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回老家，父亲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道，你看你猴子伯都八十多岁了，干活还跟小伙子一样。那时曹伯的腰杆还笔直，人精瘦，常风风火火地在田地里行走着，根本看不出已有八十岁的样子，父亲常玩笑地称曹伯为猴子哥。
　　 俗话说算珠子拨一拨才能动一动，干农活如拨算珠，收来的粮食晾晒在那里，如果不去堆扫、不去装袋，它就永远老实地呆在那里。粮食从下种到归仓，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取巧的环节，每一步都要伴随着繁重的体力付出，既便在实行了机械化之后，晾晒与搬运时仍少不了人力。这也是父亲羡慕曹伯到了八十岁还有一副好身板的原因。
　　 在轻的农活也能把人耗磨得精疲力竭，而且换来的钱又少，年轻人把这笔账算得最明白，早跑到了城里。而父亲却从没有流露出任何逃避或抱怨的意思。他认为农人干农活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教师要教书、医生要给人治病、警察要去抓坏人一样，干农活是他们的本份。做农活需要好的身体，父亲眼神里更多是羡慕，羡慕曹伯到了八十多岁还能有一副好身板，还能继续下田去做活。而我那时却在疑惑着，曹伯到了八十也该歇下来了吧，把土地流转给那些种田大户，自己好好地享受晚年不好吗。人到了八十，还能在世上活几年呢，真想不通他这么拼是为什么。
　　 父亲这些老人不光种粮，他们还喜欢种瓜种菜。房前屋后他们会种上南瓜、丝瓜、四角梅豆。秋天来了，这些藤蔓植物便爬上了墙，缠上了树，吊在藤上的果实在秋风中晃悠着看得人眼馋。院子里也没有闲下，院两边靠近院墙地方被他们分成了一个个的方块，分别种上了豆角、韭菜、辣椒、萝卜、白菜、黄瓜、大葱等各种时令蔬菜。自己种的菜吃不了，拉到集市上去卖时，满大街都是他们这样卖菜的，大家的想法竟不约而同。偶有商贩来收菜，大伙便争抢着以几毛钱一斤的低价卖给了商贩。便宜也要卖，卖掉总比烂掉了好。卖了菜之后，父亲他们会捏着几张一元的纸币含笑而去，没人想到换来的钱与付出能不能对等……我想父亲从不羡慕城里，除了乡村旷野里清新的风，除了乡村里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自由，各种蔬菜充裕得可以随意挑选着吃也是他喜欢乡村的原因吧。
　　 父亲在穿戴上也从不讲究，夏天穿衣能遮体、寒冬能保暖就行，他们这代人少有人会在意衣服的新旧与孬好。一件简式的中山外套，一顶本山帽，在几十年前的春晚上赵本山曾因这样的一身装扮而被国人牢记。父亲他们也喜欢穿着这样的本山装，衣服穿了多年后穿到褪了色也舍不得扔掉。孩子们买来的新式夹克他们认为是洋玩意，穿在身上会觉得不自在。走在乡镇的大街上，常是那些本山帽与中山装退了色的老人。那黝黑的肤色，那佝偻而清瘦的背影，那迟缓的脚步，仅看背影时常会认错人而闹出笑话，这些人的差别仅是脸膛上的不同。
　　 我们常劝父亲要穿得好点，穿衣不光是给外人看的，也是替自己的儿孙着想。你想啊，看到自家老人穿着掉了色的旧衣服会让儿孙的心里有多难为情，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子孙对老人不管不顾不孝敬呢。几年前在一位族伯的葬礼上，到了最后的圆坟环节，当伯母把一件件崭新的衣服扔到火堆里时，一阵阵滚滚的黑烟过后，冲天的大火又炙烤着每一个人的脸。那些衣服有冬衣有夏衣，还有上千元一件的羊皮袄，那全是孩子们平时孝敬给族伯的。伯母边扔边念叨着，你们看啊，给他买这么好的衣服有什么用，一件也没有穿，最后只好化成灰带到那边去。我的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每见到儿女们给他买了新衣服他便不悦道，花那些冤枉钱干什么，农民天天要和泥土打交道，穿得在好也要染上泥土。在他眼里，沾满泥巴的旧衣烂衫才是农民该有的标配。我便玩笑道，人人都像你们这样节俭，做生意的都要关门大吉了，谈何去搞活经济。父亲听后便笑了：三年大旱时野菜吃光了，人们就吃树叶做的菜团子，结果两腿肿得透亮，现在能吃饱饭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日子，无法想象饥饿带来的恐惧能让人一生都不敢奢侈，甚至连添件新衣都是奢侈。我想到有一次接他到城里去看病，他的鞋子里竟挑不出一双干干净净能出门的，全都沾着泥土，气的让人真想全给他扔掉。当我用水一遍遍地冲刷着他的鞋子时，黄色的泥汁就不停地从鞋里流出，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双脚跋涉在泥土里劳作的情景，我也理解了他常说的那句话，庄户人双脚插在泥土里，身上哪能不沾泥。
