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历二月份，秀水河畔一片欣欣向荣。河边的老柳树又抽出了黄绿色新条，犹如少女的长发低垂到水面。东风轻轻拂过，触碰到水面的柳枝在河水上划出一道道涟漪，几条小鱼追逐着滑过河面的柳梢游来游去，优美的身姿好像一群舞者在凌空起舞。
　　 河岸上，一株杏树开满白色花朵，一两片花瓣偶尔飘落，飘落到河水中又成了鱼儿们追逐的目标。间杂在柳树之间的野桃树已是满树花蕾，一两朵已经急不可待舒展开粉艳的花瓣。早醒的小蜜蜂飞舞在杏树、桃树周围，它们要用自己的辛劳，酿造出春的第一滴甜蜜。
　　 紧靠秀水河的小村杨凡庄，村头的老槐树也拱出点点嫩芽。上午八点过后，生产队长周士青手拿一根小铁棍，敲响了挂在槐树杈上一截很短的铁轨头，铁轨发出清脆响声，这是催促社员们该上工了。铁轨钟敲了一遍、两遍、三遍……差不多过了有四五十分钟，槐树下才走过来第一个懒洋洋的社员。又过了有半个小时，大槐树下才聚集起稀稀拉拉的人群。
　　 “今天去东洼搂麦子，都回家去拿耙子吧。”周士青给大家分派了农活，大家又各自回到家里，每人肩扛一把小竹耙，磨磨蹭蹭朝东洼走去。
　　 来到东洼的麦田，大家并没有立即干活，还要抽一会“地头烟”。几个人拿出纸条卷上旱烟叶，烟雾缭绕中，被称为“万事通”的李作军开始摆话：“报纸上说，美国人韩丁一个人种200多英亩土地，换算为咱们中国的亩，有1200多亩，咱们杨凡庄一共才一千多亩土地，如果是在美国，这点地由一个人来种就满可以了。”
　　 “人家美国种地全部是机械化。”
　　 “报纸上说，五千亩地一台拖拉机就算实现了机械化，咱们村有链轨拖拉机，有55胶轮拖拉机，各生产队还有手扶拖拉机，按这样说法，咱们不早就实现机械化了吗？”
　　 杨凡庄这些年搞得确实不错，村里建立了电镀厂、模具厂等几个搞副业的厂子，靠着副业收入村里购买了几台大型拖拉机，给三个生产队每个队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尽管拖拉机不少，口粮却没有多分一点，于是大家编出顺口溜：“拖拉机满地跑，肚子照样吃不饱。”
　　 “用拖拉机翻地、下种都可以，农场里都是这样干的，但是间苗怎么办？我看农场间苗的时候还得用人去拔。”说这话的人叫赵恩申，外号“大逼嘴”，喜欢和人抬杠，而且专门抬那些一句话就把人怼死的“死杠”。
　　 果然，大逼嘴的一句话就把万事通李作军给怼死了。有人出来打圆场：“美国一定有‘电锄’，坐在地头一按电钮，电锄就会飞起来，乒乒乓乓就把地里的庄稼苗间好了。”
　　 “要是有‘电锄’，何必来地头按电钮，躺在家里炕头按电钮不就行了吗？”大逼嘴还要继续抬杠，队长周士青发话了：“都起来搂麦子吧。”
　　 搂麦子是把刚返青的麦苗用小竹耙搂一下，把冬天的枯枝烂叶清理干净，有利于小麦返青后生长，这是一项很简单的农活，干起来也不劳累。
　　 “工分怎么记？”有人问队长周士青。
　　 “今天咱们实行三自一包，搂一垄麦子记一分。”
　　 “才给这么点工分，我不干回家了。”
　　 “每垄二分行不行？”
　　 “二分也太少。”
　　 “每垄五分。”
　　 “还是太少。”
　　 “每垄十分。”
　　 “你说干脆一点，到底给记多少工分？”
　　 “每条麦垄二十分，这是最高价了。”
　　 如果干活没有定额的话，男劳力最高工分是每天记十分。这时候，大家已经干到麦地中间，听说搂一垄小麦给记二十分，立刻有人说：“我已经搂到一半，应该给我记十分，一天的工分都挣到手，我不想再干了，工分再多有什么用，也多分不了几粒粮食。”
　　 一个人停下来，其他人也都不想再干下去，周士青急得满头流汗，照这样下去，生产队还怎么领导？
　　 这时候，有人指着道路说：“你们看，李作贤赶集回来了。”
　　 只见进村的土路上，李作贤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载重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大捆炸油饼。尽管购买米面还要用粮票，但集市上已经出现了不用粮票的食品，炸油饼就是其中一种，价格当然要比在供销社凭粮票购买贵一些。
　　 李作贤买这么多炸油饼，肯定是当作全家人的午饭。那个年代，炸油饼是普通农户人家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口的高档美食，李作贤买回油饼做午饭，不用说，他赶集又挣到钱了。
