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每一个村子可能都会有三两座土地庙。一棵说不清年头的大树下，用石头、砖头砌成，低矮，小小的，乡人不时来敬一下，烧几片纸钱，点几根香烛，把杀鸡的鲜血淋在纸钱上搁在那里，以表示自己虔诚、敬仰之心。有的偶尔也献上一两尺花布供奉菩萨。这菩萨就是最平民化的菩萨——土地，乡下也叫土地爷，是与山神并称的神祇。据说，土地爷管理相应范围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以乡人跟土地爷的关系是密切的。
　　 这里我们要说的，却不是真正的土地爷，说的是一个人，我们村家喻户晓的名人，他大名李成才，年纪大了叫他“成老子”，但背地里大多叫他“土地爷”，敢于当面叫的人也有，都是年纪相仿、知根知底的老熟人，不过寥寥无几。
　　 是谁最先叫开来的，已不可考。因发生年代久远，也没人愿意作这意义不大的考证。大家觉得，只要知道土地爷是成老子，成老子就是土地爷就行了。谁发明的，谁推而广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何必为此大费周章呢？
　　 为什么众人都习惯这么叫，而且喜欢这么叫？总是有些原因的。难不成成老子跟人们想象中的土地爷爷相像？现实中的成老子很胖，矮墩墩的，驼背，肚子也大，一条皮带勉勉强强系住裤腰，让人很自然担心他那大号西装裤突然掉下来出洋相。他头也大，头发稀少，油光发亮，说他像弥勒佛倒是入木三分，也许土地爷也跟弥勒佛差不多，被乡人供养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
　　 土地爷是我们村的“浮头鱼”。浮头鱼是指被逼得浮到水面的鱼，一般比较大，借指地方经常出头露面的人物。土地爷这只浮头鱼出山早，听说土改时就已初露锋芒。他很小就跟他父亲运老子学裁缝，属于手工业工人，天然地成为革命者。所以很快入党，被选调“受训”，要经常到各种大小会议上讲话，慢慢就练出来了，能慢条斯理地讲半天，当然背后议论说他东拉西扯、啰里啰嗦的也大有人在。然后土地爷就一直进步，还当上了支部书记，从此顺风顺水，越讲越能讲，一发而不可收，让有些人望而生畏、如坐针毡，巴不得他早点收场。因为他讲话有个特点，为了突出某个词语，会把词尾音调突然提高好几度，尖利刺耳，很像戏剧里旦角的尖嗓音，被人称之为“打旦声”，让人难受，挫败了不少听众耳膜的承受力，恨不得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修建无名烈士墓，是土地爷的重要功绩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1936年，徐彦刚红军一部遭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而后撤，一直退到了我们村的山枣岭，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这场敌众我寡的拼搏中，除极少数幸存者外，几百名红军战士战死，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当时挨户团不许群众收尸掩埋，以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老百姓只好趁着天黑冒死偷偷收敛烈士的遗骸草葬。到文革期间，土地爷为首组织党员、群众把烈士的遗骨收集到一起，修建了一座水泥敷顶的烈士墓，受到了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肯定和赞扬。从此，每年清明节，本村的党员干部都会到此祭扫，很多别处的师生、游客也络绎不绝前来凭吊，使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得以缅怀、传扬。大家都说，土地爷做了一件大好事！
　　 不仅如此，土地爷在当年的土改中，就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是可靠的土改根子。他痛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不劳而获的地主富农，在土改中冲锋在前，令阶级敌人闻风丧胆。其实，他也清楚，本地因为是山洞，山多田少，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户，最后被划为四类分子的就那么四五户，其中是地主的两户，占有的水田也不太多，只是相对多些，除了自己一家衣食无忧外，余钱剩米也不多。他曾经跟父亲去其中一户做衣服，主人“东地主”拿出的并不是绫罗绸缎，却是一捆白棉布。全家人穿的就是白色粗棉布缝制的衣裤，连染色的化学颜料也舍不得花钱买。东地主对他父亲说：“运师傅，我家的境况你都看到了，也就能混个温饱而已。经常是扯公被盖婆脚，过日子不容易。我是有了点钱就买一点田，积少成多，总算有了几亩水田。我是勤劳惯了，手不停脚不住，就是想干活。早起三朝当一工，你说是吧？”他父亲回答：“谁说不是呢，你辛辛苦苦，靠勤劳节俭撑起一个家，大家都看着呢，佩服！”
