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中专的来历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发表后，有朋友问王安忆：“如果不熟悉我们69届，或今后谁都不知何谓69届者的后人，读你的书会怎样？”
　　 确实，以后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中专”这个词了，更没有人知道“小中专”这个词了。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以为“小中专”的“小”字是个谦词，中专嘛，相比大专、本科，文凭本来就低一等，加上一个“小”字也很自然。
　　 其实，“小中专”的“小”字是特指年龄小的意思。那个时候，中专有从高中招生的，也有从初中招生的，从初中招生的才是小中专。
　　 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考入襄阳地区师范学校的，后来，襄阳地区和襄樊市合并，学校改名为襄樊市师范学校；再后来，襄樊市又更名为襄阳市，学校升格为大专，成为现在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那时的我们，毕业后颁发中等职业教育文凭，也就是中专文凭，因此，也叫“中师”，我们自己称为“襄师”。
　　 襄师在1982年之前从高中招生。从1982年开始，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襄师停止了高中招生，改从初中招生。
　　 高中招生的学制是两年，初中招生的学制是三年，毕业后都是中专学历。为了区分初中和高中这两种不同的生源，我们这些从初中招收的中专生就被称为“小中专”，从高中招收的称为“大中专”。
　　 那时，襄阳还有一所师范学校——襄阳师范专科学校，现在湖北文理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颁发大专文凭。当时，我们称“中师”，他们称“师专”。
　　 我们83级是襄师从初中招生的第二届小中专，相较于1982年的第一届小中专，我们那一届的招生更严，只招收应届生，不招收复读生。
　　 听说有同学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甚至已经到学校报到了，被查出是复读生，又被退学。这些人只能返回去读高中，上中专是不行的。
　　 我无从知道这些当年被勒令退学的复读生是否回去上了高中，高考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考上大学？现在的他们是郁闷于当年的被退学，还是庆幸于当年的被退学？
　　
　　 二、学霸的失落
　　 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城市化的进程，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中考的主力军也在农村。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中专，就转为城镇户口，吃上了商品粮（国家供应粮），也就跳出了农门，中专自然成为农村孩子的首选。因此，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也比高中包括重点高中的录取线更高些。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就我所知都是女同学，本身就是城镇户口，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也读了中专。
　　 那时，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浓厚，也许，她们的父母认为，女孩子有个中专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必要再去冒险读高中考大学——万一考不上呢？
　　 确实，在那个文盲还很普遍的年代，中专生也属凤毛麟角，而这些吃商品粮出身的同学，虽然是女同学，却都是我们83级的佼佼者，她们不仅气质出众，而且功课突出，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个个是学校各项活动的台柱子，成为男生心中的女神。
　　 经济条件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上了中专，就有了助学金，还可以早点就业，家庭的负担就轻了。
　　 毕业后同学聚会时，也曾好奇地询问当年吃商品粮的女同学，是什么原因使她们也上了中专？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哥哥上了高中，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父母就让她们读了中专。
　　 年仅15岁的她，虽然遵照父母的意愿上了中专，却也闷闷不乐，当时喜欢弹琴的她，天天泡在琴房里，连国庆节放假也不回家，用这种方式和父母赌气了好一阵子。
　　 我的中考成绩是517分，当年襄师录取分数线460分，襄阳地区的重点高中襄阳四中的录取分数线450分，我所在的宜城县重点高中宜城一中的录取分数线420分，我的分数算是比较高的。
　　 有一次，当教导主任的邢光弟老师在班上讲，我是那一年襄阳地区的中考状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襄阳地区的中考状元，但我确实是襄师83级的中考状元。
　　 优异的中考成绩没有给我带来荣耀，襄师的目标不是升学，不是考大学，她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小学教师似乎并不需要学习拔尖。