　　 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李作贤朝地里的社员招了招手，地里的人们喉咙里咽着唾沫，看着他摇摇晃晃骑车进了村。
　　
　　 二
　　 李作贤是杨凡庄有名的能人，外号“小诸葛”。他老伴儿早年去世了，给他留下了四个儿子，他又当爹又当妈，把四个儿子拉扯成人。四个儿子在他的照料下，个个长得牛犊子一般壮实，他自己也是耕种锄耪都拿得起来的好庄稼把式，爷儿五个都是生产队的壮劳力，被称为生产队里的“五虎上将”，但是爷儿五个都是打着光棍儿没有老婆，又被戏称为“五条大棍”。
　　 李作贤家五个壮劳力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每个人都挣最高工分，全生产队数他家工分最多。生产队分口粮按“三七开”，分给社员们的全部口粮七成按人头分配，剩下的三成按工分分配。李作贤家工分最多，人均口粮也最高，但是李作贤一家都是壮劳力，每个人吃得也多。别人家有小孩子，孩子饭量小，全家在一起吃饭，互相搭配着还能凑合个多半饱，而李作贤一家人全是壮劳力，他家人均口粮最高，反而缺粮更多。
　　 为了不让全家人挨饿，李作贤只好自己想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去黑市上购买高价粮食。买粮食需要钱，生产队的规章是哪些工分不够的人家，分了粮食要按照国家粮食牌价把现金交到生产队，生产队再把这些现金补给工分多的人家。无奈那些工分少的人家都缺少劳力，去哪里弄来现金交给生产队，只好欠着生产队，口粮还要照常分给，总不能把缺少劳力的人家全饿死吧。缺劳力人家欠着生产队的，生产队自然也拿不出钱补给李作贤这些工分多的户，所以尽管李作贤一家每年都有工分剩余款，年年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只能在生产队的会计账上落下一笔空数字。
　　 为了吃饱肚子，李作贤只好自己想办法搞钱去黑市购买高价粮食。李作贤必定还是个大大良民，他不会去偷去抢，他搞钱的办法就是去做生意赚钱。
　　 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李作贤购买了一辆二八大杠载重自行车，各村社员自留园子的大葱收获了，他去收购大葱，大蒜收获了他去收购大蒜。收购之后，他用自行车驮着这些农产品去集市上售卖。很多时候，还没等他把货物运到集市，路上就会遇到执法小分队的拦截，不但货物被没收，还被拘留过几次，他犯了投机倒把罪。
　　 受到惩处之后，李作贤并没有放下做生意的想法，他发现道路运输检查严格，集市上因为有很多农户卖自留园子的农产品，管理反倒宽松，只要手里有一张自产证，农产品可以随便卖，而且一张自产证明可以反复使用。于是他不再搞长途贩运，而是去集市上“平地抠饼”。
　　 所谓“平地抠饼”，就是早晨去赶集什么货物也不带，到了集市上先转悠几圈，发现某种农产品上市较少，就压低价格全部收购过来。那些带着零星农产品来赶集的社员见有人一次性全部购买，也愿意用低一点的价格卖给他，因为赶集的人大部分都还有其他事情要办，早点把货物出手赶紧去办其他事。等到集市上的某种货物全部被李作贤收购到手，他再翻上几倍价格进行售卖。集市上的农产品本来就没有固定价格，一个集日一个样，李作贤抬高价格大家照常购买。
　　 如果按经济学上的说法，李作贤的做法叫作“市场垄断”。
　　 李作贤在集市上干得做多的是对鱼的“垄断”。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大型养鱼池，集市上出售的鱼，都是社员们利用业余时间从河里抓捕来的野生鱼，每家出售的鱼都不过三斤五斤，大鱼小鱼混杂在一起。李作贤来到集市上，先把这些鱼都收购过来，然后分门别类放到盛满水的大盆里，不同的鱼卖不同的价格。倒卖鱼的好处是，市场管理人员不会要自产证。
　　 这就是李作贤“平地抠饼”做生意的门道，他曾吹嘘说：“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帮糟底烂，还有三千六百大船钉。能把我人拘留，却拘留不了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就是找个门路会挣钱！”
　　
　　 三
　　 周士青带着一肚子气，从搂麦子地里回到家中，他的两个叔叔已经做好饭。两个叔叔都已经快七十岁了，都是没成过家打了一辈子光棍儿，连周士青自己，全家是“三条大棍”。
　　 他们家长期吃同一种饭，锅贴玉米面饼子。冬天有大白菜，贴饼子的锅底熬上白菜，春天大白菜吃完了，又没有其他蔬菜，只好每天吃咸菜，或者从自留园子里拔来几棵大葱，好在家里有自己做的大酱。
