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新近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叫“温州作家协会律师事务所分会”。这家律所叫徳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总部设在北京，在全球160多个城市设有分部，仅温州所执业律师有近200人。设证券及私募基金、企业拯救与破产、建筑工程与房地产、金融、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与政府法律顾问、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人力战略与劳资合规、金融地产、网络与数据法、刑事法律服务、争议解决、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财税、医疗与健康法律服务等十六个专业委员会。
　　 一家本应专注于法律条文的律师事务所，却创办了一个文学团体，似乎有点“不务正业”。有种“剑走偏锋”的味道。毕竟，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法律是冰冷的条文，它是理性的，是一板一眼的，而文学则是感性的，热情的，恣意汪洋的，两者似乎风牛马不相及。但是，中国作协会员、温州市作协副主席、鹿城区作家协会主席瞿炜这位文学翘楚，在给徳恒律所授牌时说，文学和法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许多经典作品的作家都具有很深的法律专业背景，两者可高度融合；“法律思维可为文学注入逻辑骨架，避免情感泛滥之下消解了事实真相，而文学创作则可倒逼法律人跳出职业惯性，用故事重构案件的多维面相”。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原温州日报编辑吴庆生如是说。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温州作协理事应华盛女士，她说法学和文学两者并非割裂，生活中我们可以一手搞浪漫，一手维护正义。我作为文学和法学的共同爱好者，我深以为然。法学确实能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如以法律案件、法律职业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以律师为主角，展现了美国的司法制度和社会种族问题；还有我们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也是通过讲述秋菊的故事，将抽象的法治观念融入到具体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中。这种主题的表达借助了文学的叙事性和感染力，使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法治观念。
　　 这家敢于人先的律所，在4月春暖花开的一个日子，举办了温州“鹿城区作家协会德恒律师事务所分会”的成立大会，大会邀请了温州文学界的多名翘楚，我作为一位法律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也在受邀之列。成立大会那天，律所主任、法学博士江丁库从作协主席瞿炜手里接过牌匾并做了简短的发言，随后大会进入了自由发言阶段。
　　 会上多名文学大师发表了自己关于文学和法学的看法，他们包括中国作协会员，原《温州晚报》总编辑刘文起先生，中国著名摄影师王曙先生，小说家吕相国先生等等，他们在文学的范畴内各抒己见。之后律所一位著名律师吴庆海独辟蹊径的发言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的发言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徳恒这家律所不走寻常路的一面，也再次让我理解了，一家冰冷严肃的律师事务所原来也可以不断搞创新的。
　　 吴庆海律师是浙江省劳模，温州市优秀法制副校长，还是温州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曾从事公安侦查，海关等工作。他加入徳恒律所不久，便创办了一个的“防舞弊”团队，目前该团队有专业律师近40人。大会在提问环节，我作为会场唯一一位从事企业管理的参会人，向吴庆海律师提了三个问题，我问吴律师，一个律师事务所组建“防舞弊”团队似乎不常见，您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组建起了这样一个团队的？吴律师说，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自己的一次就业经历说起。他说三年前自己受聘于温州著名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应集团董事长要求，在企业内部组建一个“廉洁监察部”，由我担任负责人，职务是集团副总，直接对董事长负责，有点像古代的钦差大臣的意思，可以凌驾于其他任何一个部门。由于我有从事公安侦查工作经历，懂得如何在企业腐败问题上做防范，也知道在腐败问题发生后如何取证，更清楚在举证完成后如何将涉案人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所以，在我挑起这个重任后，花了半年时间，通过专业人员的招聘和内部干部的抽调，很快将这个“廉洁监察”的部门建了起来。
　　 “廉洁监察部”建立后，我通过平时的常规廉洁培训、发现腐败苗头时的防微杜渐等一系列动作的实施，将集团企业的腐败，特别是职务侵占案件降到了最低。这个部门在自己离开集团后，至今保留着。吴律师接着告诉我，说自己入职徳恒律所后，深感反腐道路任重道远，特别是一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由于事务繁杂，部门负责人素质参差不齐，面对外界诱惑，企业老板自己又无暇顾及，往往给一些腐败分子创造贪腐的机会，于是他决定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团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企业的坚强护盾，为企业提供“无忧式”服务。
