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和唐克说几句话，看来已不太可能了，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和唐克做朋友已五十多年了，从小学一年级起到现在，其间虽然也有一些争执，但过不了一个星期，还是会在酒桌上重归于好的，我俩总归是朋友嘛。
　　 真是想不到（其实是应该想到的），五十多年了啊，我俩叫名都六十岁了，即便是这样的朋友，友谊的小船在不经意间，也会静悄悄地沉入水底的。
　　 我这个人木讷，不善交际，尤其不爱说话，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好在还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唐克做我朋友，又在唐克的酒桌上结识了几个酒友，总算在人生的上半段可以稍解寂寞，使原本单调的生活显得不那么单调了。
　　 在这帮朋友圈里，唐克的身份是极其尊贵的，久而久之，便成了朋友中的领袖。只要唐克发话，朋友圈里的人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贯彻执行唐克的指示的。
　　 唐克原本是个很老实的人，在学校的时候被人欺侮，在厂子里的时候受人排挤。我在学校、单位也总是成为被欺凌的对象，正因为同病相怜，夯实了我俩做朋友的根基。
　　 真是有贵人相助啊。正当厂子里要实行末位淘汰的时候，唐克变戏法似的调到了政府部门工作。也许是唐克的老实与本分被领导所看中，就像开了挂似的，没几年功夫，唐克就走上部门领导的岗位了。
　　 唐克还是够朋友的，都当上处局级干部了，还没忘记我这个做搬运的老同学，只要条件允许，多数饭局总是叫上我的，而且安排我坐在他的身边。处局级领导和搬运工坐在一起，虽显得有点突兀，反差强烈，但我还是非常享受这一份荣耀的。在这样的饭局上，出席的不是官员就是老板，正因为唐克对我的看重，这些官员和老板居然也对我敬重有加了。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飘飘然，好像自己也成了领导。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真的，唐克家的鸡是否升天我不清楚，但作为搬运工的我，能够扶摇直上三千里，感觉真好。
　　 在这样的饭局上，有一些话题我是插不上嘴的，好在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说话，当一个忠实的听众也是挺不错的；好在酒桌上的话题多半是涉及钱和女人的，我是个男人嘛，当然也是感兴趣的，有时也能插上一两句话的，尽管这些话大家都明白是百分之一百吹牛皮的。
　　 喝点小酒，吹吹牛皮，当然是男人们的爱好了。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越来越感觉到，唐克和他的众多朋友们，对于钱和女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吹牛皮了。尤其在涉及女人这方面，唐克似乎已到了如痴如醉、饥不择食的地步。
　　 唐克是我朋友，唐克是个好人，所以我是十分担心的。一是担心唐克现在的身份，这样痴迷女人会不会出事，会不会在阴沟里翻船；二是担心如此这般夜以继日，唐克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毕竟男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我怀疑唐克病了，得了一种叫做“性瘾”的疾病，自己都控制不住。我好意地提醒他：“有病就去看医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唐克不以为然，说是男人本色而已，还嘲笑我在这方面没他那样的本事。唉，我一个搬运工，当然是没有你这样的本事了。
　　 尽管三观不合，我还是舍不得失去唐克这个朋友的，五十多年的交情是弥足珍贵的，孤独的我还是需要一个朋友的。所以，我不再过多地参与他们的饭局，过三四个月才偶尔地打一个照面。当然，或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相互间通个电话，发条微信，还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维系我与唐克之间的朋友之情。
　　 唐克真是够朋友，尽管现在很少有往来，他还是打听到我生病住院的消息，特意来医院看望我，还送来一个六百元的红包表示慰问。对于这样的大恩情，我是铭记一辈子的。我当时就想，要是唐克生病住院，我一定也要带些钱去看望他一下的。
　　 太不应该了啊，我这个人就是这般自私，为了尽早还清人情，居然盼望唐克能早点生病，我真他妈的没有良心。
　　 说起唐克，不得不提到唐克的朋友顾先生，他是我多年前在唐克的饭桌上认识的，以后一起吃了几顿饭，便成了朋友了。顾先生是做装潢生意的，做生意挣来的钱，大部分花在了歌厅和歌厅里的女人身上。当然，请唐克、祝剑、史炎等有头有脸的人吃饭唱歌，也是要花去一部分开销的。
