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月
　　 我瞥了一眼墙壁上的钟：四点四十五分。我很惊讶崔大还没有来，因为往年他会在四点半来老宅拿工钱。在这件事情上，他向来守时。
　　 崔大体形魁梧，很有些北方人的特征，但脸色灰黄，上唇的胡须参差不齐，这使得三十出头的他看上去很有些老态。他待乡人很是和气，惯能做小伏低。如果你知道崔家是者庄的外来小姓，崔大父母早逝家境贫困，你就不会惊讶了。他嗜酒，据说酒后常对他兄弟动粗，这与他在乡人面前的形象大相径庭。我看过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著作，明白很多人灵魂里同时存在着什么互不相容的因素，甚至有隐晦而邪恶的念头在折磨着他们，因此崔大这样的人不会让我感到奇怪，我只关心他在我离乡的日子里是否用心照看老宅。
　　 和往年一样，我回乡即准备好工钱，以便于四点半付钱给崔大，六点钟参加者庄凌姓家族的清明吃祖会。
　　 “去吃祖会上找你谈钱是对祖宗的不敬。”他会在数完钱笑着对我说，“现在算清了好。”
　　 去年清明，他拿了钱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不停地揪着胡须。我看着他，觉得他这个焦虑的动作有点烦人。他终于抬起头来与我对视，突然发问：“凌峰兄弟，你是老师，学问多。你说……你说我怎么就生不出儿子来呢？”他一边说一边大声喘气。我还知道他娶了一个叫云上的云南女人，结婚半年多还没有孩子，更甭提儿子了。我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告诉他原因很复杂，男女都可能有问题，最好去医院做检查。
　　 崔大接受了这个说法，不过他的嘴唇不免微微抽搐了一下。
　　 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崔大现在有没有儿子，但知道他今天一定没有来过老宅——以往他会在我返乡前铺好被褥，可现在床上只有床板。
　　 还有十分钟五点。
　　 窗外迷迷蒙蒙地下着雨，只有一点儿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我打开灯，从西厢房的橱柜里抱出被褥铺床。被褥里抖落出一个本子——塑料皮，小开本。一张照片从封面内侧夹层里滑落。彩色照片一寸大小，照片里的女子十八九岁的模样，两眉间有一颗朱砂痣。哪哪都是饱满的，嘴角因漾开的笑意有了好看的弧度，但面色有些抑郁苍白，眼神若有所思，使人不免质疑那嘴角笑意的真实。本子里的字小，清秀，除了有几页字迹潦草之外。我看出是云上的日记。日记并不连贯，记录着她在者庄一年多的生活片段。
　　 云上的日记为什么藏在这里？她经历了什么？一口气读完，脑子全是这十三篇日记里讲述的事，不禁啧啧称奇。日记里的云上与照片上的女子逐渐交织，让我感觉自己不应该只发出含糊不清的啧啧声，而应该把我惊奇的根由弄清楚。
　　 距离吃祖会开席还有四十五分钟，我将日记又读了一遍。
　　
　　 二、云上日记
　　 1993年11月7日
　　 大多数时候，我在床上缩成一团，脑袋埋进一堆东西搭成的窝里：枕头的一角、被窝的线头、粗布床单。华姨这三天很忙。时常会有人来找她，有一个人来的，也有三五个人一起来。我会躲到窗子旁边，既可以不让自己出现在窗口，又能够看清院子里的动静。院子里的来人压低嗓子说话，却拿眼看向我住的房间。
　　 “云上，太阳好呢，出来晒晒！”——此时我不能驳了华姨的面子。
　　 那些盯着我的眼睛里除了好奇，还有些审视的意味。只要能找到工作，怎么看都行。可是，他们只是拿我的年龄个头长相等说事，绝口不提工作！
　　 晚饭时，华姨进房间，我满怀热望地想要问她，她仿佛看透我的心思，在我开口之前说：“工作不好找，再等等。”随后放下手里的饭食反手关上房门离开。她的话像一块寒冰似的堵住了我的心。
　　 她上个月回云南时可不是这样说的。她说兴华市者庄在江苏，出门就是平地；她说在者庄找工作很容易，挣钱多；她说如果跟她来者庄打工，就不用去山上放牛放羊。她说的话我信。初中地理课上，老师说江苏地形以平原为主，很富庶。不用说，江苏定是要比云南好多少倍呢。要不然怎么华姨嫁到者庄后皮肤又白又嫩，穿的衣服也洋气了呢？
　　 说好三个小姐妹一起走，可临行前她们都被家里人扣住，只有我一个人出来了——随身带一把户撒刀，去爸妈坟头上磕了头，趁姐姐不防备溜出来。跟着华姨上火车的那个瞬间，我真瞧不起那些小姐妹：想过好日子，又不敢离开这山旮旯。
　　 可是，我现在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华姨是老乡，我该相信她，但不得不承认她对老乡的热情都转向了者庄人。
　　 我突然想到院子里那些神神秘秘的者庄男女，身上寒噤噤的——这哪里是帮我找工作，分明是……我想说点什么，但发出的只是微弱的喊叫。喊声落在空气里，像被吞吃了似的，没留一点声响。我感到孤独，我和过去的生活脱离了！