　　 最近的几年，村子里好多熟悉的老人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人世。每一个老人离去，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感叹生命的无常，感叹人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无力，也叹人类在天地间的微渺。父亲也觉得自己老了，几年前他在跨入到七十岁的行列之后，干起农活来就感到越来越吃力。他常抱怨身体不如过去，先前无论白天有多累，夜里睡一觉就能歇过来，现在歇不过来了。于是每逢节日，我们便给父亲算账，劝他放弃种地。五亩地一年忙下来仅能赚上几千块钱，这些钱我们兄妹几个每人凑一点就够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负担。“现在收种都用机子不累人，人闲下来毛病就会多。你看东庄上你那大表叔，每个月有几千块的退休金，什么活都不干他也花不完。但自从退休后毛病很快就找上了他，整天病歪歪的不是这点疼就是那点难受，他的血压也变高了，人闲了身子就不好……”父亲端着酒杯，沉浸在白酒带给他的快乐中，半点也没有把我们劝他的话听进去。他依旧认为天天有事做、忙忙碌碌的人就不会生病，每天他不是在家里就是在田里忙着。
　　 劳动之余他的娱乐就是喝酒，喝乡村里流行的那种塑料大曲，装在塑料桶里的白酒我们常戏称是塑料大曲。一桶白酒大约有十斤，完会由三精一水勾兑而成，即酒精、糖精和香精掺上水勾兑而成。质量虽差，但因为价格低廉便成了乡里老人们的最爱。父亲喜欢这样的酒，一桶酒十来天就被他喝得见了底，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常摆放着一堆塑料桶。看他这样不要命的喝酒，母亲吓坏了，每逢我们回家便向我们告状，说父亲早上起来就喝，一天三酒，三餐顿顿离不了酒，别人怎么劝也没有用。父亲常会辩解道，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喝酒，几十年下来已对白酒的毒性有了抵抗力。
　　 父亲守着几亩地，该种粮的种粮，该种树就种树，该种菜的种菜，一切都在他的手下被打理得生机勃勃。没有半点土地是闲着的，靠着土地他已能做到衣食无忧。他已送走了上面老的，孩子们也都成了家，人生大事已经完成，到了晚年他该像桃花源里那样活得怡然自得才是。酒能让人兴奋，难道他把饮酒当成了活着的乐趣。或者他心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愁结，抑或是不想外道的心事，而把饮酒当成了打开心结、获取乐趣的一种方式，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天天饮酒会对身体带来的深深危害。我曾觉得自己很了解父亲，却没想到最亲近的人也是最陌生的人。我曾问自己，作为儿女我们真的了解他吗，从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才是真实的现状吧。
　　 乡村里的文化娱乐少，父亲不喜欢看电视，不会上网，他对新生事物有着本能的排斥。他偶尔会翻看一些名人传记类的书，他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乡村里的各种活动。在乡村里，结婚与丧礼都是要大操大办的头等大事。比如结婚这件事，首先牵扯到住房，是在村里自建还是到城里买房；其次车子也是必备，一辆车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还有男方要出多少彩礼、多少见面礼、上轿礼、下轿礼、改口费等。要让所有事项达到双方都满意，两个家庭的人要坐在一起反复地磋商。双方会面的过程无疑也是斗智斗勇的过程，想做到即省钱而又不伤了双方的和气，这很考验人的智慧。而在葬礼上要讲究的细节则更多，一方面要忙活逝者的净身、换衣、报信、选棺、成敛、选穴、入葬、祭奠等各项繁琐的事宜。另一方面还要算清能请来多少亲友，要准备多少酒席，酒席用什么标准，烟酒用什么标准，慢待了客人不好。谁家有了这样的大事，父亲总是不请自到，凭他的经验尽力去帮主家把事情做到圆满，他认为人是需要相互帮助的，他的知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他参加的这些活动。