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建成，高峡出平湖后，万县市下半城全淹，涉及一、二、三马路和环城路、胜利路、民主路等，取而代之的万州区，移民新城，换了人间。如今，湮灭江底的老城，怀念者越来越多，人们荡舟于湖面，漫步南北滨江路，想象被淹家园，该是何等模样。夕阳西下，暮年的我，望着湖城，有多少乡愁，如浩渺烟波，萦绕在心头。
　　 1969年春，我首次进城，不足四岁。随母兄姐从观音堂码头乘船，跳板狭窄，十分拥挤，钻进船舱，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爬上船篷顶，也蹲满人。一路停靠，慢悠悠抵达南门口终点码头，推搡下船，徒步前往杨家街口的万县港。沿街所见之人，大多面黄肌瘦，敝履褴褛，行色匆匆。我们也是去湖北逃荒，投亲靠友，因发洪灾，当年秋重返四川老家。
　　 彼时，万县港叫抗美码头，有一坡大梯子陡立。江边的吊脚楼多，密密麻麻，简陋不堪，挑水的市民不少。外出远门，水路为主，港口热闹，秩序井然。不时敲锣打鼓，迎接胸戴大红花的知青上山下乡，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他们风驰电掣般地驶离尘嚣。我们则龟缩候船室，面对肩佩红袖章的巡逻员，连头也不敢抬一下，生怕被作为盲流遣送回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二姐嫁翠屏南山，属郊区菜农，学校放假，我常去她家，跟随姐哥卖菜，借机上街游玩。蔬菜满园，傍晚浇水，次日天不亮，从地里采摘，他挑我背，在冷库坐木渡船。卖菜者成群结队，在钟鼓楼码头上岸，吆喝穿越大街小巷，直至岔街子售罄后，过河到陈家坝码头，踏着夕阳归来。我的衣兜装零食，姐哥购有鲜猪肉，准备打牙祭。
　　 沙河子偏僻，不通公交车，更无出租车，一般很少去。时有马拉车，还有人力车，自行车叫洋马儿，骑者无几，颇为时尚。酷暑时节，马路发烫，我打赤脚，烙得直跳，居民门前卖老荫茶，用透明玻璃杯盛着，两分钱一杯，还舍不得买。我口干舌燥，脚也走酸痛，觉得城好大，街道好宽敞，又多么漫长。拉板板车，满载煤炭，上坡艰难，尤为辛苦。
　　 不过，我崇尚文明生活，还是羡慕城里人。遂发奋学习，跳出了农门，毕业分配县政府，成为国家公务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熟识江城，尽管交通发达，仍爱步行街头巷尾。家住沙河子，还沿苎溪河，走过营盘新桥，去万安桥看石琴响雪，到二马路打望，或从一马路去红砂碛，捡拾鹅卵石，逛杨家街口夜市，溜达十七码头沙嘴河坝，常乐此不疲。
　　 那时改革开放盛行，青年男女涌现闹市，五彩缤纷，目不暇接。胜利路一带还有外宾，像洋人街和不夜城，他们趁大客轮夜泊时，下岸观光旅游，对丝绸、刺绣、竹编或藤编工艺品、三峡石、绸扇、梳子爱不释手，还品尝红桔、广柑、脐橙和汤圆、臭豆腐、杂酱面、酸辣粉等风味小吃，称赞不已。商贩兜售，“哈罗哈罗”“三克油”学舌英语，增长见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抽调过江建设五桥新区，几乎每天穿过主城区。眼看一幢幢熟悉的楼宇，标注水位线还写下“拆”字，心里不由一紧，顿时依依难舍。特别是美食店，如小桃园、程凉面、大桥牛肉馆、巷子深格格，令人唇齿留香，还有五金站、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照相馆等，我也流连忘返，更别提琴音楼、京剧团、电影院之类娱乐场所了。
　　 一次，上班途中，在关塘口，偶遇吴邦国副总理一行视察库区移民工作，不料堵车，等候疏通。他乘坐在考斯特接待车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与我单位接送职工的中巴车仅隔一条路宽。我望着他，他微笑着，点头示意，似招呼老朋友，他的亲民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可惜斯人已逝，曾来万州访贫问苦的李鹏、杨汝岱、郭树言等也离世，唯有风范长存。
　　 在领导带头下，各方对口支援，无不倾情关爱，妥善安置移民。血浓于水，故土难离，纵使留守人员，在大拆大建中，也始料未及，不禁流泪了。有的搬家，扶老携幼，移栽树木，带不走的，如老屋、门面，还留影存念。对不愿搬迁者，干部蹲点包户，积极疏导稳控，可水淹家园，又迫在眉睫。旧城区即将淹没，告别游与日俱增，商家清仓大甩卖。
　　 我在百步梯买过一件牛魔王牌棕色皮冬衣，那是皮衣市场的巅峰时期，人们对皮革服饰狂热追捧，但没过几年就不流行了，价格高质量好穿不出去，懊恼之下，存放衣柜，久未上油，毫无损伤，后与出租门店的龙宝人武部干部谈起此事，一见如故，感慨万千。这家专卖店也被拆迁，所有商场搬迁如星散，万安桥等，灰飞烟灭，昔日繁华，沉没湖底。
　　 现在，眺望平湖，心潮澎湃。水下，还有多少记忆，岁月冲刷不尽。我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足迹，祖父开的时代酒店，父亲坐茶馆的身影，先辈们的音容笑貌，随着清库的炮轰声，埋葬三峡水库深处，或许残留亿万年的人类活动化石上。江河知道吗，奔腾的浪花，可曾诉说这片土地发生的神奇故事，我不忍离别，想再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