　　 听完吴律师的回答，我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德恒律所成立这个“防舞弊”团队以来，是否有实际案列可以分享？吴律师换了一种节奏，与我们讲了一件刚结案不久，涉及虚假诉讼、职务侵占、诈骗等多起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中案。说的是我市一家规模较大的食品企业，去年下半年被一位提供大米的供应商给告了，对方起诉法院，要求该企业支付货款和逾期利息，金额高达300万元。接到法院的传票后，企业负责人一头雾水，自己企业都按时结算，从不拖欠供应商货款，怎么突然间成了被告？还被追索近300万元呢？后经与财务核对，结果发现企业与起诉人的交易金额实际上才区区几万元，但是原告提供的证据（出货单）上都有自己企业的采购员、下单员、收货员等相关人员的签字。面对原告的“确凿证据”，企业负责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如果这个案子被判败诉，高额的款项支付将面临企业生存困难，一筹莫展之下，回想三个月前曾因跳河自杀未果，至今还躺在家里养病的采购员叶某的怪异表现，企业负责人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采购员身上，于是他立即找到徳恒律所的“防舞弊”团队，请求吴律师介入调查。
　　 “徳恒防舞弊”团队成员大多有行政、司法机关工作经历，他们办案经验丰富，不仅熟悉刑民交叉领域的法律实践，也熟悉多种行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吴律师找到了另外两位陈茜和丁思琦律师开始接触该案。
　　 一个大型企业的采购员，工资收入不错，平时也颇受供应商的敬重，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遭遇，不至于落到“无缘无故”要跳河自杀的结局。他带着团队，先从采购员叶某着手，通过走访王某周边人士，了解到王某有赌博的恶习，并有人反映他欠下赌资几百万元，叶某的疑点瞬间扩大。在掌握了王某的这些信息后，吴律师决定直面王某。
　　 善于察言观色的吴律师，当他协同另外两位律师出现在王某家里的时候，发现病怏怏躺在床上的王某其惊恐写在了脸上。刚开始时，叶某以自己身体还没恢复为由，拒绝回答吴律师的问题，试图隐瞒事实，后经吴律师晓之以情，动之以情，多番规劝，并告知即使自己不讲，律师也有办法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事实真相，到那时后悔就晚了。叶某权一番衡利弊后，很快就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叶某说自己爱赌博，输多赢少，平时拿公司的备用金去市场采购的钱都用来还了赌债，而采购的物品则以签单形式欠着大大小小的各类供应商，数月后，那些供应商开始向叶某催款，而叶某此时的赌债却越欠越多，他一边安抚各类供应商，称自己已经向公司提交付款申请，表示很快就可付款，一边却动起了更大的歪脑筋。他找到之前曾经小量给自己提供过大米的个体户王某（本案原告），承诺他如果愿意按自己的意思操作，便将大量的订单转给王某，王某一心想赚大钱，当下如果有机会成为叶某的最大供应商，则求之不得，于是王某咨询叶某具体操作流程。叶某说，自己找到了一家大米供应商A公司，让王某向A公司进货，进货时，大米不需要送到王某店里，可以直接由A送到叶某的公司，这样能省却货物进出的运输费用，好处就是每吨大米加价4个点给王某，算是利润，前提条件是王某得先向大米供应商A支付“货款”。王某问叶某，为何不自己直接在A公司拿货？叶某坦承说，A公司不愿意给自己回扣，才出此主意的。王某半信半疑，起先他怀着戒心，进行了少额的操作，叶某每次都按约定，在王某给付“货款”上加价4个点按时返还给王某，王某尝到甜头后，这种只需要打下款，便能从中赚取4个点的利润让王某丧失了警惕，直到后来陆陆续续累计付给A公司200多万元，在合理的时间没能收回叶某的加点货款，才发现自己可能受骗了。这个时候的叶某已经被各类供应商逼得走投无路，那天自己开车经过飞云江大桥时，恰又接到王某的电话，王某说再不还款就报警了，面对巨额的账款，万般无望之下选择了跳河。
　　 原来，叶某让王某打款的所谓“大米供应商A公司”其实就是叶某的赌友，他从头到尾就是在给王某设圈。
　　 至于王某手上的发货单，叶某说，那都是伪造的，是自己给王某出的歪主意，目的就是如果不被企业发现，王某就可以拿到“货款”，这样自己心里“负担”也轻一些，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叶某的行为再次触犯了法律，其结果就是罪加一等。
　　 案件最后，涉案的一众人等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企业，因为有了吴律师的“防舞弊”团队的介入，及时的查明了真相，为企业挽回了损失。
　　 听完吴律师的讲述后，我肃然起敬之余，向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我问吴律师，对于私营企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请贵团队的介入？吴律师告诉我说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由我们介入，最前期，我们可以对企业的腐败，特别是职务侵占做“防范于未然”工作，通过对员工的宣传教育，达到一种震慑作用，让他们不想腐；在舞弊案件出现时，我们可以通过真实案例讲述，让他们不敢腐，并争取让他们主动退赃，将企业的损失降到最低；在侦查阶段，一些公安机关不愿意受理或没法受理的案件，我们凭借专业优势，对腐败对象进行“攻心战”，在取得足够证据后，该受刑事处罚的，就提起刑事诉讼，该民事索赔的，就提出民事索赔。
　　 最后，吴律师坦率又不无幽默地说，虽然我们的服务是收费的，但是比起为企业挽回的损失，那简直就是零头。
　　 创立大会结束后，我找到了忙于应付各个文化人的律所合伙人丁江库，问他对自己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律所怎么看，他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门牙说，作协的成立不仅是律所文化建设的里程碑，更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未来，律所将以作协分会为纽带，持续探索法律与文化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为温州法治建设和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说完，他笑着露出了一排挤挤的门牙。那门牙就像文学和法学的智慧交融，既相拥，却又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