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一位年轻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说，在人们的交流中，有两种表达：一种说的是事实，而另一种表达的是观点。事实有对错，而观点仅仅是表达者的一种认知，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她还说对方说的是事实，要接受；对方仅仅表达观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其实仔细想想，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世上所有与人有关的交流，就算是被称为各种学科知识，说到底也都可以归于这两种情况。像我们熟知的自然科学，大多数都是在表达事实，或者说是到目前为止已被验证的事实；而所谓的人文科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仅仅是在表达观点。无论外行多么吹捧，但其实也不过仅仅是表达了作者认识到的事实或道理。比如有人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就是上帝一样的存在，当然也有人反驳。这样的表达和反驳，在我看来都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我也并不完全认可那位母亲的教育方式。就算她告诉了孩子观点不过是观点，不是事实，让孩子不要由于别人的观点而让自己困惑。可问题是不要说孩子，就算是好多专门研究所谓哲学的知识分子，他们研究了一辈子，要让他们分辨出哪些是事实，哪些又是观点，说实话都困难。在我看来，她的教育就如在股票市场上有人告诉你，在股价最低时买入，在股价最高时卖出，你就能赚钱一样。有没有道理，有；能不能做到，很难。因为有的理论并非人人认同，即使认同，事实上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能明白观点和事实的不同，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它能让我们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明白好多道理。比如读历史，你掌握的知识越多，你就越能明白哪些是事实，哪些不过是那位写作者的观点。在司马迁的《高祖本纪》里，记载了统一国家后的刘邦和身边大臣在洛阳南宫喝酒庆祝时的一段对话。刘邦提出了问题：“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意思是，在座的各位都说说你们的真实想法，我成功，项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作为部下的王陵的回答是：“陛下慢而侮人（怠慢还好嘲笑人），项羽仁而爱人（热情待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有功者赏赐厚）。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能做事的人得不到好处）。此所以失天下也。”道理似乎很高大上，但他说这些话的角度也很清楚。而刘邦的回答是：“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的观点是他能使用人才，所以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这也是现在所谓的“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最早表达。
　　 在这段对话里，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事实，而王陵和刘邦的总结尽管都非常精彩，但依然不过是观点，是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角度以及人生境界得出的结论。在你的人生中，这些东西可以参考却不能迷信。在现实世界里，一般所谓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却很容易纠缠于观点的对错。他们中有些是确实有亲身经历，感受了和那些经历相关联的观点；而有些不过是一张白纸，自己啥都没有经历过，相信了某些观点，就觉得那观点是永恒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界。当代人这样，我们历史上年轻的贾谊也没能例外。他的《过秦论》是我们文化史上的名篇，其中的上篇是我们高中的背诵课文。说实话，当时背是背了，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却是过了而立之年后。要说也有些可怜，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写的东西，我却只能在三十多岁才慢慢开始理解。
　　 《古文观止》的编纂者吴氏叔侄对《过秦论》上篇是这么评论的：“《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未‘仁义不施’一句便断尽，从前竟不说出。层次敲击，笔笔放松正笔笔鞭策，波浪层折，姿态横生，使读者有一唱三叹之致。”非常符合大多数所谓文化人的风格，别人的文章读懂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会把知道的好词都用上，并且尽量表达得文采斐然。
　　 贾谊在《过秦论》上篇中，从“秦孝公变法”开始，到“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文采飞扬，其中事实也不少，但好多表达是观点。比如其中的“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战国四公子当然是事实，而关于战国四公子的评述仅仅是为了表达他后面的观点而预设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和他最后的总观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说就算不是矛盾的，至少也可以说关联不大。六国确实是被秦灭了，但他们为什么会被秦国所灭，他只是提了一句“商君佐之，内立法度”，而没有展开说。这应该和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有关。汉王朝初建，思考大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职责。大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失败了，所以取取而代之的分封制就更合理。这应该是当时学术界的共同观点。而贾谊心知肚明，分封制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这点在他的《治安策》中有充分的表达。他的主张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现在的策略就是把大的王国不断分封，分封成许多的小“王国”，并且让那些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而没有真正管理权力。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说就是把王国国君变成小地主，但分封制不好，那更好的“秦制（中央集权制）”又为什么会失败呢？贾谊的《过秦论》其实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尽管没有抓住实质，但却以符合儒家的观点让儒家传人们说不出话来。