　　 麦收后分一点麦子，除去留一些过年三十吃顿饺子，两个叔叔还要讲究一下吃“四大顿”，即吃一顿蒸馒头，吃一顿烙饼，吃一顿面条，再吃一顿韭菜馅素饺子。吃完这四大顿之后，如果分的麦子还有剩余，就要拿去换玉米，一斤小麦能够换一斤三两玉米，这样去补充一下粮食不足。
　　 两个叔叔把玉米饼子端到炕桌上，然后上炕坐到里面。周士青从来都不喜欢坐着，他蹲到炕沿上，拿起一个玉米饼子，“咔嚓”一口咬下四分之一，又拿起一颗大葱沾上大酱，一下咬下半截，玉米饼子和大葱混合在他嘴里咀嚼着，把两个腮帮子撑得鼓鼓的。
　　 见他的脸色不好看，二叔问他：“士青，有什么为难事吗？”
　　 “别提了，上午去搂麦子，大伙都不想干，我把每垄麦子给到二十分，搂了半条垄就全都走了，他们说工分多了也没啥用，挣够十分就算了，下午都不再去。照这样下去，生产队还怎么领导？”
　　 三叔接过话来：“大家不想干活，你自己着什么急，到时候打不下粮食，挨饿的是全队社员，就是比着挨饿，全都被饿死咱们家也不见得是第一个死，还是想想咱们自己吧。咱们家三条光棍儿，身上穿得和叫花子一样，衣裳破了也没人给缝缝补补。我们两个年岁大了已经没什么指望，你刚五十来岁，还能够找个女人。听说李作贤家领来不少外地女人来这里找对象，你也去看看吧，哪怕是找个模样丑点的，咱们家也算是沾上女人味了。”
　　 “听说找那些外地媳妇要好几百块钱，咱们家去哪里弄那么多钱？”
　　 “钱的事找定了媳妇再说，去找你大姐、二姐说说，让她们帮一点，再找其他亲戚借一点，好歹就能凑够了。”
　　 周士青仔细想想两位叔叔说得也有道理，吃完午饭，他犹犹豫豫、忐忑不安地去了李作贤家里。
　　
　　 四
　　 李作贤家里是另一番景象。
　　 周士青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家一样，住的还是三间土坯房，李作贤家住的却是两所灰砖灰瓦的大瓦房。大瓦房前后两排，每所三间，前排院子临街的院门附近，还有两间小一点的瓦房，李作贤戏称为“指挥部”。
　　 李作贤家当初也是三间土坯房，儿子们大了，他想给儿子们准备房子娶媳妇，攒够了钱就去大队申请批地基。大队给他批了三间房的地基，他说有四个儿子，起码要盖两所房子，大队干部告诉他，想要两所地基，只能批给他村头的大坑。
　　 批给大坑做地基李作贤不怕，他带领四个儿子，爷儿五个从生产队借来几辆手推车，每天起早贪黑推土，硬是把大坑给垫平了。盖房子的砖瓦很难买，县里几所砖瓦厂烧出的砖瓦，要有指标批示才能买出来。大坑填好后，李作贤一家人继续推土，在地基旁边培了一座土砖窑，在砖窑附近几个人摔砖坯子、抡瓦模子，然后装到土窑里烧制，硬是凭着自己的力气烧出一窑又一窑灰砖灰瓦，盖起了两所青砖青瓦的大瓦房。
　　 现在李作贤给每个儿子都找到媳妇，他让两个儿子同住一所房子，一个住东屋一个住西屋，中间的房子当作厨房和通道，两家共用。四个儿子把两所房子住满了，他自己去住前院大门旁的两间屋子。因为还没有分家，家里一切都要听他的，所以他把自己住的那两间房子戏称为“指挥部”。不过现在他正考虑给儿子们分家，“该分不分，柴米遭瘟”，这句老言古语他记得清清楚楚，过日子只有分家单过，才能焕发出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
　　 周士青来到李作贤家，只见屋子里、院子里热闹异常，男男女女都有，那些女人们说话南腔北调，吱哩哇啦听不明白在说些什么。男人们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本村的周士青认识，都是还没说上媳妇的年轻光棍儿。
　　 李作贤见周士青来了，忙把他让到“指挥部”，坐下来李作贤问他：“周队长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周士青本想说出自己来的目的，却支支吾吾不好意思说出口，李作贤是何等精明，他替周士青说了出来：“周队长是不是想找个老婆？”周士青只好红着脸点头。
　　 “哎呀，我家里来的都是些年轻女孩子，你这样大的年龄恐怕不好找。让我想想，哦，这里有个西北来的寡妇，年龄上你们倒是合适，就是这个寡妇有点缺陷，瞎了一只眼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儿。不过这个寡妇要的彩礼也少，只要五百块钱，你考虑一下怎么样。”
　　 周士青听完后说：“我回家和叔叔们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