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碎碎读完了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有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牛爱国有了烦心事，他不惜花费两天两夜，从山西沁源坐车到霍州，又由霍州到石家庄再到平山县，再转车到杜家店，转辗一千多里，找到昔日的好战友杜青海，只为在滹沱河边向他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烦恼，杜青海，正是牛爱国心目中说得着的人。可以这样说，小说全篇始终围绕着人与人之间“说得着”与“说不着”这样的问题展开故事情节，书中主人翁终其一生，都是在试图寻找人生中一个能说得着的人。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说得着”或“说不着”的情况，着实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它或许正是人之内心孤独或渴望得到心灵慰藉的一种心理折射，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一
　　 这些年，人们的各种饭局越来越多，酒桌上，算是人与人话语最多、人的语言最活跃的场所。可是，酒桌上的那些话，尽是些相互应酬，相互客套之类。即便有些个别的，那也是酒喝到了某个份上，便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抖搂出来，将一些无聊无趣的话题，在那里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地说着。哪怕是平日不善言辞的人，他也要把同一句话语，十几遍几十遍的重复着，似乎不尽兴尽情地倾吐一番而不快。在我看来，这些场合的话语，一万句顶不上一句，这样的快感，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快感，所以，我很不适应这样的场合。这些场面上的话，应酬的话，我很不擅长，至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话，不光不擅长，也不愿意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二十出头，我进了汽车厂，被分配到整车调试班。那里十之八九是退伍军人，刚从部队回来的我，按说能跟他们打得火热，会跟他们有话说，实际上，我只是埋头自己的工作，我好比一只离群的孤雁。
　　 工作中寡言寡语的我，是不是本来就不长于表白呢？一日，漂亮的车间女统计突然跟我搭话，她说，“真看不出来，原来，你是一个很能说的人哪！连曾书记都服了你。”她说的曾书记，正是我们一百多号人这个大车间的支部书记，他可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那是我进厂第一年的年底，车间组织调试班骨干人员送14辆产品车从武汉到四川隆昌，我作为车队的技术保障人员随行，带队的正是曾书记。征途中，大家每宿一地，有说有笑，处处洋溢着一股青年人的朝气。唯独我，像个小老头，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返程，我们从重庆乘江轮直下武汉。船上两个白天两个晚上，随行的同事们在客仓里或饮酒或打扑克，享受着好不愉快的一段旅途生活。我，仍然是我行我素，或独自看看书，或听听收音机。
　　 我和曾书记面对面的上铺，我们各自躺着，相安无事。直到次日早上，他找我说话了。进厂才半年多的我，跟书记并没有单独打过交道，可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聊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的一段旅程，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们的聊天连绵不断，而且多为我说他听。
　　 曾书记的亲切、坦诚以及他的平易近人打动了我，他就像我的连队指导员，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于是，我一个毛头小伙儿，仅不顾在经世老练的老书记面前敞开自己的胸怀，几乎无保留地表露自己，好一顿滔滔不绝。
　　 当一个人面对的对象对了，当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懂你的人，那么，你不仅可以敞开心扉，与他进行生活、工作和学习上的交流，而且因为一番倾诉，还能获得心中被释放的一种快感。在我看来，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说得着”了。
　　
　　 二
　　 还有一种“说得着”，是在知心朋友之间。作家贾平凹说，“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我的理解，知己并非局限于某个时空里常接触的朋友，它是更深层次的有着精神交流的朋友，是更难得的朋友。一个人，总会有些朋友，可是，朋友还要分什么样的朋友。比如，酒肉朋友，麻将朋友，利益朋友，而我则看重能获得精神层面交流的，也就是相互“说得着”的朋友，我把这样的朋友叫知心朋友。
　　 我有一同事，我们因聊天而知心，因知心而常在一起聊天。我们只要坐到一起了，就总有说不完的话。住单身宿舍那会儿，我们常在一起聊，各自成家后，我们少不了要隔三差五串门聊。
　　 有一天晚上，在我的家里，我们聊得很晚了，朋友的妻子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催朋友早点回家休息，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们只好作罢。我便送朋友下楼，并让妻子跟对方回话，说朋友已经往回走了。送君送到大路旁，到了大马路，我们打算分手，哪知，停下脚步的当下，我们又聊上了。回到家里，妻子一直等着我，她说，华华家又来电话了，并向我重复着朋友妻子的话：“你们不是说华华已经出门了吗，5分钟不到的路程，这都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有见到人回来呀！”这时，我瞧了一眼家里的时钟，长针短针都过了12，出门的时候近深夜11点。这送客的路上，我们又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竟浑然不知。
