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漫漫四十年征程，天天与人打交道，难免被人冤枉，滋味可真不好受。
　　 读初二时，学校离家遥远，足有四十多里，星期六返家，星期日回校。遥远的距离，阻隔了平日与家人的相处，如一把锋利的刀，切断彼此的联系。夏日周六，我在学校上完早读，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踏上归家的路。太阳当空照，花儿蔫头耷脑，被阳光晒得蔫软。
　　 到了家，我汗流浃背，已经数天没有洗澡，身上散发一股难闻的气味，隔着衣服搓搓背，明显可以搓出泥垢，黑乎乎的。家里方便，带着毛巾到河里，游个泳，冲个澡。家人都在山上干活，他们勤劳惯了，骨子里的农耕文化像深深的烙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多时候连午饭都带到山里。虽然知道我周末回家，但我已经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喉结开始突出，声音变沙哑，完全可以照顾自己。
　　 洗完澡，我想着妈妈辛苦，整天劳作，干脆把脏衣服洗了，好及时晾干，第二天还可以带到学校去穿。门口有水池，水池下放着洗衣粉和板刷，我拎着脏衣服再次来到河边。河水清澈，潺潺流淌，小鱼儿敏捷的身影穿梭来往，像城里的小汽车。我站在水里，腰弯着，低着头，把脏衣服浸湿，倒点洗衣粉。洁白的粉末，细小的颗粒，滑顺的感觉，揉一揉，搓一搓，刷一刷，泡沫像小精灵到处飞扬。
　　 很快，洗好衣服，将衣服挂上衣架，晾晒好，看着衣服在阳光下耀眼，在微风中轻拂。我兴奋得如喝了酒，居然能够主动洗衣服，这对于懒惰的我来讲，难能可贵。
　　 傍晚，家人踩着夕阳，扛着锄头，沿着小径回家。看到我，没有惊喜，只是如常打声招呼，爸爸开始烧火做饭，妈妈提着锅盖到水池边洗刷，手往水池下一探，提起洗衣粉袋子，眼睛瞪得挺大，鼻翼微微张开，嘴“啊”了个半圆，高声问：“谁用洗衣粉了？”
　　 一听妈妈的话，我赶紧抢着回答，如同邀功似的：“我用了，把自己的脏衣服洗了。”
　　 “洗就洗呗，用那么多洗衣粉，干什么？”妈妈嗔怪道，语气中带着责备，“你知不知道，一袋洗衣粉要好几元，省着用，这小屁孩，一点都不知道爱惜。”
　　 我一脸狐疑，有些惊讶，好像没用多少：“妈，我就倒了一丁点。”说话时，我还半举着右手，用食指和拇指示意，大概1厘米的样子。
　　 妈妈有些生气，嘴歪向一边：“还没用多少，早晨好多，现在才多少。”她把洗衣粉抖了抖，就剩底部一点。
　　 可是，我上午洗衣服时，也只剩这么点。
　　 二哥走过来。他已初中毕业，正在家里帮忙干活，看了看洗衣粉袋子，捏了捏，帮起腔：“早晨出门时，差不多满满一袋，前两天刚用剪刀剪开袋口。小弟啊！你太浪费了，用这么多。”
　　 看到他们言之凿凿，我知道再解释肯定徒劳无功，甚至换来更严厉的指责，只能闷坐在凳子上，看天边的晚霞，心中暗自落泪。
　　 “下次，你再回家，我要把洗衣粉放起来，省得被你一天用完。”妈妈并没在意我的心情，自顾自地言说，把锅盖拿到锅灶前，准备晚饭。
　　 我相信妈妈和二哥说的话，可我也没有骗人。我是被冤枉的，直到今日，隔了三十年的光阴，我依然这么说。至于洗衣粉哪去了，可能是当年贫穷，某个眼尖的邻居觊觎，偷偷倒走一些，答案无从知晓。
　　 妈妈这样怀疑，有她的理由，估计跟我平常的调皮不可分割。一直以来，我像只顽劣的猴子，拿着弹弓打鸟，将奶奶屋顶的黑瓦打落，“啪”的掉落在地，碎成八瓣；洗菜刀时，顺手砍一砍邻居的南瓜，还死不承认；常常逃课，跑到河里游泳，差点淹死其中……连老师都看我头痛。
　　 这不，返校不久。晚自修下课后，老师捧着课本，离开教室。没有老师的监督，我们成了无法无天的王，四处兴风作浪，像恶魔一般。
　　 当年，我们的学校四分五裂。那是1995年，那个乡镇企业勃兴的年代，学校被上级部门鉴定为危房，教育局通知学校必须重建学生宿舍，避免意外的发生。学校没有钱，只能租房。整个校园分割成两部分，初三在一地，初一、初二在另一地。重点老师与校长留守初三，承担重任；至于另外两个年级，有种听天由命之感。老师人心涣散，学生不思学习，班上能读书、爱读书的没有几个！
　　 刚下课，班里一群男生手里拿着鞭炮，兜里揣着打火机，偷偷摸摸地躲在墙后，等着上厕所回来的女生，点燃扔一个炸响，吓得女生花容失色，惊叫连连。
　　 鞭炮声噼噼啪啪，炸响在校园上空，引来掌握学校纪律的教导主任。主任姓王，四十多岁，脸尖而瘦，非常严格。他从办公室匆匆赶来，远远地一声吆喝：“哪些人，给我站住。”
　　 一听是王老师的声音，大家吓得四散而逃。我没有玩爆竹，更没有炸女生，虽然在看热闹，但心里比较坦然，走路慢腾腾的。王老师一来，只看见我，立马拎起我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般：“谁让你们干坏事的，谁让你们打爆竹的？”
　　 说话时，王老师的脸都有些气歪了，眼睛更是瞪得滴溜圆，手上的青筋暴起。
　　 我有些害怕，赶紧解释，声音微微颤抖，像寒风中的兔子：“不是我，我没有打。”
　　 “不是你，还有谁，被我抓到现场还不承认。”说着，他抬起手，平举至我脑袋的高度，使用全身的力气，猛地扇了我两个耳光，“啪啪”的响声，像刚才的爆竹一般，我的右脸顿时变得赤红，耳朵里嗡嗡作响。后来，同学告诉我，我的脸好几天都青着。
　　 扇完我两个耳光，王老师再次高声训斥，严厉处罚：“给我站教室门口。我不同意，你不许回去。”
　　 天啊，可怜的我不光被冤枉，还被打，还被罚站。直到深夜十时许，同学们全都下完自修，回到寝室睡觉，王老师才放我离开。
　　 那两年，打过我耳光的不止王老师，还有班主任俞老师。他逮住我捉弄女生，编情书陷害他人。他找到实证后，连甩我差不多二十个耳光，比王老师多出十倍。可是，我没有记恨他，却对王老师刻骨铭心。九十年代，“棍棒教育”在学校里很流行，那是时代的烙印，没什么，但被冤枉，却让我永远不忘。
　　 如今，母亲的白发已漫过岁月山岗，二哥的脊梁渐被生计压弯，王老师也成了后山坟茔里的一方石碑。唯有被折叠的清白，仍如河底卵石，在记忆的波光中清晰可见。愿天下无冤枉，人间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