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大平原上，土屋永远是最原始最古老，而又最朴素的建筑。原始、古老、朴素得就像他身下的泥土，永远以最温暖、最深厚的臂弯，将那些回家的人，紧紧搂在怀里；似乎怕他们再次离去，永无归期。可这世界、这世道、这世人，终究还是辜负了土屋的情意；一个又一个、一茬又一茬地走出去，走得头也不回，杳无消息。只剩下一个又一个的土屋，在风雨中渐渐老去，在眺望中渐渐逝去。
　　 红红的窗花，消退了颜色；长长的蛛丝，在窗棂间缠绕着。青色的蝴蝶瓦，从屋檐上跌落，在窗前摔得七零八碎的。屋顶上生满牛毛草和青蒿，在阳光下翠绿着，在月光下衰老。墙壁上黑黑的盗洞，有老鼠钻进钻出，盗走了屋里的玉米、小米，也盗走了屋里的欢声笑语。土炕上那些弯曲的光滑的印记，是白蛇在游来游去。只可惜，它再也没有兴趣幻化成美女，同炕头上的那个壮汉浓情蜜意。木板门上糊的报纸，被春风吹得黄脆；土坯墙上贴的年画，被秋雨打得零碎。记得母亲将报纸糊在门缝上那年，白白的纸张飘着淡淡的墨香。记得父亲将年画贴在墙壁上那年，胖娃娃怀里抱的那朵红莲，似乎也飘着淡淡的荷香。
　　 被烟头熏黑的杨木檩条，被油灯熏黑的槐木椽子，被柴火熏黑的榆木大梁。原本雪白的，粉了石灰的墙壁，被岁月涂抹得都可以当黑板了。读一年级的时候，我用树枝在上面写过“一二三四”的；读二年级的时候，我用指甲在上面写过“山石土田”的。每每黄昏，土屋里点起洋油灯来，我的影子都会映在墙壁上，黑黑地朦胧着摇摇晃晃。我痴痴地望着“他”，向“他”摆出老虎或者小猫的模样。两个弟弟更是调皮，在炕头上翻跟头玩倒立。母亲举起烧火棍吓唬说：“谁把炕头踩塌了，谁到驴圈里睡觉去。”
　　 说完，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右手挑拨烧火棍，左手拉着风箱。灶膛里的干树枝子，哔哔啵啵燃烧，火苗儿胡乱地跳。大铁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唱着歌谣。棒子面饼子贴在锅帮上，从杉木锅盖下钻出来，一种金黄的、焦糊的香，诱惑得我的肠胃咕噜咕噜响。母亲说，小米饭要小火慢熬；庄户人家过日子，要不急不躁。父亲坐在炕沿上，吸着白纸条卷的旱烟。吸一口，在唇齿间回味一番，才将青青的烟雾慢慢吐出来，看着它飘上屋梁绕了一个弯弯。
　　 迎门的黑漆八仙桌上，摆着一台“美声”牌的收音机。红漆的木壳子，红色的指针。慢慢旋一旋调钮，它就会咿咿呀呀唱样板戏，唱山东吕剧，偶尔也唱些民间的歌曲：《绣金匾》《南泥湾》《花儿与少年》……那些曲调梨花一样干净，桃花一样鲜艳。听一次你就会记住，你就会喜欢，你就会哼哼那么几句，虽说调子有点跑偏。不过我最爱听的，还是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趴在炕头上，小手托着下巴，眼睛眨巴眨巴。那清脆动听的说书声，让寂静的小屋满溢着生机，透过窗格子悠悠飘到天井里去，飘到胡同里去。
　　 刘兰芳的评书刚刚说完，大铁锅里的米饭也刚刚熬好。一家人围着锅台团团坐下，坐在风箱上，坐在马扎上，坐在三根腿的杌子上。为了省点棉籽油，母亲舍不得炒菜。咸菜缸里捞一根胡萝卜，切成细细的丝，端出黑瓷的熟油罐，淋上那么几滴滴几点点。可我觉得，棒子面饼子伴胡萝卜丝，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搭档，更别说还有小米稀饭的清香。萝卜咸菜嚼在牙齿间，咯吱咯吱响；小米稀饭嘬进嘴唇间，哧溜哧溜响。那时候吃饭，都能吃出一曲温饱的乐章。