　　 上学时老师说，要是觉得需要厘清一下思路，可以把它们写下来。除了写在本子上——原本用来记录打工收入——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吗？
　　
　　 1993年11月14日
　　 夜深了。鼾声、一两声狗吠。
　　 五天前，十九岁的云上死了。可笑的是，我还借着云上的皮囊活着。
　　 你是谁？崔大的婆娘。
　　 你从哪里来？云南瓦窑村。不对，五天前被捆绑后，连人带包裹被崔大从华姨家扛到了这里。
　　 做梦一样。
　　 可是，胳膊、手、腿上隐约的瘀痕提醒我这是真的；裤子上的斑斑血迹告诉我这是真的。
　　 真的。
　　 躲在厨房里，觉出屋里的冷，可我更感觉自己的凄惨——十九岁的云上已经死了，我不过是云上破损的皮囊。
　　 跑吧！可前两天还没跑出庄口就被抓回来，不但遭一顿打，身份证也被抢了去。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拿出藏在包裹里的户撒刀又放下——我没有勇气！我不但恨崔大和华姨，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我不能不哭，可我不能哭。泪蒙住了我的眼，我写不下去了。
　　
　　 1993年12月22日
　　 这是我第二次和他去米家镇。
　　 第一次是几天前去镇上赶集。走到兴庆照相馆门前时，我停下不走。他进去了一会，出来时嘟囔：拍一寸的要五块钱。与他给华姨的一千九百元相比，五块钱算什么？与者庄姑娘结婚一两万的彩礼相比，五块钱算什么？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站着不走。
　　 半个小时后，我们从照相馆出来。
　　 今天寄信前，他将信夺来看，挑了一句读：“我找到工作了，钱多，活儿不累。”他从鼻子里鄙夷地哼了一声，“写得挺像那么回事。”
　　 我纳住了气，等着他寄信。
　　 我一遍遍想象着不识字的姐姐让姐夫读信，他们谈论我的照片，然后继续忙生活，只是姐姐心里多出些庆幸的快慰。至于姐夫，怕是会有些恨意才对。我知道过不了多久，信上的内容和照片就会在小姐妹们的口中反复咀嚼，直到咂出浓浓的嫉妒味道来。这点甜美着实让我看轻了生活的难处。
　　
　　 1994年1月2日
　　 五十五天来，我第一次没有听到他早上出门做活时反锁大门的“咔嗒”声。
　　 昨天晚饭时我说打扫庄西头房子的活儿让我来干，省得你每天提早收工。
　　 “你现在跟着我，嫌我比你大，嫌我丑，我晓得，但不要忘了你已经是破瓜的女人，要是跑了，还没等你到家呢，半道上就会被卖到别家去。男人比你大二三十岁也有可能，要不就是瞎眼、缺胳膊少腿的。再说，你的身份证在我这里，准也跑不了！”说到“破瓜”“瞎眼”“缺胳膊少腿”“身份证”时，他用筷子把饭碗敲得叮当响。
　　 我说我不跑。
　　 他说的那些，我必定也想过，另有一个原因窝在我心里：我出来是想打工挣钱过好日子的，现在回去丢人！种种原因聚在一起成了看不见的小木笼，使得我像小木笼里的一只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面，看着里面，空有能跑的腿，跑不出去！
　　 他棱棱着眼，掏出钥匙扔到桌上：“去的时候开窗通风，临走关上。要是凌峰清明回来嫌房子脏，我饶不了你。”
　　 西庄头房子的西厢房有一张桌子和一把藤椅，橱柜里叠放着被褥。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在夜里偷摸着写日记，也不用担惊受怕地将日记本藏在米桶里。
　　 在日记本的塑料封皮里塞一张照片。估摸着，姐姐应该收到信和照片了。
　　
　　 1994年2月4日
　　 写一封信给姐姐。想到这封信永远不可能寄出去，我肿痛的眼睛里又流出泪来。
　　 姐姐：
　　 我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今天是小年，我在与老家相隔两千多公里的者庄给你写信。我总忍不住要写信给你，至少告诉你我过得怎么样。当然，你没法知道我真实的情况，因为寄给你的那封信里的话是假的；照片上的笑是假的；寄信地址写的是米家镇，我永远不可能收到你的回信，你也无法找到我！我怎么能告诉你实情呢？我是为了自由而走的，可我被囚在者庄了！我是为了找工作过上好日子而走的，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做不完的杂活儿！我是为了躲避姐夫猥琐的目光而走的（这一点我如何跟你说啊），可我却着实被一个叫崔大的人糟蹋了！我不能忍受想象中姐夫读信时嘲笑的口吻，更不能让小姐妹们瞧不起我——从而庆幸她们不敢离开山旮旯的怯弱，显出我当初的勇气就是天大的笑话。
　　 我懊悔过、害怕过，因为崔大会时常提醒我自己是他花钱买的；他不顺心时会骂我；我每天晚上都要先端水伺候他洗脚，然后才能用他洗过的浊水洗身子；他……
