不算非常严重的腐败之风气是一种公开的叫板和鞭挞,也是对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的一种比较强烈的刺激。我在大会发言席上发言时,沈阳军区副政委李文卿、政治部主任戴学江以及若干军师级别的人等领导,就在旁边的主席台上坐着,就在认真地听着。我以为,我的发言是不是有些过于尖锐了,领导们会不会有什么反感。其实我本人倒不惧怕他们有什么反感,我是怕一旦他们有什么怪罪,会给旅大警备区带队的徐苏军副处长带来麻烦,甚至给旅大警备区惹出什么麻烦来。大会发言结束后,我看出来了,徐苏军副处长的神情多少有一点紧张,但并不是很重,他还是鼓励我说:“修教员,你的发言很好,比其他单位的发言讲的都深刻。”他说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认识的几位其他部队参加会议的处科长们见了面也都说:“老修,你的发言讲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不过,你也是挺敢讲的呀!”话语中不无担心的成分。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我自己的担心,还是其他人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军区领导并没有什么格外的反应,会议仍然按照既定的议程进行着。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军区政治部的《宣教动态》刊物1988年第26期,专门编出了一期“军区宣传处、科长会议发言选登”,还把我的发言在头条位置刊登出来。这件事情让我生出两点感慨:一点是一个人要想做为一个正直的人,就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就不要太过于谨小慎微瞻前顾后,那样就会过于委屈自己,也会使自己的人格受到压抑。另一点是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不要把别人的胸怀想得太过狭隘,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有一种正义感的。只有那些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人,才不允许别人说话,才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正确的声音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