关于人生有什么样的规划，关于人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活着，这些都与他有着很远的距离，他从没有去为自己想过。年复一年地种地，不管孬好能把肚子填饱，在村里的婚礼或葬礼上尽力去帮点忙，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同一片蓝天下，人的活法不同，父亲的思想一直停留在几十年前，他从不管外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记得机器耕地刚时兴时，他们会觉得机器翻过的土层浅而坚持着用人工翻地，后来见并不影响产量，这才慢慢地接受了机器。因为新知识来源的溃乏，不愿变更的思想，他不想用冰箱，不想用洗衣机，妹妹给他买的洗衣机成了摆设。做饭不用燃气或电锅。几十年坚持烧着柴灶，烟囱里的炊烟一淌就是几十年。因为认死理，不想变通，他对生活的理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但求温饱时代。
　　 和父亲聊天时，每提到本乡的名人他就很兴奋，言语也会变得滔滔不绝。他常讲到本乡陇海支队的队长栗培源，打了多年的鬼子，后来做上了京官，那是个聪明人，父亲常赞道。他的忘年交王千秀转业时是排长，在朝鲜时被炸伤了嘴，受伤后连夜坐火车被送到了天津。伤治好后，上级要送王千秀到南京去学习接着再提干，但被他拒绝了。王千秀回乡不久就后悔了。父亲说，到了晚年王千秀的待遇才变好，因为是参战老兵，政府给了他一份不错的养老补贴。最亏的是王向忠，在县委里当过通讯员，困难时期因为挨饿跑回了家，返乡后什么待遇也没有。后来他找过去的同事作证，才把儿子安排进轮船公司。但改革开放后，轮船公司就关门倒闭了。父亲替王向忠抱亏道，他要是能忍住饿不跑回家就好了。人啊，各有各命。父亲常把人生中没有抓住的机遇会归结于是命。除了这些老革命，父亲最敬佩的是一位姓张的兽医，乡里的驴、骡、马、牛、猪等常会生病，不管什么病张兽医总是随叫随到尽力去救治。小时候我常看到张兽医裸着双臂，一条手臂搭扶在马臀上，另一条手臂则伸到马的肚子里，尽可能地伸到深处，然后不顾脏臭地向外掏着马肚子里的脏物。父亲说，他是个老大学生，待人没有任何架子，是个有真本事的人。
　　 父亲在言语里常流露出对这些乡贤们的深深敬重，他们凭自己的本事光耀了门庭、名传四乡，无疑是人生获得成功的人。近年他又羡慕那些盖楼的人，谁谁谁又建了高楼，三层半的高楼。那人在城里做生意挣了钱，封顶那天放了一个多小时的烟花，到场的人每人一包华子。我听后沉默了，他是不是借这些来敲打我们呢。和平年代无需我们打仗了，可以放开手脚地去挣钱，而我们不但没能挣到钱让他感到骄傲，有时还会让他担心。此时父亲已过了七十岁到了往八十岁上攀爬的时候，父亲和那位曹伯一样依然坚守着种田，每劝他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该享受晚年了。他当时会满口地答应，但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依旧侍弄着他的土地，他这样是不是在担心什么呢。
　　 邻家一位的老人干不动农活了，年纪大，体力不支。那人和父亲同龄，同样的种田，同样的农家饭，同样的本山装。那人的田地以每亩六百元的价格流转给了别人。价格不算低，自己亲自种地的收入也不过如此。过后人们常看到那位老人默默地站在地边，久久地看着土地发呆。面对着操劳一生的土地，想必他心里还有不舍，也有不甘，也有与土地间的感情被生生斩断后的伤感。不久，那位老人就生病离世了。父亲感叹道，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他这人一辈子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喝。我比他要强多了，多喝了几十年的酒。还有这样和别人比较的，他的话让我听了直皱眉头。“那人还不错，最后给子女撇下了五万块钱。”父亲的这句话让我的心里一惊，我想到了他平素刻意的节俭，想到了他病时的报喜不报忧，想到了他对我们关心的每一个细节，至此我也隐约地理解了父亲深藏于内心的希望与不安。
　　 想劝父亲这些人放下土地很难。我想即便他们有了足够多的钱，他们就能大手大脚地去花钱吗，用节俭去应对未知的风险守护家人已成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习惯。离别故乡，当我看到田野里那些蹒跚劳碌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时，我的心似乎又被什么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