　　 吃完饭，母亲扎上粗布围裙涮碗。白瓷碗在大铁锅里滴溜溜旋转，高粱苗（脱粒后的高粱穗）扎的炊帚麻利地涮呀涮。刷洗完，母亲将泔水淘进搪瓷盆子，再搲上些米糠、麸子拌一拌，哗啦啦倒进猪食槽里面。老母猪贪婪地哼哼着，吃食的动静呱唧呱唧地响。父亲端着竹筛子，筛些干草倒进驴槽。黑叫驴吹个响鼻，吃起草来摇头晃脑。那脖子上悬挂的铜铃叮叮当当，眠歌一般安静了整个小院，抚慰了整个村庄。
　　 刚收拾完，串门的大爷、大娘就在天井里咳嗽，就走进堂屋嘻嘻哈哈笑。大爷揣着烟袋、烟荷包，坐在锅台边的风箱上，将碎烟叶塞进黄铜烟袋锅，“嚓嚓嚓”地划着洋火。青色的烟雾喷出他长长的鼻毛，在满脸褶子间缭绕。他会把自己的烟叶，分给父亲尝一尝，说：这是东北的叶子，劲大。父亲也会把自己的烟叶，分给大爷尝一尝，说：这是咱当地的叶子，劲小。大娘坐在炕沿上，用麻绳儿哧哧地纳着鞋底。在钢针的穿梭间，嘴里的话就像她纳出的针脚一样，就像她扯出的麻绳一样。母亲坐在炕头上，摇得纺车嗡嗡嗡响。锭杆滴溜溜旋转，嘴里的话就像她扯出的棉线一般。谁家出了什么什么事件，今晚吃的什么什么饭，明儿个阴天晴天，开春如何种田。
　　 我虽不关心那些事，却喜欢趴在被窝里静静地听。烧过柴火的土炕热乎乎的，散发出土坯特有的味道；晒过阳光的棉被也热乎乎的，散发出阳光特有的味道。麻绳儿穿过鞋底的哧哧声，棉线抽出棉条的嗡嗡声，烟叶子燃烧的滋滋声，嘴唇吮吸烟袋嘴的吧嗒声。小小的土屋子成了最安静、最忠实的听众。我则迷迷糊糊睡去，红扑扑的脸庞，映着洋油灯朦胧摇曳的光。
　　 家里这四间土屋，是父亲二十三岁那年盖起来的。在这小小的村子中，盖房搭屋、娶妻生子、穿衣吃饭，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宅基选在西北角的沙土岗子上。岗子太高，宅高压四邻，就怕人家有什么说道。父亲便用独轮小车，一车一车往低洼处推土。四五百斤的重量，压着一个车轱辘。小推车吱吱呦呦响着，在地面上轧出一道道深深的辙。脚下的鞋底子越磨越薄，手上的肉皮子却越磨越厚了。新买的铁锨，刃部磨掉了二三寸；新买的车胎，渐渐磨得没了花纹。父亲是个小个子，可小小的身体里却有着大大的能量，胳膊老榆木一样硬邦邦，大腿老枣木一样硬邦邦。累了只需抽一袋烟，就起身闷头不响地干。
　　 平整好新宅，南王庄的大姑父骑着洋车子赶过来，嘴角习惯性地叼着旱烟袋。仔细丈量一番，砸好定位的木桩子，桩子间拴上绳线。如此，也就确定了房屋的方位和尺寸。向阴向阳，堂屋多大间量，里屋多大间量。在我们老家，这种工作就叫“撂地脚”了。大姑父是个老木匠，爱抽烟，不爱说话。锛、斧、刨、凿，好家什有一大套；门、窗、桌、椅，手艺也是出名地好。我家的风箱和纺车，就是他给打做的，结实端正，卯榫严丝合缝。修檩条，调大梁，插窗棂，打门板，所有的木匠活都是大姑父一个人包揽。凿卯，锯榫，端着墨斗打线，大姑父干活嘴不离烟。缭绕的烟雾，让他的眼睛时常眯成一条线；似乎没有这烟熏火燎，他干出来的活就不结实，就不好看。
