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诗句“诚知此恨人人有”时常触动我的心，在我脑海里浮现出幺弟英年早逝的一些片段，让我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我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妹妹们长大后都先后出嫁成家，成了泼出去的水，联系自然日渐减少。大弟弟过继给人，身边只有幺弟。但幺弟后来也结婚成家，按常理“兄弟分家如邻舍”，也会各奔前程。其实不然。
　　 原因嘛，很简单，因为从小到大他跟我最亲近。
　　 幺弟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并且常常挂在嘴边的，是过过苦日子，而且全家只有他吃过芭蕉树的花。那芭蕉树开的花，一大板，黄澄澄的，好漂亮。母亲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毫不犹豫地砍了回来，要弄好给大家填肚子。饥肠辘辘的我们不用说个个欢呼雀跃。待母亲洗尽切好，放进锅里煮，都盼得望眼欲穿。等到掀开锅盖，大家眼里看到的，却是蓝盈盈的汤，蓝得发亮，完全可以染衣服。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傻眼了，这能吃？谁都没吃过，甚至没见过。于是都知难而退，不想吃了。唯有幺弟不管三七二十，要母亲盛了一碗，咕嘟咕嘟吃了，大伙看着他皱着眉头，估计味道不怎么样，但都知道他实在是饿急了。不然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怎么能吃得下去啊？！所以到了他成年后吹嘘此番“业绩”时，我们都好好地当听众，心里只有满满的酸楚。
　　 其实幺弟不清楚的是，母亲不管家里怎么没吃没喝，也一定要留下点大米，用家里那个小巧玲珑的铁鼎罐煮好饭，交代我喂给他和大妹妹吃，因为母亲要出工。把两个弟妹叫起来，洗完脸，打开罐盖，香气扑鼻，我真有控制不住想吃的冲动，简直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啊！我如今还常常感慨：为什么那时的米饭那么香啊？就是吃干饭，没有菜，没有油水，那白花花的米饭里，那黄澄澄的锅巴里，都肆无忌惮地往外喷发着醉人的香气，我是多么想也吃一口啊！可天地良心，我硬是把口水狠狠地咽回去，认认真真近乎圣洁地给弟妹喂饭，自始至终从没吃过属于弟妹们的一粒米饭。这事幺弟你还记得吗？
　　 幺弟在离家四十里的七中读高中。他经常要挑着一担柴火长途跋涉去读书，学校需要柴火煮饭烧菜，这种任务住在山里的学生自然当仁不让。两年高中，老是贯彻落实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读书时间少，干活时间多，乡亲们开玩笑说：“孩子，你在外面读高中也是干活，在生产队也是干活，何不回来干活还能挣工分呢。”幺弟只是苦笑了事。高中毕业后，他没有悬念地回到了农村的家。那时正是文化革命期间，大学停办，没有高考上大学一说。不读书了就当农民，天经地义。一下子从知识的殿堂掉到了最底层成天跟农民和泥巴打交道的农村，心里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幺弟从此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在家里就是一日三餐，晚上睡一觉，他看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无话可说。只是白天到生产队出工才活跃一点。他喜欢跟人打赌，比力气，一副血气方刚、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势，让父母亲没少为他担忧。
　　 这个时候他也吃过苦，比如他挂在嘴边的到岭背担纸就是。岭背就是汾阳东乡李家坊，要翻越甑盖山，爬十八盘、十八折，过寒婆坳，山路崎岖不平，来回六十里，我们做哥哥的都不敢问津，而他英雄无畏，真跑过多次。但说起来只是为了赚点力资买烟抽。这个苦就吃得有点冤哉枉也。累得腰酸背痛，大汗淋漓，早出晚归，就为了点燃一支烟，吞云吐雾，嘴巴进鼻孔出，还伤肺，何苦呢？！