　　 “酒逢知己千杯少”，可是，我们的聊天，从来不需要借助酒菜。话语投机，话逢知己，一杯淡茶，同样千言万语，滔滔不绝。而有关人生、理想、志趣、情韵、爱好，这些涉及人的精神层面的话题，是年轻时的我们总也说不完的。好景不长在，可惜，我的这位知己英年早逝。
　　 毕淑敏有文章写到：人的肢体活动需要空间，人的心灵活动也需要空间。于是，她把人的精神世界也修建了三间小屋，第一间，盛我们的爱和恨，且应让我们的小屋，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第二间，盛放我们的事业，使事业和人生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第三间，安放我们自己。因为生活中的我们，常常把世界万物保管得好好的，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除了作者这三间小屋，我还要加上第四间，那就是为与说得着的人提供一个精神交流的场所。生活中压力山大的我们，忙忙碌碌之余，有个知心的人，相互吐一吐工作、学习以及家庭中的快乐与烦恼，或许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释放，以为我们的心灵找到一种慰藉。
　　
　　 三
　　 至于人与人之间“说不着”的情况，则是千姿百态了。比如，不能很好地使用语言这种工具，而使得人与人最起码的交流都成为一种障碍。有人说，都是中国人，难道还说不好中国话吗？可是，因为表达能力差，表达不到位，或因说话态度、语气不对，而使得最基本最平常的交流都无法进行，以至于说翻脸就翻了脸，生活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是最普遍意义上的说不着。
　　 另一种情况，人与人之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或感兴趣的问题，不能形成共同认知，不能做到深入交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深层意义上的说不着。
　　 在我们汽车公司有关整车总布置的技术讨论会上，具体负责整车总布置的某工程师和公司总工程师，因二人意见不同，有过几次较激烈的交锋，可是，在后来这样的技术讨论会上，总工程师保持了沉默。一日，我私下与总工程师说起此事，他说：“当两个人的观念不一致的时候，是很难说得拢的。”这句话浅显明白，却道理深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生活、工作或学习中，哪怕是走进了同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比如，从事同一领域的技术工作；比如，同样热爱或关注着传统文化；共同喜爱或研究某一门艺术，即便是这样的人群中，由于人的观念不同，同样有相互说不着的问题。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深深感受。我有一书法界的好朋友，一天，我们聊起了《神龙本兰亭序》，我跟他说自己构思好了一篇文章，文章要把“天下第一行书”拉下神坛，我正说着我的一些有力的论点论据，比如，神龙本是证据确凿的双沟廓填本，是典型的手工复制品，并不具备创造性，因而也就不具备艺术特性，称它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神龙本的价值取向应定位在它珍贵的史料价值而非艺术价值上。没等我的话说完，朋友的头就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意思是，《神龙本兰亭序》是历代文化人一致供奉的神品，是历史定论，你一无名小卒，何以能翻这样的历史大案？尽管我们都是书法爱好者，但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是否要展开独立思考，是否要有开拓进取精神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说不着。
　　 同样热爱着爬格子的一位文友，见我把相当的精力花在“江山文学网”上，便问，你在上面发文，稿费收益如何？我说，“没有稿费。”他好一个讪笑，“那你图啥？”我并没有说出“就为图个乐趣”的真实想法，只是保持了沉默。当两个人的观念不一致时，用刘震云的话说，“这事儿从根上就坏了”，所以，沉默，是避免因说不着而带来不必要的烦恼或麻烦的最好方式。
　　 如今有个词叫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的三观形成，非一日之寒，他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还有所受的教育等各种因素息息相关，所以，两个人说得着或说不着，人的三观是基础；说得着或说不着，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就有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
　　
　　 四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志向是否相吻合，或对事物的情趣是否相投，或两个人是否相互欣赏、相互仰慕对方的才情，这是说得着或说不着的更大前提。这种情况，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尤为突出。
　　 天宝三载（744年），李白与杜甫在洛阳偶遇，从此便结下了深厚友谊。尽管他们出身背景不同，当时的身份地位不同，年龄相差较大，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来了一个携手同游齐梁。“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杜心心相印，相互说得着，只因他们都有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政治抱负，李白曾怀有一个济世安民的理想，而奉儒守官修齐治平，则是杜甫一生的情怀。在诗歌创作上，一位诗风汪洋恣肆，誉满天下；另一位则是才气初露，势不可挡，他们相互赏识。尤其杜甫，对李白的诗歌才华则是极为慕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李白对于杜甫，是一种长久与赤诚的友情。