　　 盖房，最大的活就是鼓捣那些土坯。老家是沙土地，沙土太松散；脱土坯，要跑到二里地外的河滩。那里的土粘，脱出的土坯坚硬且周正，只要不淋雨受潮，屹立七八十年也不会倒。七八十年，也足够一个人厮守一辈子了，也足够一家人相守一辈子了。开春回暖，请上村里七八个壮汉，绾起袖子赤着脚，刨土和泥，噼里啪啦地干。泥点子飞溅，溅在小腿上，溅在胳膊上，溅在鼻尖上。太阳暖烘烘地有力量，男人热火火地有力量。光脊梁上黄豆粒大的汗珠子，在太阳下熠熠闪光。一个个土坯、一排排土坯，整齐地躺在平地上，在春风贪婪的舔舐间，很快就晒得半干。
　　 父亲弯下腰去，将那些平躺的土坯一个个立起。三个一组，立成“工”字形，以便土里的水分更快地蒸腾。彻底干燥的土坯很坚硬，砸在脚丫子上，脚趾头又青又肿。开春大忙，生产队没有外借的畜力。父亲就拉着两个轱辘的木板车，将几千多个土坯，一车一车地运回村里。一车近千斤，往返四里地。爬岗走坡，一路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千层底的布鞋磨出了两三个窟窿，脚底板踩在路面上，硌得生疼。
　　 砸夯是最有气势的劳动，也是我们一帮小孩子最喜欢看的情景。夯的结构很简单，“夯头”是一块梯形的青石，七八十斤重，四角凿四个孔，孔里穿四根粗粗的棕绳。顶部凿一个石卯，卯眼里安一根胳膊粗的木棍，谓之“夯柄”。砸夯时，五人一组。一人掌握夯柄，四人牵引棕绳，将石夯高高抛起，再重重地砸下去。落地砰砰有声，节拍分明。掌握夯柄的起头喊着号子：“同志们啊，大家使劲砸。地脚砸得好，房屋永不倒。谁要不使劲，东家不管饱。”每唱一句，那四个牵绳的就“哎嗨吆哇”，跟着附和一声。号子铿铿，石夯铿铿。那砰砰砰的震颤，让整个村庄都变得活泛，都变得生机盎然。又有人家盖房砸夯，又有人家娶花烛洞房，又有人家生子弄璋。这一桩桩，都是村子里极大、极重要的事情；都让整个村子，在大地的震颤中怦怦心动。
　　 待地脚砸得瓷实坚硬，雷打不动，父亲就从马颊河边的砖窑里，拉回来两千块红砖。请来村里上好的瓦匠，找好水平，在地脚上砌上那么几层。如此就隔绝了大地的湿气，防止土坯变得松软无力。垒砖需细致，要垒得平，垒得直，垒得结实。砖头四面抹白灰，挤得严丝合缝，连只蚂蚁也休想钻入其中。为了节省，这最下面的砖墙垒得中空，再将一些碎砖头填在其中。那年月，盖几间从头到脚的红砖房，你连想都不敢想。那填充用的破瓦碎砖，是父亲和爷爷一块儿一块儿捡回来，一篮子一篮子积攒，直到攒成一座小山。有空就背着柳条篮子出去，路边、田间、桥头、河沿。看见那些破砖烂瓦，就如看见宝贝一般。
　　 垒完红砖就是垒土坯了。垒最下面的几荮（几层，土坯排列犹如碗碟罗列，一层为一荮）还算轻省，等土坯摞得高过人头，就要扎起脚手架。下面的壮汉高高举起，将几十斤重的土坯递到架子上去。胳膊须有力气，须不怕尘土落进脖子里。怕累怕脏，盖不了新房。脱坯垒墙，活见阎王。半天土坯扛下来，整个人就像从坟坑里扒出来的一样。每垒一荮土坯，就抹上一层掺了麦秸的稀泥，将土坯牢牢连在一起。那作用，就如现在钢筋的功能。
　　 土墙垒到九尺高，立稳顶梁柱，就开始上大梁了。榆木大梁半搂多粗，八百多斤的份量，全凭人力弄到九尺高墙之上。绳子拔，杠子顶，十几口子人要耗费不少的工。上完大梁，父亲请村里的老秀才写一副对联：“青龙扶玉柱，白虎架金梁。”红红火火、鲜鲜艳艳地贴上。爷爷迷信，还在屋子正中间摆了个木牌，上面书着：“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榆木大梁的两头还盖了两块红布，就如蒙了红盖头的新媳妇。顶梁柱的榫头恰好插进大梁的卯眼里，严丝合缝，地摇不动。父亲高兴，给帮忙的人撒了梨膏糖，分了“泉城”烟。嘴里也不会说什么，只在中午开了几瓶景芝白干，左一盅右一盅地劝。