　　 姐姐，他在庄上做小工、帮人打扫房子，尽管没多少钱，但他能让我不用住上面是山草的泥巴房；不用去山上放羊、放牛时背一个大筐，里面放几个京果、一点榨菜（那些苦我受够了）。姐姐，我想跑，也跑过，可我既不想再过山里的苦日子，也不敢想象路上再次被卖的可能，更没有脸面回云南——如果被你们瞧不起，这简直会要了我的命！我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力气放在干活儿的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我对自己说：顺从了吧！认命吧！
　　 姐姐，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不哭了。可是，我在给你写信之前好一顿哭！
　　 他昨天回家时眼珠子红着，像要喷出火来，喝酒时只是瞪我。姐姐，我害怕，盛放饭菜的手脚更轻，洗锅刷碗的声响更小。一切妥当后，我端着洗脚水慢慢靠近床边。他的口里有很大的酒味，我忍受着。男人都喝酒，我知道。姐姐，我记得爸爸喝醉了曾打过妈妈。果然，他给了我一脚，我的一盆热水出了手。“下不了蛋的鸡！我花一千九百块钱买了一只下不了蛋的鸡！”他起身过来揪住我的头发，拉倒在地，脚踢起许多泥水来，“妈的！要不到工钱，还被人骂断子绝孙！我不找你算账找谁去？老崔家就这么断后了不成？！”我哆哆嗦嗦地抱着头，咬牙没有说一句求饶的话。他涨紫的脸在我眼前晃动得厉害，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
　　 姐姐，我真不愿意醒来，可是半夜被冻醒了——地上的凉气把身上浸了水的棉衣冰得像一块铁，我蜷着腿，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又是鼾声、狗吠声。片刻的恍惚中我虽不能看清房间里的一切，但至少弄清了我身在已经住了近三个月的者庄，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打。
　　 姐姐！我身上冷、脸上疼啊！可是，我要活着，更想体面地活着，除了忍耐还有什么法子呢？姐姐，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姐姐！你抱抱我！
　　 你可怜的妹妹：云上
　　
　　 1994年2月4日，小年
　　 写完，心底的泪再次涌了上来。这封信永远不可能寄出去，因为我的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想象中赋予的虚幻的亲情越是增长，反倒让我的失望也越强烈。我只能自己担着自己的苦处。可是怎么担着自己的苦处呢？我想不出来！
　　
　　 1994年4月15日
　　 镇上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后，“死精症”三个字让我舒了一口气。看着他丧气的样子，我在心里藏着自己的高兴。
　　
　　 1994年5月7日
　　 他跟我说话的嗓音低了许多，更是收起了自己的拳头，甚至还给我做了几件新衣。穿上新衣，我觉出自己的年轻，也觉出自己的美。我恨这些新衣，又舍不得脱去。
　　 我想起云南的小姐妹们，心中痛快很多。
　　
　　 1994年5月9日
　　 昨晚，我第一次见到崔大的弟弟，他叫他二伙。
　　 他收工回家时后面跟着一个人。那人喊我“嫂子”，将手里拎的两条鱼递给我。我接过鱼，倚仗着“嫂子”的身份看了他一眼：单眼皮，小圆鼻子，脸上没多少须子茬。设若不去看瘸着的腿，他算得上是一个清秀好看的男人。
　　 他们在堂屋里说话。鱼在菜板上拼尽气力蹦跳，我折腾半天想起户撒刀，再也不用笨重的大菜刀。
　　 将煮好的鱼端到近前时，他们突然停下话头，——我必得在堂屋外面待着才好。半晌，堂屋里不知什么缘故吵了起来。从最初压抑的低吼到后来不断提高的嗓音，远远的，“兄弟”“不行不行”“绝后”……这些岔了音的词断断续续地落在我的耳朵里。我略略探出头：崔大一边喊一边看向二伙，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好像那里刺着疼似的。二伙的脸上由红而紫，眼睛和身体躲着崔大。
　　 散后，崔大洗脚时自顾说：“要不是家里穷，还有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废，二伙怎会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
　　 想着崔大这几天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也因为着实好奇，我便壮着胆子留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