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几乎家家户户的每顿饭都少不了。它的普遍性与适用性，已经得到过多少次印证了。国家从民生考虑，尽管对它的价格以及销售方式都有了明确规定，但个别人家还是对它望尘莫及。
　　 我之所以把它书写为“二次方”，是它曾在乡下人那儿，为了节约起见，得到过多次利用。而且每次利用，都达到了吃干抹净的效果。
　　 这自然是贫穷年代的旧事。也是那个年代里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
　　 在我们老家，几乎是没人叫“食盐”的，倒把“盐”与“盐巴”叫得个滚瓜烂熟的。
　　 在说盐巴的“二次方”之前，还是先说说它的“一次方”吧。
　　 我的记事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我的出生地，当然也包括我的生长地，都是在川北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山村里。虽然地图上明显找不到它被隐没了的位置，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人的记忆深处——其中也包括我这个对它是再熟悉不过的人的心中了。
　　 我的这篇散文自然是写曾经发生在那里的一段过往。
　　 在我尚存的记忆中，盐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所辖的张王公社，以及它的更高一级的管理者——元坝区——都有七八公里的山路。对于山区人来说，要想修一条翻山越岭的便捷公路，靠幻想是可以的，实施起来却异常艰难。而像盐巴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只有这两个地方的供销社才有销售。像其他的小地方或者私人场所，是不允许销售这种专控产品的。
　　 更早年间的事，我是不记得多少了。在我到张王完小读初中的那阵，像买盐巴这种小事，只在人们的“顺便”之间才去完成的。我们早上路途的行程几乎靠跑，不然就赶不上上课的时间了。出门时，大人就把买一斤盐巴所需的一角五分钱给你，叫你下午放学后把盐巴顺便带回来。一斤盐巴一角五，是那时候的特定价格，到处都这样、无一例外。在我印象中，每次买盐时几乎只买一斤，一斤盐已经够吃很长时间了。
　　 遇到啰嗦的老师拖课放学晚，或者课文没背完，或者作业没做完……等赶到供销社去买盐巴时，人家早已关门了。也有把买盐的事给忘了的，盐巴就没办法买回来，接下来就只有靠吃淡饭度日了。大人说，盐这种东西小气得很，一不注意就会融化——盐巴化成水实在太可惜，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完了再买，这样也能避免浪费。
　　 后来，也就是在我读初中的第二年，我们所在的土门大队、以集体的名义轰轰烈烈地办起了一个代销点。据说它来之不易，争取了很长时间才落户到我们那里。地点就选在了我曾经读过小学的学校旁边。那里也是全大队比较集中的地方，不然就不会把全大队唯有的一所小学，以及来之不易的代销点都放到那里了。
　　 虽说买东西的地方近了很多——离家仅有四五根田埂那么远、需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但对于大多数人家来说，买盐巴的钱还是没办法解决——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家。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鸡蛋一个五分钱，一支带像皮擦子的铅笔、一本厚厚的作业本，也只七八分钱。捡一斤破铜烂铁卖了才挣几分钱，一斤盐巴却要花去一角五，实在是好大的一笔开支啊！
　　 邻居与邻居间借盐巴的事是经常有的。有的人家怕借不到盐，故意放低身段，撕扯一张作业本上的纸来存放借来的盐。见到这样的情景，谁能忍心不借呢？
　　 我们四合院里有个五保户，他到我们家借盐成了常态，我就没见他认认真真地归还过。好在大人们嫌他可怜，每次都把盐巴有理无理地借给他，也没明确喊他要还过。听大人们说，后来他已经不好意思再来我们家借盐巴，只有改道其他家去借了。至于去其他人家里能不能借到，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我们的饮食多数时候都很清淡。盐巴用得最多的地方是泡菜坛子。由于常常要往里加盐，每次买盐基本上都是冲它去买的。它只要一拢屋，管它三七二十一，父母都要让盐巴先进泡菜坛子里去，剩下来的才是炒菜用。炒菜在我印象中，也没什么可炒的。唯一的肉食——猪肉，在杀年猪那阵就已经被腌制好了，每当拿出来吃的时候，根本不会再去放盐了——一周能有一次美其名曰吃肉的机会就算很不错了。倘若你想把肉吃饱的话，那最好别去做白日梦了。炒菜，也只有客人来家里才有可能动个炒。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几乎是靠吃淡饭度日的。当然，下这淡饭的是吃腻了的泡菜。
　　 对于全家人来说，泡菜实在太重要了——尤其每天早上那稀噜噜的酸菜稀饭里，泡菜是填肚子的“干东西”，再说它也有那个能力哄饭下肚。
　　
　　 二
　　 腌肉用的盐巴是专门列出来要买的。也只在每年十冬腊月才能买回家。平时像这种大量购进盐巴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这自然是特事特办的具体事例。