　　 上完大梁就是架檩条，钉椽子，铺苇箔，盖苲草。苲草上再摊一层厚厚的麦秸泥，以便抵御风雨。这屋顶上抹泥的活，也极费力气。粘土要从二里地外的河滩上拉回来，一车一车地堆在天井里。和泥用的水，要从二百米外的老井里挑回来，一筲一筲地倒进大炻缸里。和好的麦秸泥，要一兜一兜地拔到屋顶，摊在上面有一拃厚才行。之后，土坯墙的里外都要用麦秸泥抹一层。待泥巴半干后，再用白石灰仔细涂抹。至此，四间崭新的、飘着泥巴和石灰芳香的土房，可算是盖好了。
　　 父亲说，盖这四间小小的土屋，从备木料，平宅基，脱土坯，到砸石夯，垒坯墙，上大梁，花费了他三年的工夫，磨损了他三年的青春时光。新房盖好，他喜欢一早半晚到里面转一转。一个人吸一支烟，用手指触一触那洁白的墙面。那触觉细腻且温暖，就像刚出生的孩子的肌肤一般。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檩条、椽子、窗户、门板；就连父亲的岁月和心绪也变得新鲜，恰如开满繁花的杏树，每一根枝条都满盈着春天的温度。那时的父亲未曾料到，岁月流逝会如此之快，快得似乎只在这土屋里睡了一觉。待睁开眼睛，已是额头皱缩，鬓角斑驳。雪白的墙壁，似乎一夜间就被烟火熏黑了，就被时光染旧了。
　　 二十年后，我搬出了那几间老屋，去到新盖的砖瓦房里居住。娶妻，生子，过日子。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纸花，墙壁上贴着新鲜鲜的年画。新买的衣橱、茶几和沙发。二弟去太原当兵，再也没有回来。娶了那里的媳妇，买了那里的楼房，三五年也回不来一趟。三弟也去了城里，娶了那里的媳妇，买了那里的楼房，一年也回不来三五趟。就连我，虽说户口和房子都在村子里，却整天价在外面打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原本热闹的、拥挤的老宅，一下子寂静起来，一下子空荡起来。白天温暖她的，只有那轮太阳；夜晚柔软她的，只有那弯月亮。每天早晨，母亲拉着风箱烧火做饭。屋顶上的烟囱冒出一缕袅袅的炊烟，慢慢上升，又慢慢飘散。每天黄昏，父亲坐在炕沿上吸烟。红红的烟头，就像黑暗里星星一闪一闪。父亲不爱说话。母亲也找不到什么新鲜的话题，只是说：“从前，这屋子里满人的。”
　　 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挤在堂屋里。爷爷跟着我们过日子，住在西头那一间房，身体还很硬朗。可以抗着锄头去耪花生，舞着镰刀去收割高粱。小小的天井里盘着鸡窝，搭着猪圈，盖着驴棚。每天清晨，驴的叫声、猪的哼哼、鸡的啼鸣，皆是为这小院歌颂。枣树、榆树和椿树的荫凉，遮蔽着夏日的阳光。浓浓的树阴下，小花狗哈赤哈赤吐着舌头；母亲在枣木搓板上，哗啦哗啦洗着衣裳；闲来无事的我，歪着脑瓜听南风轻吟，听知了歌唱。二弟不知从哪里弄来些种子，随意地散在墙根。随便下两场雨，随便晒几场太阳，那些小苗就噌噌地生长；偷偷地吐出花苞，散出幽幽的香。白天是蜀葵花的芳香，夜晚是紫茉莉的芳香。还有几株凤仙花，你争我抢地开放：粉红、水红、大红，将这原本土土的小院，浸染得水彩画一般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