　　 土改开始了，土地爷成了积极分子，一天到晚开会，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地主富农名单初步确定了，张榜公布后，“东地主”赫然在列。无法可想，他找到了土地爷，求情说：“成才，我们家被划了地主，这是怎么回事啊？”土地爷慢腾腾地回答说：“按政策划的嘛。”东地主不服，申辩道：“我家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也没过上什么花天酒地的日子，比大伙好点，但也好不了多少，是吧？你跟运师傅来我家做衣服，你也看到，就是普普通通的粗棉布，没什么特别的。再说，我们也没怎么剥削农民，高利贷、大秤进小斗出、催租逼债伤天害理的事也没干呀？！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好吧？”土地爷不耐烦了，吼道：“不要说了！你家的日子和农民一样吗？不至于吧！哪个有你们家那么多的田，那么多的山，那么多的钱？！你们家不能划地主，你说谁能划？你说，你说！！”东地主一看这阵势，哪有求情的希望，赶忙溜之大吉。
　　 没办法，他这个地主帽子一直戴了几十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逢运动必挨斗，被本地人戏称为“头碗菜”，好在他确实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所以斗他时大伙也就应付了事，不下狠手往死里整，东地主得以全身而退。而本村另外几个被划为“坏分子”的，其实也没什么田地和财富，但因为平时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而引起公愤，遭受破口大骂乃至拳脚相加则司空见惯，以致他们一辈子都没能娶妻成家，没有后嗣延续香火，只好郁郁而终。土地爷虽然与他们熟稔，却从不流露恻隐之心，人们都说他立场坚定，后来第一批入党接着担任大队支部书记也就顺理成章。
　　 后来，土地爷还寻根究底，做出了又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他竟然钻到了人迹罕至的鹤栖洞，寻觅当年那场惨烈战斗的传闻，以便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题材教育后人。那里偏僻闭塞，长期无人问津。那时的他还算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怕神祇鬼怪，有一股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英雄气概。那天他一路迤逦前行，在地势险要的一线天的岩洞里，发现了两间简陋的茅草房，还升起了袅袅炊烟。他蹑手蹑脚走了进去，只见一个年过半百的农妇正在做午饭。农妇吃了一惊，问他怎么找到这里的？土地爷笑着说：“就根据鹤栖洞这个名字找来的。我想有白鹤的地方也应该有人生活，就这么简单。”土地爷接着询问她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跟外界有没有联系？农妇答道：“我一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跟外面没什么联系。”土地爷觉得奇怪，追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三十多年前徐彦刚部队与白匪军那场战斗吗？”这话好像戳中了对方的软肋，农妇突然眼里泛出了泪光，喃喃地说：“我知道，太惨了！”她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几十年前的记忆奔涌而出：“我叫文翠娥，就是那次战斗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哦。那场战斗敌众我寡，我们被敌人一路追着打，无法摆脱。傍晚时，在山枣岭那里被敌人包围了。战士们英勇反击，但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我也受伤昏迷，被压在层层叠叠的尸体当中。当我渐渐苏醒、恢复知觉时，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一帮敌人打着手电筒还在清理战场。他们要把红军战士的右耳割下来去邀功请赏。我也被他们翻了出来，我知道如果被他们发现我还没死，肯定会补上一枪。我只能诈死。我感觉凉丝丝的刀锋逼近，有人抓住我的耳朵，然后狠狠一刀下去，我痛彻心扉，但只能强忍剧痛，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敌人扬长而去。过了一会，确定敌人走了，我才捂着血淋淋的右耳，爬到老乡家求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活了过来。我想赶上部队，可四处打听，杳无音信。没办法，我只好躲到鹤栖洞，隐姓埋名，一个人艰难度日。往事不堪回首啊！”她哭诉着，掀开头发，果不其然，她右耳真的没了，活生生被敌人割去了，只留下一个疤痕！土地爷大为感动，说：“哎哟，你不知道吧，现在解放多年了，共产党坐天下了，你是老红军，是功臣呀，政府要优待的。快出来把你的英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教育他们继续革命，是了不起的好事呢！”文翠娥热泪盈眶，点头答应了。