　　 襄师鼓励学生成为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各方面都懂一点的通才，并不看重文化课成绩，她从来没有像初中和高中那样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也没有奖学金，更没有对文化课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
　　 用任正非的话说，我这种除了学习好啥也不好的学生，在襄师是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再说，考进襄师的同学都是尖子生，我的学习成绩显得并不突出。
　　 不过，我也得过一次奖，一个演讲比赛三等奖，奖品是两本书，一本《复活》，一本《镀金时代》，在当时也价值不菲。《复活》我认真读过，觉得还是没有《战争与和平》写得好，《镀金时代》却根本读不下去，但至今仍然藏在书柜里舍不得扔。
　　 功课当然要及格，不及格就要挂科，挂科补考再不及格就不能按时毕业，以至于同学们私下里调侃60分万岁。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中考学霸，60分并不难。考试题目是任课老师自己出的，试卷也是任课老师自己批阅。考试前，老师通常也会给我们划重点，个别同学真的不及格了，厚着脸皮找一下老师，一般也都能通融过关。
　　 初中时，我的梦想是当科学家。进了襄师，老师告诉我们将来要当小学老师，这个落差实在太大。记得招生时老师只是对我讲，将来要当老师，并没有说是小学老师，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半会确实难于接受。
　　 小学老师并不低人一等。在襄师，我们天天喊的口号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那时，老师的地位并不高，还没有完全从“臭老九”的遗臭中彻底摆脱。主要的，我的理想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更不是小学老师，巨大的心理落差很难在短期抚平。师范三年，我郁郁寡欢，在失落与彷徨中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中徘徊。
　　 科学家的梦破灭了，但大学梦并没有泯灭。同学们买来高中数理化，一头扎进高中的题海之中，只是学着学着，发现师范的数理化和高中的数理化相比，越来越小儿科了。没有老师的辅导，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升学的动力，钻研高中数理化，我们越来越感到乏力和乏味了。
　　 最郁闷的是不开英语课。现在看来，襄师那个时候真是短见，曾几何时，英语几乎从呱呱坠地的娃娃就开始抓起了。语数外——外语是高考的主科！大学梦，少了外语怎么圆？
　　 心有不甘的我们，老师不教，就自己学。大家买来各种英语教材，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还有同学自学日语，每天抱着收音机收听英语和日语讲座。
　　 也真有修成正果的，好几个同学，毕业后竟然当上了高中英语老师；还有同学，凭着一股子顽强的毅力，自学了高中和大学英语，并且考上研究生，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成为专家、教授。
　　
　　 三、从乔洼到千山之巅
　　 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琴房……招生时，老师们向我们描绘的校园设施一应俱全。不过，老师们当时没有讲的是，学校并不在城市里，甚至也不在郊区，而是坐落在离城区40多里路的一个叫乔洼的极其偏僻的小山沟，我们从农村来到了山沟。
　　 听说老襄师在襄阳城的中心，现在襄城运动路原370医院的位置。文革中，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搬到了远离城市的乔洼，合并了原来的耕读大学，真正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83级当作家的同学冯耀民写过一篇回忆乔洼的文章，对乔洼有过详细的描述。学校在一片洼地里，四面是山，一条公路横贯其中，成为连接外界的通道。
　　 山不大，翻过山是一望无际的红薯地。没有商场超市，没有游戏机房，没有烧烤和地摊，孤零零的一所学校散落在山的脚下，随处可听小鸟鸣叫，随地可见黄牛吃草，倒是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学校面向旷野，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她敞开胸怀，拥抱大自然。这对于今天看惯了学校四周高墙环绕、大门紧闭的人们可能有些费解，但当时的我们并没觉得有何不妥，也没感到有何不适，也没听说有什么治安盗窃事件。倒是我们男生时不时跑到周边的山上，挖农民的红薯，回来后用脸盆煮了吃，或用松枝烤着吃，空气中常常弥漫着一股子浓烈的蒸红薯和烤红薯的香味。
　　 可能是红薯太多，红薯也并不值钱，农民也不在意，从没有农民来学校告状，也没引起任何麻烦，当地的老百姓真是好。
　　 功课之余，我们走遍了乔洼的山山水水，看日出日落，听溪流淙淙，捡松树的果子备冬天生火，摘山上的野果充当点心。在乔洼，我们过得十分安逸。
　　 为了方便师生进城，学校在樊城东风路设立了办事处，作为师生往返学校的落脚点。办事处的老师很热情，嘘寒问暖，端茶递水，给我们交待很多外出预防扒窃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非常热心。
