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生产队开始实行土地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在这之前，几百口人都被拴在人均一亩一分的土地上。“粒粒皆辛苦”，是刻进骨子里抹不去的印记和体验。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往地里运送肥料，是春耕生产首先要做的事。送粪之前要出粪和捣粪。出粪，就是把在若干水池子里沤制的土杂肥料挖出来，晾干。将晾干了的肥料，与其他肥料堆放在一起，捣碎、掺匀，这一过程叫做捣粪。偌大的场面上，臭气熏天、蚊蝇肆虐地放满了粪堆，带给人们的，不是环境污染和嗅觉上的不适，而是对未来粮食丰收的喜悦和自信。
　　 往地里运送肥料，主要用独轮车、平板车，外加一辆四轱辘的木制“大车”。大车除了轱辘上的车轴是钢的以外，周身都是木头的。因为没有车辕子，走动起来，其稳定性很难控制。往往是走着走着，就偏向了路的一边。若不是两边拿撬棍或钢钎的人及时矫正，很可能会掉入路边的水沟里。十几个人拉着一辆载有一两吨肥料的大车，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崎岖的土路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肥料进了地，春耕生产才算拉开了序幕。
　　 为耕种土地的需要，生产队饲养着五六头黄牛，和三四头毛驴。根据牲口力气的大小，有的一张犁配两头牛，有的外加一头驴。每张犁还要配备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牵引牲口，另一个人在后面执掌犁把。掌犁把的人，炸了一个响鞭后，常会从喉咙里发出悠扬的号子声。
　　 耕地时，我曾在犁的前面牵引过牲口。以前我是怕牛的，我怕它那圆圆的眼睛，更怕它那尖尖的角。可怎么也没想到，漫步在原野里的牛，竟温柔的像个姑娘。你摸它也好，打它也罢，它从来都不会对人发脾气。耕地，使我爱上了牛，也使我爱上了农人那悦耳的号子声。
　　 从早到晚，每张犁一天只能犁田两三亩。仅用牲口耕地、耙地，很难完成耕作任务。因而在春耕、或“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大忙季节，壮年劳动力，就要拿着铁锨翻地，以减轻对牲口耕地的压力。
　　 挖地的人，一会儿大雁飞行般地排成个“一”字，一会儿又排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波浪线”。说说笑笑的，虽然手上磨起了泡，浑身累得酸痛，倒也没人叫苦连天。乡下人嘛，就这个条件，就这个命——认了！
　　 牲口吃的不仅是草，还要吃料。所说的“料”，主要指黄豆、大麦一类的粗粮。牲口远比人能吃。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想多喂养几头牲口种地，是很难办到的事。所以，一个几百号人的生产队，喂养的牲口就只有那么几头。农忙期间，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用人挖地，用人拉着犁耙耕地、耙地。
　　 后来，人们发明了带轱辘的“洋犁”（铁犁），前面五六个人拉，后面一个人“掌舵”，翻地的速度大致与牲口相当，也比用铁锨挖地快得多。
　　 以前种地是要“晒垡”的。秋后耕起来的土地不再播种庄稼，而是在太阳下暴晒一冬，待开春时再行种植。这种养田方式，叫做晒垡。土地经过长时间的暴晒，有了生养生息的机会，自然会肥壮起来。不过，晒垡后的土地，地面上的土坷垃又大又硬。人们把这种有坷垃的田块，戏称为“坷头（坷垃）山”。若不破碎这大大小小的坷垃，就很难往地里下种。于是，妇女和半拉子劳动力（未成年的人）们，就要拿着榔头或铁钎子去田里“打坷垃”。打坷垃的田块，在春风的吹拂下，烟尘滚滚。女人们不得不用毛巾或方巾（包头巾）捂住口鼻，以防尘土的侵袭。可毛头小伙子，一没毛巾，二没围巾。晚上收工时，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泥猴儿”。
