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至今她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眼前：一身偏襟蓝色棉袍，头戴毡帽，手里拄着一根竹子做的拐杖，一双小脚站在大门口，手搭凉棚地望着远去的我们，嘴里不厌其烦地嘱咐着，路上小心，不可贪玩等等，目送我和弟弟回家。
　　 每次去姥姥家，她总是面带慈祥地给我们拿好吃的，嘘寒问暖，问这问那，夸赞一番：“这孩子越长越俊，大了一定有出息。”
　　 姥姥不善言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和四邻关系融洽，一直到活到90岁，无疾而终。记得出殡那天，左邻右舍都来送殡，在他们心目中姥姥是一个命运多舛，饱尝生活艰辛的农家妇女。
　　 1925年，姥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受封建思想的迫害，自小就裹脚，一双脚被长布条紧紧缠着,一开始疼痛难忍，到裹脚完成，就不痛了，可是脚已经严重变形，连骨头都断了。记得一次姥姥脱去鞋袜，只见那双小脚也就三寸，外形像粽子，足背很厚，大脚趾还算完整，其他四个脚趾都已变得十分短小，而且弯到脚心里去了，用手掰都掰不过来。想想就痛,一个花季少女，裹着脚，疼得不敢走路，昼夜难眠，寝食不安，无穷的泪水，洒满衣衫,那日子可怎么熬呀。
　　 姥姥10岁由于家里贫穷，弟妹多，实在多养不起一张嘴，就到姥爷家当童养媳。
　　 那时姥爷家还算富裕，太姥爷比较聪明，常年推着独轮车走家串户的做粜粮食的买卖，出去一年，总会有不菲的收入。姥爷三代单传，从小就娇生惯养，溺爱有加，整日提笼架鸟，不学无术。姥姥16岁那年，和姥爷圆了房，先后生下母亲姐弟七人。母亲4岁时太姥姥去世，家里的一切缝缝补补，看孩子、做饭等家务事，都落在姥姥一人身上。每天在地里劳动，回家还要做饭、抚养孩子，姥爷只会坐享其成。在他心中女人做饭侍候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每当吃饭的时候，姥姥在土炕上放了一个四方桌，姥爷则盘着腿，坐在桌边，等着姥姥把饭食一碗碗地端到面前，吃饱了还不忘递过一个毛巾擦擦嘴。全程姥爷像皇上一样，姥姥则像丫鬟或下人，毕恭毕敬地在一旁候着，吃一碗，盛一碗，有时饭菜咸淡不和口味了，还要挨上一顿臭骂。等姥爷吃完了，姥姥开始照顾孩子们吃饭，一个个给盛上碗，最小的需要抱着喂。饭桌旁热闹起来，孩子们七手八脚的，有用筷子的，有用勺子的，还有用手抓的，各自搜寻着吃的食物，一时叮当乱响，百态穷出。老大弄洒了饭碗，老二、老三为抢馒头打了起来，老四、老五最老实，一个正悠闲地放着“自来水”，一个则用手抓着“粑粑”（大便）往嘴里放。简直乱作一团。
　　 姥姥紧忙活，给这个重新盛饭，那个洗手，擦屁股……
　　 孩子们总算吃饱了，饭桌上一片狼藉，所剩无几，姥姥只能将就着吃点。刚拾掇清饭桌，又到下地劳动的时间了，真是放下勺子拿锄头，里外忙。姥姥干农活从无间断过，即使怀了孕照样干，生孩子后三天就下地劳动。不像现在妇女怀孕了，在家里休息，一家人尽心呵护，在单位上班的还有产假。那时候姥姥不但不让休息，还经常遭姥爷的打骂。姥姥简直就是姥爷的出气筒。
　　 每次，太姥爷训斥姥爷，姥爷乖巧得像只小猫，对于太姥爷的话，言听必从。可是等姥爷回到屋中，独自面对姥姥时，凶相毕露，像换了一个人，宛如“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对姥姥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每天姥姥都担惊受怕，小心翼翼，不知何时就会大难临头。
　　 一次过新年，姥爷别出心裁地拿了一个“二踢脚”，放在大铝盆里，用火点着了，“咚嘎”响声过后，盆底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姥爷傻了眼，稍后他不但不痛恨自己，还倒打一耙，偏说是姥姥让放的，不由分说把姥姥暴打一顿，可怜的姥姥被打的鼻青脸肿，只得忍气吞声，暗自流泪。
　　 每当说到这事妈妈便义愤填膺：要是换成我早离婚了，受这个气。姥姥重重叹口气，唉，那会儿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呀。正是姥姥的软弱造就母亲几个刚烈的性格。
　　 1958年人民公社，吃食堂，集体劳动，太姥爷步入老龄,已经做不了买卖了，家境每况日下。大舅、二舅都去修王怀水库了。大姨也远嫁山西。姥爷好吃懒做，一事无成，连地里的农活都不会做。听说要集体劳动，一夜之间扔下姥姥一家人，不闻不问，挑着行李独自闯关东去了。为这事姥姥还住进“劳改大队”，受尽侮辱。姥姥碰上一个这样的丈夫，也无可奈何，只得默默承受。独自挑起大梁。
　　 那时候劳动记工分，18岁以上至成年人劳动一天10分（1工），姥姥1工，二姨十四岁算半工。母亲和三舅、四舅太小干不了活，就只能待在家里。家里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那时候按工分发粮，挣得工分越多，发的粮食越多）。没办法，看着孩子们饿得嗷嗷直叫，和对现实的无奈，70多岁的太姥爷不得也去队里参加劳动。最后积劳成疾，病倒了，没几天人就不行了。姥姥大哭一场，哭罢，把太姥爷的尸体用席子裹上，放在一个木质大马槽里，把西屋配房上的两块门板拆下来，搭成窝棚状，盖在上面，就这样草草下葬了。