　　 幺弟后来还多了一个爱好，就是抓蛇。我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知道人家捕蛇是生计所迫，而幺弟捕蛇这个苦是没必要的。何况我生来对蛇恐惧，把这么个冷冰冰、滑溜溜的东西抓在手里，想想都害怕，何况它还会咬人，可能有毒，咬死人不偿命。而他抓蛇竟然也是为了抽烟。为了抽烟冒这个险，实在大可不必。可幺弟不以为意，乐此不疲，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大中午的，幺弟一手拿个蛇皮袋，在烈日暴晒下的田间穿行，发现哪里有他的猎物，马上飞奔而去，手到擒来，把蛇装进蛇皮袋，于是大功告成。旁人看见蛇，也会邀功请赏般赶快报告“敌情”，要幺弟出手。他都从不失手，以致被人称为捕蛇高手，声名远播。当然，得手后，幺弟马上会兴高采烈地奔向供销社，把蛇卖给管生资的老杨，拿着或多或少的钞票，买下几包中等香烟，慷慨地给身边的人哪怕是路人发烟，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很有点欣欣然、飘飘然的味道。
　　 那时，我们这个大家庭人多，只有我结婚成家了，幺弟对我妻子这个当时唯一的嫂子很尊重。我妻子娘家在八里之外的谭家，家里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曾祖母，一双走路一扭一扭的小脚，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留下的杰作。老人家对曾孙女痛肝痛肺，时常牵肠挂肚。幺弟当时还在读中学，每星期从学校回家，都会绕到她家门口。有什么信息需要传递，有什么东西需要顺带，他都会负责。哪怕走得再急，他也会看看老人家是否安好，然后把情况反馈给嫂子，让她放心。夏天，农村蚊子多，为了让我们睡得安稳，他用煤油灯烧蚊子，灼热的玻璃灯罩只要对着伏在蚊帐上的蚊子逼近，只听吱的一声，蚊子就掉到灯罩里了，必死无疑。有时一晚上他能烧死几十只，让我们看着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他还教我们把煤油涂在手电筒的玻璃上，对着蚊子照过去，它也会被粘在上面插翅难逃。幺弟看起来似乎不近人情，实际上心细着呢。
　　 我跟幺弟关系特别亲密。说起来也不奇怪：他的三个哥哥里，大哥年纪比他更大，接触自然少；还有一个比我小，过继了。只有我是靠得最近的哥哥，联系当然要多一些。从我的内心讲，这是身边最小的弟弟，应该多爱护。事实上，母亲也更多地把照顾弟弟妹妹的事情交给我做。像前面提到的喂饭，就是我每天要做的课目。他们小，我也不大，也喜欢跟伙伴们玩。但是因为照顾弟妹，我只能牺牲自己的喜好。最恼火的是，弟弟刚在这儿方便，我闻讯赶去打扫，妹妹又转战别处，拉了一大堆，我又要手忙脚乱地追去收拾。一个十岁的男孩一手拿扫把、一手提茜斗东奔西走，疲于奔命，是非常尴尬、也有些不甘的事情。但我还是忠于职守，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母亲因此对我不吝赞赏。长此以往，幺弟对我有一份更为亲近的感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幺弟热衷于在生产队出工，对自己家的事情却不热衷。他不懂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件都不能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一家人苦挣苦扒。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光是烧柴就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本地俗话说“有米无柴，自有安排”，真碰上了阴雨连绵，除了拆楼枋还有什么办法？即使如此也不是长久之计，还得天一放晴赶紧张罗着上山砍柴去。而在生产队农活繁忙、又严格封山育林的情况下，搞柴已经成为农民望而生畏的活计。那时农村没有煤、没有电、更没有天然气，只有烧柴这一条路，所以最终还得硬着头皮去砍柴。我们一家人中，哥哥已经进入卫生院工作，成了公家的人，肯定指望不上。父亲年纪不轻了，天天出诊看病，拿着一份工资，更不能要他去爬山越岭了。男劳力只有我和幺弟。幺弟不干，那我必须挺身而出。这样，我除了当民办老师教书外的主业就是砍柴种菜了。