　　 现在我们看那段历史，秦国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在约束仅仅由于出身就能占用资源的贵族们的权力，而给有能力的平民更多的机会。也正是这个措施，盘活了社会资源，让国家具有了超过其它国家的活力。“战国四公子”是不是“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先不说，单单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国家该被灭亡的一个原因。
　　 以前看历史，看到赵高在很短的时间内杀了始皇帝的很多子女，历代文人们都说指鹿为马的赵高残忍，我也曾经觉得赵高残忍。现在我终于明白，那种杀戮，赵高其实不是主角，秦二世当然更不是主角，真正能被称为主角的是秦孝公和他的变法大臣商鞅，是他们设计的秦国权力机构造成了这个结果。因为这个权力机构让成为“皇帝”的那个人拥有了一切。而那些同样可能有继承权的兄弟们却过着名义上是王，实际上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着的囚犯。战国七雄，只有秦国是这种权力机构，其余六国都不是。当时相对较强的四个王国出了权力几乎和王一样的公子，这就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而这些国家的这种权力结构让国内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内斗不已，想要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对抗上下一心的敌人，只能说是痴人说梦，所以它们一个个被秦国消灭了。而庞大的秦国又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陈胜为首的平民所灭呢？贾谊的“仁义不施”，也就是占领者对待被占领者的态度是一个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国土面积急剧扩大，需要大批的管理者，而当时的秦王朝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因此当时统治这些战败国的成员，要么是一批毫无行政经验，仅仅由于战功而提拔起来的军人，要么就是被迫投降过来的原有统治者。而根据人情，被灭亡的国，人们世代以来的国家意识在失去领土之后被激活，再加上各种失去利益者的鼓动，造成了整个社会人心思乱的心理状态，从而使整个社会如同一大堆干透了的野草。陈胜吴广不过是那个把没有熄灭的烟头丢在这堆干草上的人。
　　 贾谊在文章中论述秦国几任国君的“过失”，就是为了证明错的不是秦国首创的权力结构，而是秦国那些愚蠢的统治者。其实这也是人们认可的一种权力结构。在刘邦和项羽相持阶段有个插曲，有个谋士建议刘邦封六国后人“以要人心”。刘邦也觉得有道理，他让人刻好了准备实施时，张良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要求刘邦收回这个命令。刘邦看张良反对也忽然明白过来，他急忙下令追回并销毁了那些印。南北朝时，后赵开国皇帝羯族石勒不识字，但喜欢听人讲历史。在听到有人建议刘邦分封六国，刘邦也准备了印信后，他立刻说：“这是要败事啊！”而听到张良建议取消分封后，他才笑着说：“幸亏还有明白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由于时事所迫，有时不得不分封，但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清楚，分封最容易分散力量。所以尽管秦国在很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了，但他们创立的那种权力结构一直被沿用。
　　 很欣赏曹操，主要是因为他坐在一个不能说实话的位置，却时不时地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实话。但其中让我惊心的一句是他爱子，那个称象的曹冲病死后，后来接替他位置的曹丕劝慰他，他说的：“是吾之不幸，却是尔等之大幸！”位置只有一个，有资格的人都是竞争者，他们的存在也就是权力结构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曹丕当权后，才有了才高八斗的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所谓《七步诗》。也有了北齐长相俊美、英武异常的兰陵王，每次冲锋陷阵时不披重甲的“鲁莽”行为。他给自己身边亲信解释的原因是：“像我这样的人，战死沙场是最好的归宿。”当然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是在一次胜利后，被他叔公皇帝夸奖时，说了句：“自家事，本该如此！”结果在狂欢几天后“醉酒而死”。还有被李世民称为最像自己的儿子，被他异母弟弟李治和弟媳武则天召回京师的路上，碰到一个丧葬队伍，听说死者是病死的，他很伤感地说：“能得病而死，不该哭啊！”作为被好多吃瓜群众羡慕的王爷，他的愿望居然是能得病而死。普通人很难理解，而聪明如他者，知道自己年富力强，却在一天天靠近长安，也一天天接近死亡。他过“囚犯生活”时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接受“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儒家教育的文人们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他们逃避着，掩饰着，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事实就是事实，这样的惨剧仍旧在一代又一代地上演。日常生活中，总有些人占了便宜还卖乖，更有甚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那些在历史上痛骂杀害了亲兄弟的帝王的文人们，他们的见识也不过如此。就个人来说，那种行为肯定是悲剧，但对于普天之下的百姓来说，这种行为却在更多的时候带来安定的生活。北宋皇帝赵匡胤请他的几位重要将领喝酒，让他们缴出军队做富家翁，那几个将领说他们忠心耿耿，绝对不会造反。赵匡胤的话也很实诚：“我当然知道你们不会造反，但我怕你们手下有人把黄袍强行加到你们身上。”这个世界，有得志者当然就有失意者，生命本来就不长，总有失意者不甘于失意，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需要能重新分配权力，而那些有资格成为招牌的人就是他们围猎的对象。
　　 从秦王朝开始设计的最高权力结构的稳定方式就是首先要控制那些有可能成为招牌的人。对于那些人，派人监视、关押监禁等都不能让掌握权力的人心安，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赐死。而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能力构成威胁，但有皇族血统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惬意。比如武则天、李治的两个女儿将近四十了还不能出嫁。而根据一些文人笔记记载，明清时好多藩王的子女终生也不能婚嫁。这些残忍的事实由于没人关注，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敢关注，所以他们真正的命运就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人知道的，只是历史书上看到的一句：“某某藩国，无子，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