　　 少了太姥爷这个劳力，日子过的更加辛苦了，姥姥整日卖力的出工，但是粮食分不了多少，看着孩子们瘦的皮包骨，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暗地里不住的伤心落泪。孤儿寡母这日子可怎过呀。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苦不堪言。
　　 那个年代，雨水比较大，遍地野菜丛生，下了七天七夜大雨的1963年洪水正是这里。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陈粮食吃完了，新粮还没有收获。姥姥便带领母亲几个，掠柳艳（柳树开的花）、挖荠菜、醋醋六、老聒筋甚至还有草根树皮，一切能吃的都捡回家，清洗一下，用热水一焯，没有油放点盐巴就算美食了。挖野菜一直挖到上冻，才就此罢手。那些年，野菜不知救了多少人。“瓜菜半年粮”。正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冬天来了，姥姥把夏天穿得单褂、单裤，续上一层棉花，秒变成了棉袄、棉裤，给孩子们穿在身上御寒。多年的裁剪缝补让她干起来，得心应手。还经常给四邻帮忙，有求必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巧手”,做起衣服来布尽其用。记得我小时候曾给我做过许多衣服呢。
　　 生产队里分的不多的粮食，姥姥总是有计划的、均匀的分配给每一天、每一人，每次都是姥姥分的最少，她经常会说，冬天不用干活，我这么大人，也不长个了，少吃点没事，倒是你们正在成长，应多吃点。
　　 年关即将到来，正是数九隆冬，泼出去的水瞬间冻成冰坨。离立春差一步之遥。粮食吃完了，肚里没食，这么冷的天，人很容易犯困。有的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村里已经有小孩死去，家属一路哀嚎地用平板车拉着，葬在大堤下面（我们这里，未结婚的男女是不能埋在祖坟里的）。大堤下面已经有许多小坟头了，一个个打狗棒，插在上面（听老人们说，打狗棒能防止尸体被野狗挖了拖走），在寒风中瑟瑟直响，好像是过世孩子的哭声，又似老天爷在祭奠亡灵。
　　 姥姥和母亲看着一路埋葬的人群，听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不由自主的也会感染，留下伤心的泪水。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轻轻问姥姥：“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吗？”
　　 “不会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们活下来，把你们养大。”姥姥斩钉截铁地说道。
　　 家里已经断粮两天了，熬得稀饭能当镜子照人。尽管姥姥做了详细的计划。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万般无奈的姥姥就用独龙车装上行李、被褥，领着二姨、母亲和两个舅舅去粮食富裕的村庄要饭。一走就是上百里，很难想象当时姥姥那双三寸金莲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的。白天要饭，晚上就找个草窝、柴禾垛将就一下，睡觉时最小的孩子，睡在里面，依次是小的，稍大的，大的，最后是姥姥。她睡在最外层，时时监测、观察着四周以防不测发生。
　　 记得姥姥有一次把袖子撸到肘部和面，在左手手腕部出现一条狰狞可怕的伤疤，正是那次要饭留下的纪念。一条恶狗扑向母亲，她本能的用手挡了一下，用身体护住母亲，就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母亲安然无恙，可是姥姥的左手腕被恶狗叼住，肉皮被扯下一大块，顿时血流如注，钻心的疼痛让姥姥几乎晕厥，养了一冬天才基本痊愈，可是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完好如初，还遗留下每到阴天下雨便隐隐作痛的病根。
　　 这条深深的疤痕陪伴着她走过无数沧桑岁月，历经无数风风雨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分到田的农民，笑逐颜开。心里盘算着，如何种好田，多打粮食，这是实打实的给自己干活，必须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姥姥家分了10亩田，母亲和舅舅们已经长大了，堪称兵强马壮，再不用为吃粮食发愁了，大伙皆大欢喜。
　　 闯关东的姥爷回来了。他来到姥姥面前：“家里的，我回来了……”
　　 “你个挨天刀的，怎才回来呀，当初你抛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去想清福去了，你可知我们咋活过来的呀……”
　　 姥姥大哭一场，还用拳头不住地捶打姥爷。
　　 哭毕，姥姥说:“你回来可以，必须好好干活，不能再四处游荡，不务正业。”
　　 夕阳之下，姥姥手把手地教姥爷干着农活。
　　
　　 村里人每每说起姥姥都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她虽然不及李清照饱读诗书，精通韵律；也不曾有花木兰般文韬武略，驰骋疆场。但却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千斤重担，以一己之力养活了7个儿女，用善良德淑改变了姥爷这个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