　　 她从此走出了大山，到各个学校、各种会议讲述红军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故事，讲述自己被敌人割去一只耳朵领赏的亲身经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备受欢迎，好评如潮。大家都说深受教育，土地爷又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虽然生长在农村，土地爷却不会干农活。说起来也不奇怪：年轻时他学裁缝，与农业无缘；后来入党当干部，也很少干农活，要他像老农一样驾轻就熟也是强人所难。而因此农业学大寨时，他强调社员要怎么怎么干、提出各种要求时，往往被某些心有不服的群众当场顶撞，难以下台。土地爷乐而受之，并不生气。他只要大家能如数如质完成任务就好，他的胸怀还是宽广的。
　　 抽烟，是土地爷的嗜好。先抽喇叭筒旱烟，后来就慢慢抽上了纸烟，当然是低档的那种。打麻将也是他的爱好。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禁止打麻将，土地爷就常常偷偷地溜到地处偏僻的大队学校（水府庙）去玩。学校里有几个老师是牌友，他们很相投。可是此举也会被嗅觉灵敏的社员发觉，到年底决算给干部评调工时，趁机发难，说出一些很刺耳的话来。土地爷不否认，也不生气，调工给多少也听之任之，日子照样过下去。但是有一条原则，他是一直坚持，从不改易的：就是在别人家里打麻将，决不白吃。到饭点了，哪怕正打得兴头正浓，立马起身走人。在我们家，因为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留他吃饭他不会断然拒绝，但是下一次一定会拿个小布袋盛多一些的大米交给我母亲，让我母亲非常为难，最后也只好遂他的意了事。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时候，土地爷是贫管会的主任，负责安排给学生讲忆苦思甜课、传统教育课。平山队的李大全是地道的贫农，请他来上课，对他来说，真是勉为其难。他会农活，可不会讲课。从田里爬上墈，脚上泥还没洗干净，就走进教室，当着那么多老师和学生的面，就要开始上课，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听来听去，发觉他竟是在讲过苦日子怎么苦，这可是说新社会啊！接下来他又讲起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历史故事：“磨刀杀老子过年”！学生们不知所云，老师们也云里雾里，不知怎么回事。有老师赶紧去打下课铃，老贫农的阶级教育课终于不了了之，他满头大汗，如释重负，走之唯恐不及。老师们议论起来，都感到啼笑皆非。
　　 别的老贫农讲不了阶级教育课，怎么办？土地爷思来想去，无计可施，最后只好破釜沉舟，自己上马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上阵也不见得能扭转乾坤。果不其然，他说来说去，就是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要他去借米。他只借到了一点荞麦子，回来后磨成荞麦粉，做成荞麦醮（饼）充饥。听课的孩子们没吃过这玩意，也不觉得有什么苦，倒是听到土地爷把荞麦醮的“醮”字的音调念得非常尖利，像刀片划过玻璃一样刺耳，禁不住哄堂大笑。当场就有学生学着“醮”了起来，引得满堂“旦声”。土地爷的阶级教育课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好效果。
　　 突然某一天，人们纷纷传递一个惊人消息：不好了！土地爷回家路上，从石拱桥到他家一路吐血，鲜红鲜红的，好吓人啊！他病倒了，之后便一蹶不振。接下去就像灯盏一般，忽明忽暗，慢慢地油尽灯枯，快熄灭了。不久，土地爷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他走过了84岁的人生旅程，可谓年高德劭，功德圆满。
　　 人们也许长时间后，会忘记他的真名实姓，但肯定的是，谁都会记得他的外号：土地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