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下班回家，看见一个车上拉满了新蒜，围观的人很多，买的人也不少。上前问了价钱十块钱一辫。也没问一辫多少头，就兴冲冲买了一辫，准备回家腌糖醋蒜。
　　 买的蒜，我放在了门口，没往房间里拿，寻思一会在门口剪掉辫子收拾干净就直接腌了。进屋就忙着做饭，吃过晚饭就捣鼓手机，也就忘了门口的蒜。第二天忙着去单位上班，中午回家时看见对门林姐姐在门口扒蒜才想起买的蒜，结果发现蒜不见了。
　　 蒜无缘无故地失踪了，我的火腾地就上来了。楼道里的穿堂风卷着初夏的燥热，把防盗门撞得咣当响。按耐不住火气的我冲着楼里就喊了一嗓子：“谁长了三只手呀？偷了我家门口的蒜！”喊完我就后悔了，心想不就一辫子蒜嘛！邻里邻居的再伤了和气也不好，丢就丢吧！这么想着就进了屋。
　　 前脚刚进屋就听有人敲门，打开门看见三楼的傻芹，手里端着一盘香味浓郁的几块骨头和肉，说是娘家哥给拿来的狗肉。傻芹之所以叫傻芹，是因为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因此人变得傻乎乎的。还好的是二十岁那年，遇到了看车棚的老马，老马比她年长五岁，家是丰宁农村的，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个姐，姐姐也已经结婚了。老马和傻芹经过别人的撮合走到了一起。老马人很好，傻芹不会做家务，老马一日三餐伺候着她。她也知足。嘴里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知足呀！老马总给我做好吃的。”老马比较心疼她，对她总是和孩子一样，买点好吃的都让她吃，自己从不舍得吃。”
　　 两个人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闺女，取名叫马甜心。老马的姐听说弟弟有了孩子特意赶来照顾月子，临走她和弟弟商量，傻芹毕竟和正常人不一样，干脆她就把孩子带走她负责照顾。她和男人结婚几年也没孩子。老马答应了，因为傻芹确实也照顾不了孩子，他还要上班。就这这么着，孩子就被姑姑带走了，十天半个月的，她会抱着孩子来家里住上几天。傻芹呢，有时也会和大姑姐一起回乡下住些日子，这样倒也不影响傻芹想孩子。孩子一天天大了，入托上学需要钱了，老马不光看车棚，还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和傻芹一起捡废品卖。几年里，家里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孩子也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在我们住的不远一家酒店做了领班。傻芹逢人便说：“闺女好呀！都是她姑姑的功劳。”结果不幸的是，老马却病了，一开始只是肚子疼，后来越来越厉害，一检查是肝癌晚期，去年年初去世了。老马去世后，傻芹失去了靠山，闺女或许从小在姑姑家长大的原因对她不是太亲，再加上工作忙对她怎么也不如男人活着时照顾的好。她又不会做饭，开始经常饿肚子。为此，楼里邻居经常帮她，她只要敲谁家门说没吃饭呢，人家保准把她让进屋里吃顿饱饭。时间久了，楼里邻居还自发地安排傻芹的一日三餐，轮到谁家了都会做好饭给傻芹送到家里。
　　 傻芹的娘家就在我们住的后楼，傻芹父亲几年前因为一起医疗事故去世了，她母亲也有七十多岁了和她哥嫂一起生活。别看傻芹傻，但傻芹知道母亲不易，男人去世后，她也不回家和母亲诉苦，就躲在自己家里。有邻居问她：“不吃饭咋不回娘家吃呀？”傻芹说：“我不回去，我妈还靠我哥养呢，我哥嫂不容易，我不给他们添负担。”
　　 傻芹虽然这么说，她母亲哪能不惦记她呀！再说了她哥嫂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也会经常来家里给她送吃的，经常让她去家里吃饭……
　　 傻芹给我送的狗肉是她娘家亲戚杀的自己家的狗，在她娘家炖的。我告诉她我不吃狗肉，让她端回去。傻芹看我不收，急了说：“你不爱吃也要收！炖狗肉还用了你家新蒜的辫子呢！”
　　 “原来我家门口的新蒜是让你拿走了吗？”我问。
　　 她急忙摆手说：“不是！那个蒜辫子是你嫂子刘艳给我的！”那天她看到我嫂子拿了一辫子新蒜下楼，就要了新蒜辫子说要炖狗肉用，嫂子刘艳闻言，就给她剪了下来。
　　 正说着呢，刘艳来我家了，刘艳说那辫子蒜让她拿回她家给她妈了，她父母也爱吃糖醋蒜。
　　 “你父母爱吃糖醋蒜你自己买不就得了，你拿我买的干嘛呀！”我对刘艳狠狠嚷道。对刘艳有火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是刘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前些日子，把我母亲的缝纫机给拿走了，结果没多久竟然给用坏了，也不修却让我哥搬回来了。
　　 后来我托人总算修好了呢，她又偷着让我哥搬走了说是团委组织去街里为民做好事，她去踩缝纫机，不知怎么又把针给整折了。整折了你倒说一声呀，她不说就给悄无声息地放那了。
　　 那天我不仅和她说到蒜，更多的说了我老妈那台老蝴蝶牌缝纫机被她折腾散架的事。刘艳听我说到缝纫机低下头，就是不说话。我气得太阳穴突突跳。傻芹站在一边急得直跺脚，突然扭头往家跑，回来时抱着团灰扑扑的粗布——活像块用了二十年的抹布。“都怨我！”她抖开破窗帘露出歪歪扭扭的针脚，“刘艳帮我补这个，把针都崩断了......”
　　 原来那天，嫂子刘艳在街里为民做好事搬着缝纫机回来，遇到傻芹。傻芹说她家窗帘洗完撕坏了，想让刘艳帮她补一下。刘艳就搬着缝纫机去了她家，结果发现她家窗帘是那种大粗布的，而且都破旧不堪了。刘艳怕把机器踩坏了本不想管了，但听傻芹说，如果她男人活着就好了，男人就能用手针缝了……刘艳就狠狠心决定给她补，但由于布料太硬，也修补完了，针也成了半截。嫂子搬回来本想和我说一声，看我没在家也就忘记了……
　　 知道了刘艳帮助傻芹做好事我也就没再说啥，但蒜呢？还没等我继续说呢，我的手机响了，是刘艳的母亲，她说她刚买了一些醋和糖准备腌糖醋蒜，想问问我喜欢吃甜口的还是酸口的。本来她是让刘艳回家问完我给她回信的，刘艳走了半天了也没给她信，她就把电话打给我了。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呢，傻芹突然挺直了佝偻的背，声音清亮得像早春的冰凌："甜的！老马从前都腌甜的！"
　　 我望着傻芹鬓角的白发，想起去年清明，她蹲在车棚门口烧纸钱的样子。火苗舔舐着锡箔元宝，她嘴里念念有词：“老马呀！给你捎头蒜，你腌的糖蒜最甜......”
　　 刘艳的母亲听到了急忙说：“那我就腌一坛酸一点的，再腌一坛甜一点的。到时候腌好了，我都给你们送去！”
　　 误会解开了，楼道里的燥热仿佛被一阵风吹散。一个月后，刘艳的母亲真送来了两坛糖醋蒜，一坛甜，一坛酸。我尝了一瓣，甜得呛鼻子，像极了这日子——疙疙瘩瘩的，嚼到最后总有点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