　　 这便是我要说的食盐的“二次方”了。
　　 到了农历的十月间才肯杀猪，这是家家户户早就算好了的日子。年过后去买条几斤重的窝子猪来养，靠吃猪草和泔水养到十月间大致就有一百多斤了——按生猪站的收猪标准，只要够“一秤”(即一百三十斤），就可以杀之。其实家家户户养的年猪是远远超过“一秤”这个标准的。
　　 倘若要再往下去养它，人就有点儿养不起它了。十月间是收红苕的季节，大量的红苕藤子都要拿来喂猪。但猪这个家伙说到底是自己把自己催肥了的。它不但贪睡，还特别贪吃——每顿吃的那是相当多的。在大半年中，它不但要吃各种青菜做成的猪草，还要吃人打了谷子后的米糠，更要喝每顿饭后的洗碗水。红苕藤子应该是给它的最后一吃了的！红苕谁也不敢拿来喂它，那毕竟是人的口粮。
　　 猪是作为年猪来杀的。啥叫年猪？在那个年代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即是在这一年里一家人要吃的猪肉。
　　 猪肉是家家户户看得见、摸得着的最靠谱的肉。像牛羊肉啦、鸡鱼肉啦，那是没影的事儿。羊压根儿就没见过；生产队养的耕地的牛，一年也死不了一回；鱼，在存水田里、堰塘里有之——也只是分季节才能抓到。但由于没油，加之它长刺的原故，特不受欢迎；鸡在我们家就从不养了。总要有吃的喂它嘛，可粮食喂了它，人又咋办呢？
　　 杀猪前就要购进十多斤盐巴，随时预备在那里。腌肉有个比例，至于一斤肉要用几两盐——我已记不大准确了。不过，那时家家户户腌的腊肉都有点咸——单从外面看，如盐巴白的腊肉，时时都有盐的颗粒掉下来。盐巴重了就重吃，反正每次吃的也不多，咸不到哪儿去。
　　 年猪被杀了的当晚，我们这群娃娃几乎要把黄桶围成一个圈——当然木制的黄桶本来就是圆的。母亲负责端煤油灯，父亲负责腌肉。他要从竹编的背篼里，一件一件地往黄桶里取肉来腌——下午，肥猪那一身的肉被杀猪匠一块一块地卸小了。有长长的条子、有宽宽的搭子……父亲每拿起一块猪肉，那血肉模糊的猪肉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诱惑力、释放出浓郁的肉香，逗弄得我们这些娃儿的喉结一上一下地起伏。
　　 大约一个多小时过后，父亲就把一整条猪的肉腌完了——都按进了黄桶里。
　　 不放心的母亲，在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映照下，她映在墙壁上的嘴一张一合，只听她说：“腌好了没有？要不再撒点盐，臭了可就完了。这有七八张嘴要吃呢……”
　　 经母亲这样地一说，父亲好像有点心虚了。于是，他又用剩下来的盐作了个万无一失的保险——在裸露的肉上又撒了些盐，还翻了翻黄桶下面的肉。
　　 约莫一个礼拜过去了，黄桶里的肉也有了些变化——原来与黄桶口面平齐的腌肉往下舍了。父亲便挽起袖子，将黄桶下面的肉翻上来、把黄桶上面的肉又翻下去。
　　 又经过约莫一个礼拜后，腌肉就出桶了。腊肉一块一块地挂到我们小屋横梁的一个杆子上——它是专门用来挂肉的。在它的下边，则铺了一张干净的塑料布，塑料布的四周都被折了起来，为的是防止滴落下来的盐水流走了——还要用它来熬盐呢！
　　 当晚，就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奶奶煮了早夜饭，我们也很快吃完了。之后，黄桶里腌肉的血水被舀进了我们那口天大地大的铁锅里。为避免浪费，到了最后时，父亲还要朝黄桶的底下倒去些清水，直到把黄桶里明显的盐分清干为止。
　　 接下来熬盐的任务由奶奶去完成。随着火势加猛、时间拉长，满满一大锅的血水在漫漫地减少，直到锅底下的盐巴终于现了原形。
　　 锅底下，红红的、带着肉味的盐巴粘在了铁锅上。奶奶用锅铲铲拢后，看到的盐巴至少也有三四斤之多。
　　 奶奶便带着胜利者的口吻说：“又可以吃一向了。”
　　 最先我还小，听不懂奶奶话里的意思，后来我就明白了。不过，那时我是这样问她的：“奶奶，‘吃一向’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又可以吃一段时间了，不用再去买盐巴的。”
　　 “人家的盐巴都是白的，怎么我们的盐巴是红色的呢？”我带着疑惑问。
　　 “这是用腌肉的盐水熬出的盐，所以才是红色的。那红的是猪的血。”
　　 “这也能吃呀，奶奶？”
　　 “能吃。倒了可惜呢！”
　　 每年像这种用腌肉的水熬成的盐，我们就要吃上好长一阵子。不过，我们在往菜稀饭碗里搭的时候，总觉得它的味道很淡，里面还有一种莫名的怪味儿。
　　 对大人们来说，买回的盐巴，一道手作了腌肉用，二道手还能用在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上，一点也没浪费，是一举两得的事。
　　 但我们不这样想。它的糊味儿我们降不住，每次闻了都有些反味——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们兄妹也都这样认为，可是毫无办法！我们只在心里默默地盼它能早点用完。只有等肉盐吃完了，大人们才肯去买白白的盐巴回来吃。
　　 好在熬制的肉盐在春节前就能把它吃完。过年时白白的盐巴又买回了家。像我们过的那个年一样，摆在桌子上的丰盛的菜肴，选的都是最好的。
　　 “二次方”，不是升级，二是勤俭节约，这是生活逼出来的方程式，也是农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