　　 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一个星期只放一天假，星期天休息，学校安排一辆东风140卡车接送师生往返城区。学生会干部负责分发车票，凭票上车。弄不到车票的时候，如果想出去，就只能凭两条腿进城和返校。
　　 进城还好，热情高涨，充满希望。返校就不一样了，疲惫不堪，总也望不到头。
　　 我们设定几个小目标，到了钢丝厂，就走了一半；再到铸造三厂，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现在的钢丝厂和铸造三厂早已和城区连成一片了，那个时候，还是荒野里的一盏耀眼的路标，看见了它们，就看见了希望，再继续往前走，就是熟悉的红薯地了。
　　 到了学校，已是漆黑一片了，人也累得散了架，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
　　 三年级时，学校搬到了襄阳城西的千山。和乔洼不同，这次，学校建在了山顶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襄阳城——我们从低洼的乔洼一下子挺进了千山之巅。
　　
　　 四、铁饭碗
　　 上了中专，户口就迁到了学校，我们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不仅不交学费，学校每月还发放17.5元的助学金。
　　 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30多元，17.5元的助学金是很管用的，节俭的同学基本不向家里要钱，很大地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我知道家里穷，也尽量咬牙坚持用助学金解决生活，轻易不敢向父母张口要钱。
　　 男生每月发34斤粮票，女生32斤。男生基本够吃，女生还吃不完。节余的粮票，可以到商店换零食，也有女生悄悄地送给要好的男生。
　　 由于耕读大学的传统，学校保留了大片的农场，还有一台拖拉机，种了大片的小麦。播种用拖拉机，收割要靠我们自己，全校师生一起上阵，那种浩浩荡荡的队伍和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是热烈壮观。虽有磕磕绊绊，弄伤手脚划破脸皮的，但更多的是丰收的愉悦和收获的幸福。
　　 学校有卫生室，看病也是免费的。卫生室的郭医生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嗓门也大，训起人来很厉害，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看病细心周到，喜欢和我们拉家常。她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煞是可爱，我们经常逗着玩。
　　 学校有个面包房，来自农村的我，之前不知面包为何物，到了襄师，才第一次尝到了面包的美味。刚烤出来的面包，酥酥的，黄黄的，老远都闻到一股浓郁的带着奶油气息的独特的香味，实在太诱人了。吃到嘴里，酸酸的，甜甜的，软软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松软酸甜的面包了。
　　
　　 五、老三班
　　 83级一共206名学生，分五个班。不知什么原因，到了二年级，学校要将我们五个班合并为四个班，方案是撤销我们三班。
　　 听到消息的我们三班同学想不通啊，我们既不靠前，又不靠后，我们在正中间啊，为什么撤销我们班？
　　 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生气，越生气就越觉得要抗争。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三班的同学就自发地集合起来，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了，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目标，只是向着远方，向着远离学校的未知的前方负气出走。
　　 大家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行走，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离学校十多里的古驿镇。同学们在镇上吃了散伙饭，照了纪念照，热烈地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我和好友戴君商量，如果学校处分我们，我们就回宜城老家，到宜城一中读高中，幸许还能考上大学。是啊，或许还能圆我们的大学梦。
　　 到了傍晚，肚子开始饿了，心里也开始发虚了，晚上到哪里过夜呢？回不回学校呢？学校会不会真的处分我们呢？
　　 经过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吵，凌晨零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老师们正在焦急地四处寻找我们，听说我们回来了，不仅没有生气，没有批评我们，而是喜出望外，热烈地欢迎我们回来，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夜宵：馒头，包子，面条，饺子，一应俱全，全部免费！
　　 学校领导看望了我们，要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明确地告诉我们：学校不处分任何一个学生，不在档案上作任何记录，请大家吃饱睡好，安心学习。
　　 三班还是解散了，但我们可以自愿选择新的班级。原来的四班变成了三班，过去的老三班成为了历史，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