　　 当然，因政治理想不尽一致，人之处世态度有别，在古代知识分子中，说不着的情况也是有的。假如让杜甫与白居易生活在同样的年代，我看这二人就不一定能说得着。诚然，杜甫写过“三吏三别”这些深刻反映底层人民疾苦的诗作，白居易也作过《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著名的讽喻诗，寄予了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然而，“致君尧舜上”是杜甫一生的抱负，忠君爱国、爱民忧民是他至死不渝的情怀。直到晚年，历经沧桑，百年多病，漂泊他乡的杜甫，仍然“每依北斗望长安”。然而，因讽喻诗受牵连，贬谪后的白居易，人生态度及政治理想一下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此，他噤若寒蝉，独善其身。他最终选择了人生并不彻底的退隐，即所谓“中隐”的处世之道。“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再加上白居易还具有世俗的一面，他既在意权位高低，又注重名利得失。显然，同属于唐代的两位伟大的诗人，假如时空能让中晚年的他们有缘相遇，他们俩一定是说不着的人。
　　 因处世态度有别，因对待权贵的态度不一致，在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中，也有说不着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歌德与贝多芬。这两位当时德国很重要的人物，他们本相互欣赏，相互钦佩。1812年，他们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天，他们正手挽手散步，这时，恰遇皇家马队于此经过，歌德立刻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闪身站在了马队一旁，脱帽致敬；贝多芬则是昂首挺胸，往最密集的人行队伍中径直走去。贝多芬正是一位傲视权贵的放荡不羁之人，而歌德在权贵前表现出了恭敬和顺从。恩格斯这样评价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因此，这就决定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从根本上是“说不着”的人。事实上，这一次的见面，使得他们之间尚未建立起来的友谊就此中断。
　　 所谓说得着，说到底，是一种心灵深处的交流，是一种心灵深处的释放，或者说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这种释放或慰藉，一旦到了最深处，他所说得着的对象，往往不是身边的或社会各阶层的人，而是博大的自然，是山林。比如，把一颗赤诚之心交给了山林田园的陶渊明，即便“结庐在人境”，他也“心远地自偏。”他与大自然的深深交流，如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哪怕是东篱下的一次采菊，他也心飞环宇，悠悠然飘到南山之上，他要让他的那颗自由之心，徜徉在无穷的天地之大里。
　　 王维也是如此。“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人之弹琴，多是寻求人间知音，王维不然，他要的是“深林人不知”，他弹琴，关注的并不是有没有人知道的问题，而是无需要其他人知道。在这寂无人迹的环境里，他的“琴”是尽情地对天地而“弹”，他的“啸”是恣意地向天地而“啸”。而一句“明月来相照”，诗人则是要把他那颗超然世事的内心和盘诉陈给明月，寄托给明月。心月双相印，物我两合一，诗人正是把他那颗唯明月才能读懂的澄澈之心，完全托付给了明月。与王维说得着的，正是辋川的丽物美景，正是那里的山川日月。
　　
　　 五
　　 还是回到当下的现实里。几年前，我们通过微信建起了战友群。失联几十年的战友，我们又聚集在一起了。然而，那些群聊，终究不能使我淋漓畅快。我的一位好战友，专程从河南临颖来到武汉，我们白天促膝交谈，晚上同床共叙。几十年来，时空把我们隔离了，可是我们的志趣、情意更加相投了。古今的、中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家庭的、事业的，方方面面，我们无所不谈。我们的谈话，有如一股股暖流，涌入对方的心怀。
　　 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人，也一定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存在。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不能完全理解一个人，这是铁的事实。我们虽身处人群中，可是，人群中个体的孤独是普遍存在的，也是非常致命的。钟子期因病而亡，伯牙摔断琴弦，终生不再弹琴，说的就是知音难觅的道理。人海茫茫，一个人的一生，要接触数不清的人，但是，在你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如果能遇到一个说得着的人，比如，能有思想上情感上的交流，更深层面的，则是灵魂深处的交流的，这应该是你人生中的一件幸运之事，所以，身边有个说得着的人，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
　　 作家毕淑敏说，一个人一生的使命，就是要谋求自己的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它除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剩下的就只有精神了。幸福，更处决于我们的心理。我们幸福的程度如何，处决于我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孤独的我们，除了以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给封闭的我们以自愈之外，我们往往还需要他人给自己以精神治疗。一个人除了给自己孤独的灵魂作伴，身边还有一个说得着的人、一个知己陪伴着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一个跟你说得着的人，他就像照亮你自己的一面镜子，并彼此照亮，彼此治疗孤独。
　　 说得着，正是人与人思想上、情感上的深度融洽或融汇贯通，它或能相互启发人生的思考，或能就双方感兴趣的嗜好，就人生的趣味进行交流，或恣意地不受任何约束地说出对人世、对社会的看法，说出对人生的理解，说出一些心中的愤懑，从而抒发胸中逸气，吐一吐胸中块垒。按今天的养生学来说，它是有益于心与身这二者的健康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那我们就来一个，说不着的不要苛求，说得着的，那就尽情地说吧！
　　
　　 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