砍柴多了，自然有了经验。比如什么样的柴容易干，什么样的柴起火焰，什么样的柴耐烧，什么样的柴水气重不好烧，什么样的柴要到哪里搞？捆柴用什么藤篰好？怎么戗柴才好担着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后来我基本上不砍生柴，只捡干柴。因为捡的干柴挑回来就能烧，水分都干掉了，划得来，而且避免了破坏封山育林的嫌疑。一旦听到哪里砍了大树、有满坡的树梢和木棑，就留神记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突击一阵，直到把柴火一担担挑回来，一家人就像迎来了大丰收一样喜气洋洋。
　　 我试着邀幺弟一起去搞柴。那一段生产队在灯芯坡砍了好多松树，队里只要树干，其他的树枝树梢都剔除了，烈日一晒，漫山遍野都是金黄或是火红色的松树枝桠。太诱人了！我寻思先把它收拢成捆，再慢慢挑回家。跟幺弟说了，态度还好，没有说不肯去。于是我们早早到了灯芯坡，各自摆开战场，忙碌起来。忙到中午，我们汗流浃背，饥肠辘辘，也都捆好了若干捆柴。看数量，幺弟手脚利索也跟我差不多，我暗自高兴。我说上午就这样了，我们回家吃午饭吧。幺弟点头。我戗好一担柴，开始下山。走了一段路，到了路口，怎么没有幺弟的踪影？我大喊，隐隐约约听到他的应答声，却好像在另一个方向，我有些急了，循声找去，才发现他是抄近路钻到了刺蓬里，左冲右突出不来。我埋怨他不跟着走，硬要往没路的刺蓬钻，他不辩解，也不顶撞，默默地把两捆柴扛出来，再戗好担着走了，倒弄得我十分尴尬。
　　 这次以后，幺弟又去生产队出工了，再没管山里的柴。我只好一个人去山里担柴。把自己捆的担完了，接着担幺弟捆的。我平时只要戗好一捆举起来，然后插进另一捆担起就可以走。可这一次不管我怎么使劲用力，那一捆柴就像落地生根了一样，就是担不起来。我涨红着脸放下担子，仔细检查，才发现是幺弟把柴跟撑住柴捆的小树捆在一起，难怪我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纹丝不动呢。幺弟捆的那些柴，松松垮垮，我不记得是怎么凑合着担回家的。我有些生气，也有些好笑。幺弟却不以为然，没事人一般。我知道，他的心思不在这里。可在那时候，还有什么出路呢？他不过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罢了。
　　 看着幺弟老是阴沉沉的脸，我为他惋惜，为他担心。终于等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了，面前露出了一线生机。高中毕业的幺弟，于次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我自忖只是一个初中生，肯定考不上，就算考不上也正常，心里便风平浪静。可幺弟就不同了，考上了他的人生就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考不上，打击就太大了。所以我希望他考上，打开一片新天地。结果事与愿违，一切都反常：不抱希望的我考上了重点大学，我满心希望考上的幺弟报考中专却以0.5分之差名落孙山。这简直意想不到。他没有表露出太激烈的反应，但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是失落的、痛苦的。他太需要这么一个扭转命运的机会了！不像我，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快奔30的人了，心如止水，不再异想天开，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幺弟才22岁，还有憧憬，还有前途，不该是这么个结局的。幺弟越是装得若无其事，我越是忧心忡忡。
　　 后来，我还是去了大学深造，虽然已经27周岁，有了老婆孩子，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内心也曾经纠结是不是去读这个迟来的大学？但最后想清楚了：正是为了家庭，我必须义无反顾去搏一搏。我走了，跟幺弟少了联系，不了解他是怎么挣扎出来的？只知道他后来总算脱离了农村，告别了不甘心的底层生活，到了卫生院从事会计工作。他的心情自然好了，久违的笑容又慢慢回到了他脸上。