　　 看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有一定道理的，潜移默化中，顾先生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唐克、祝剑、史炎等处局级领导干部的模样了，尤其是对我这等无官无职的平头百姓，说起话来总是底气十足。
　　 这些年市场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顾先生的装潢生意其实是挣不了几个钱的。顾先生喜欢结交朋友，痴迷饭局、歌厅和女人，要是没有一点大老板的气派，在唐克的朋友圈是混不下去的。圈子里的人心里都知道，顾先生在外面还是欠着一些钱的，但是在场面上，还是必须打肿脸孔充胖子的。
　　 以前，吃了点饭，喝了点酒，我也会跟着朋友去歌厅喊上两嗓子的。歌厅里的那点事就不用多讲了，借用一句“你懂的”就可以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装清高，这氛围不是我所能消受的，后来就再也不去了。
　　 顾先生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总是惦记着我这个曾经的酒友，见我总不出席他们的饭局，隔三差五地会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的时候，总是有些内容的，不是在祝剑的办公室喝三千元一斤的正山小种，就是和唐克一起在南港渔村举杯小酌，要不就是约了史炎在红磨坊唱歌。我确实是有些妒嫉的，这小子混得是风生水起啊。
　　 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说是顾先生请客，当然唐克、祝剑、史炎、马力斯等大佬都是有参加的。我这个人知趣，但凡有人请我吃饭，总不好意思去白吃人家的，照例带了两瓶白酒过去。
　　 那天天气闷热，喝掉一瓶白酒后，大家就改喝啤酒了，马力斯顺手把另一瓶没有开封的白酒放在了自己脚下：“这瓶白酒我代为保管，下次谁请客吃饭，我一定带来。”
　　 史炎故意恶心马力斯：“你什么时候吃饭带过酒啊？我很想看看西边出太阳的样子。”
　　 唐克接到一个电话，听语音应该是个女人，嘀咕了几句后，好像是引发了兴致，于是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祝剑酸不溜秋地损道：“唐克，你这是回哪个家，找哪个妈啊？”
　　 一阵嬉笑声中，众人起身准备离席，马力斯拿上那瓶白酒，第一个离开了座位。服务员闻声，便赶紧过来结账。顾先生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一阵脸红心跳后，故作镇定地表示：“等下我去吧台付款。”
　　 我瞟了一眼顾先生的手机，支付宝显示：余额47.47元。不管顾先生是故意还是无意间让我看到，我确实是被感动到的。顾先生对待朋友还是真心实意的，自己状况如此艰难，还不忘为朋友的友谊买单。一众等人离开后，我拍了一下顾先生的肩膀，示意他安心地坐着，起身去吧台把帐结了。
　　 还有一次，都晚上九点半了，顾先生打电话来，说是约了朋友在歌厅唱歌，并急切地恳求我：“你一定要过来啊。”
　　 看来，顾先生又遇到难处了。朋友有难处，第一时间能想到我，说明心里还是记得我这个人的，感觉十分欣慰，不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嘛。去到歌厅前台，包厢和小费，总共才一千多块钱。结完账，我懒得去包厢，发了条短信给他：你可以安全地离开了。
　　 因为这件事，唐克打电话来，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不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搞不清状况，实打实的猪头三，被一个包工头拿捏得恰到好处。顾先生如今在饭桌上可牛逼了：“你们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过去，那个猪头三就会乖乖地过来买单的。”
　　 我不经意地一笑：“我就是他的猪头三嘛，谁让你们其他人都富得流油，害得我想做猪头三都没有机会啊。”
　　 嘴上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有点恼火的。我的好心和善良被如此拿捏和践踏，是我所始料不及的。恼火之余，我索性把顾先生的一桩陈年旧事也在这里说道说道，本来是想把它烂在肚子里的。
　　 有一天中午，顾先生、唐克、史炎和我在钱塘饭馆小聚，刚点了四个小菜，包间里就进来三个穿制服的人，来人出示了证件，是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
　　 原来顾先生是钱塘饭馆的常客，欠了饭馆七千多元的饭钱三年不还，被饭馆老板告到了法院，顾先生以为是小事一桩，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还和往常一样来钱塘饭馆吃饭。饭馆老板发现顾先生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法院，看来这个老板和法院的交情不浅，法院离饭馆也就四百米路，所以执行局的人三五分钟就赶到了，菜都没有点完，就被人看笑话了。
　　 执行局的人牛逼得很，要么立即还钱，要么拘留，拘留后还得还钱。唐克、史炎都是有身份的人，见状就表示，既然顾先生有事情要处理，他们就先走一步了。我本来也想起身走人的，但总觉得不是为人之道，朋友出事情了，总要看看情况，能帮总要帮一下的。
　　 当时的状况，顾先生若不还欠款，少不得要进去蹲几天的。顾先生大小是个老板，顾先生还结交了一批有身份的朋友，要是真的进了拘留所，这也太塌台了啊。
　　 当年还没有电子支付呢。顾先生掏光兜里所有的钞票，也就两千来块：“就这些，要么拿去。”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执行局的人可不吃这一套，亮出手铐：“那就请你到里面住几天吧，菜比这里差点，饭还是能管饱的。”
　　 终于逮到我出场的机会了，为了让顾先生挣回一点面子，我故意充起了大佬：“就这点钱，至于这么兴师动众么？生意人一时资金周转不过来也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说完，我掏出一沓百元大钞，数出五千元，扔在饭桌上：“这钱我帮他还了。”
　　 饭店老板在门外偷偷张望。执行局的人收起桌上的钱，清点了一下，让顾先生在执行文书上签字，然后走到门口，很正式地对老板说：“这钱你明天到法院来签字领取。”
　　 充大佬的感觉真好。区区五千块钱，对于唐克、史炎他们这些有身份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足挂齿的，但对于我这个搬运工来说，起码也是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啊。为了缓解心里的肉痛，当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狠狠地“教训”了一下顾先生的：“现在做点生意也不容易，这钱你不用放在心上，以后没钱少请客，省得丢人现眼。”
　　 唐克来医院看我，是因为我动了一个小手术，在心脏右侧的动脉处装了一个支架。其实我的病，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医生也说，只要术后恢复得好，平时注意饮食和锻炼，基本上是和常人无异的，长命百岁也是有可能的。我也是遵照医嘱，尽量少抽烟、不喝酒，每天散散步，做做有氧运动，自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当然，朋友间的喝酒应酬，多少是减少了些，即便有非去不可的饭局，我也是清茶一杯，吃一点清淡的小菜。
　　 也许是我酒桌上的举动，和以前判若两人，那些酒友们便以为我已是病入膏肓了。唐克第一个打电话来，要我千万保重龙体，等以后完全康复了，再一起聚聚；然后是祝剑、史炎等领导也在电话里对我表示慰问，还说了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暖心话，把我感动得涕泪直流；就连小气鬼马力斯也打电话来，问我是否走得动路，要是走得动，他就请我吃饭，我当然只能说走不动了，怎能让马力斯您破费呢。
　　 最搞笑的是顾先生了，也许是听说我路都走不动了，就三天两头地约我喝酒，总说为我准备好了上好的白酒，要和兄弟我来个不醉不归；还说他特意咨询过医生，这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喝一两次酒是死不了人的；见我还是不肯就范，索性就现身说法起来，说他家隔壁村的冯老汉，都八十九岁了，年前装了五个支架，照样早晚两开白酒，还能下地干活，挑一百斤的稻谷呢。
　　 是善意的调侃，还是幸灾乐祸，抑或真的盼望我死在他的前面，顾先生的葫芦里究竟藏着些什么药呢？
　　 谜底终究有揭开之日的。十多年没有谋面的立新突然到访，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显得十分惊讶：“德哥，你状态不错嘛，这帮人怎么说你病得不轻，呆在家里出不来了。”
　　 我笑着对立新说：“不是我出不来了，而是现在很少有机会出来了。”
　　 久别重逢，少不了一阵寒暄。立新和唐克一样，也是我的同学，脑瓜子特别好使，大学毕业去了政府部门工作，三十二岁就当上了团市委书记，是后备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四十岁那年竞选副市长，功亏一篑，盛怒之下辞去了官职，下海经商。以立新的智慧和人脉，三五年功夫，就挣下了数千万家产。立新是很识时务的，风向标看得很准，看看是时候了，就举家赴澳大利亚定居。立新在澳大利亚开了家贸易公司，就是把澳大利亚的农牧产品倒腾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一些小商品倒腾到澳大利亚，这次回国参加商务活动，顺便来看看同学与朋友。
　　 立新在政府部门工作过，论官职也曾和唐克不相上下的，又是老同学，平时关系是处得不错的，所以这次回来，由唐克做东，叫上祝剑、史炎、马力斯、顾先生等一班人马为立新接风洗尘。
　　 从立新口中得知，在酒宴上，立新发觉原来必定会出现在饭桌上的德哥没来，就问起了原由。唐克支支吾吾，顾左而言他。倒是顾先生心直口快：“我们唐克有指示的，以后饭局尽量不要叫德哥，万一他在饭桌上发病死掉了，家属会敲我们一笔竹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