　　 有一年寒假回家，我抽空去了卫生院一趟。幺弟很高兴，把我请到镇上的饭店吃饭。他似乎有钱了，恨不得倾其所有招待我。我有些不习惯，但幺弟的气度、风采与过去判若两人，让我放心，我不忍心泼他冷水。幺弟也热爱生活了，在房间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他布置了一个小院子，养些花花草草，还用水泥“写”了个浅浅的鱼缸，养着若干条活蹦乱跳的小金鱼。我长吁了一口气，幺弟振作起来了！
　　 1986年，我从大学被作为人才引进回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第二年，就传来了幺弟出事的消息。他是被合伙人骗了！几年来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伙伴不是别人，就是叫我父亲舅舅的表兄弟。这人原来在我印象中还不错，身高力大，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到部队锻炼几年后，见了世面，举止谈吐也与昔日的木讷呆滞判若两人。他游说幺弟合伙做生意，幺弟出钱，他跑腿，利润平分。幺弟那时急着赚钱，想一夜暴富，以证明自己能力出色，也能够给父母家人分忧出力。他的想法是好的，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找错了人。我调回了一段时间才风闻这件事，说那人跟幺弟不分彼此，经常一起出入饭馆酒店，吃香喝辣，都是幺弟付账。我隐隐感到有些蹊跷，问幺弟做什么生意，他说不知道。这就怪了，你怎么糊里糊涂投资啊？又问赚了钱没有，赚了多少？幺弟告诉家人，说快了。可总没看到钱在哪里。后来终于传来消息：那人要幺弟准备一个麻袋，一把菜刀，去什么地方收钱。说带菜刀是为了护身，怕有人抢劫。结果却无功而返。家人都怀疑是个骗局，要幺弟脱身。可幺弟投入了很多钱，不甘心，欲罢不能，也不愿意相信表兄弟是骗子。最终的结局是那人原形毕露了，在幺弟紧逼下，被迫打下了欠条，大概三万元吧。而且注明：什么时候还多少，到何时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实际上屡屡催讨并没有要回一分钱。幺弟投入的钱，包括自己的工资奖金全部收入，还有公家的一部分资金，全打水漂了。这可是要命的事呀！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工作，如果眼睁睁看着付之东流，幺弟又要重复以前那种愁眉苦脸、痛苦万分的生活，想想都不寒而栗。怎么办？这可是救人啊，比救火还急！全家马上动员，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也要出钱！
　　 那个时候，我不说是一贫如洗，也是囊中羞涩。记得刚到老家，工资要套改，人事局那个受人尊重、坚持原则的老局长，硬要把我的工资套改成中专毕业68块，每个月一共才80多块钱。我据理力争：我是重点大学本科毕业，有毕业证，不是中专。但局长就是油盐不进，一口咬定他们没错，气得我真想一走了之。直到后来市人事局明文批示按大学本科处理才解决问题。我在大学时，家属还在农村，没什么存款。到县里，也是“月光族”，拿不出余钱剩米来。那就只能借了。刚到县城，没什么熟人，也不好意思向别人借，只有贷款一条路。于是，我找到了在农行工作的堂兄，请他帮忙，在一个信用社借到1000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贷款。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幺弟，说我第二天去乡下出差，经过他们卫生院，要他等在路旁，我见到他就把报纸包好的钱扔给他。第二天，一切正常进行。我在班车上，老远就看见幺弟神情委顿地站在马路旁引颈翘望，我招招手，把钱包扔给他，相对无言，心情沉重。这次二妹挑了重担，负担了好几万。我知道，我贷款10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聊表心意。但如果想到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拿100块钱的工资，在县城生活已经捉襟见肘，还要定期去信用社还款付息，真是勉为其难、欲哭无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