　　 现在播种用的耩子（播种用的农具）上安装着两个圆轱辘，圆形的耩篓子（盛种子用的鼓状的铁盒）周围安装着六到八个尖利的耩子脚。随着圆篓子的转动，种子源源不断地从耩子角播种到了地里。这种耩子一个人推着耩子把手，便可轻松地操作。而以前木头制作的耩子，播种时，前面需要三个人用力地拉，后面还要配备一个摇耩子的人。摇耩子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没有力气、掌握不住用种量和下种深浅度的人很难胜任。父亲是一个很会摇耩子的人。他用力托平耩子的把手，努力做到播撒进土里的种子深浅一致。这样一来，拉耩子的人是省力了，播种的质量无可挑剔，可父亲却被累得筋疲力竭。哥哥常劝父亲不要摇耩子。父亲却说，力气是大水淌来的，用不完。干活多出点力，心里才踏实。
　　 老式耩子种子出口处的后端，有一个用鹅卵石制成的“耩蛋”。耩子摇动时，会因击打耩篓子两边的木板，而发出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声音。耩蛋声，布谷鸟的鸣叫声，及白杨树叶片摇动时发出的风铃般的响声，演奏出一首交响曲，给寂静的原野平添了鲜活与生机。
　　 芒种，是年前种的麦子收割的季节。麦收，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黄金铺地，老少弯腰”。是的，割麦子要弯腰，捡麦穗要弯腰，用车子、或肩挑背驼往麦场上运送麦子要弯腰，拉碌碡（碾压脱粒的石磙子）脱粒麦子还要弯腰。难怪庄户人的腰杆直不起来，那是被贫穷和原始的、粗鲁的劳作方式给压的。
　　 打麦场，绝对的“靠天吃饭”。晴天丽日下，飘来一片乌云，打了一个响雷，雨水便哗啦啦地摔了下来。尽管人们鬼一般地忙着“抢场”（苫盖或转移晾晒的东西，使其不被雨水淋湿），一些粮食和柴草，还是被淋湿了，人也变成了落汤鸡。
　　 上小学时，我最害怕的就是过“麦忙假”，因为在这个假日里，干的活儿太苦了。田里的收割和麦场上的脱粒，都是手工劳作的。麦子，要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割下；脱粒麦子，要用人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地碾压。这还不算，原本已经收工了，一家人还要黑灯瞎火地到麦茬地里剜麦茬。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能少。没柴禾烧，如何将生米煮成熟饭？所以，再苦再累，也要把队里分配的麦茬挖干净。
　　 麦茬，就是麦子割下后剩余的根茎，从泥土里挖出来，是做饭上好的柴禾。想想现在，村民们用收割机收完了麦子，扔在地里的麦秸秆，还田用作肥料嫌麻烦，一把火烧掉又怕污染环境。与剜麦茬的情形相比，两者的差异，是多么的巨大啊！
　　 麦收完毕，暑气愈盛。去除与庄稼争夺养分的杂草，成了农人的新工作。
　　 庄稼的克星是杂草，任其疯长下去，会“鸠占鹊巢”，会“吃掉”庄稼。杂草生长速度极快，今天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明天就变得葳蕤茂密起来。除草，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没有止息的劳动。整个夏天，人们几乎每天都在除草。有用锄头锄的，有用铁铲子剜的，还有用手拔的。
　　 锄地是个技术活。比方说拿锄头的方式，一会儿左手在前，一会儿右手在前。开始时，我怎么都不习惯。锄地速度慢不说，稍不注意还会除掉庄稼。望着烈日下锄草人渐渐远离我的身影，不由得绝望、无助的感觉袭上心头。正是这种难以名状的磨难，才使我学会了耪地，并深刻地理解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含义是什么。
　　 拔草，给我带来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土地分包到户时，在距离村子东面四里远的地方，我分得了一块面积为七分的黏土地。那一年的麦收以后，麦茬地里种了玉米。当埋在地里的种子刚刚露出尖尖角的光景，赶上了连阴雨的天气。雨水充足，杂草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放眼望去，根本看不见玉米的影子。眼看着玉米苗将被杂草吃掉，我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找到了我的表姐，请求她帮我一同去黏土地里锄草。
　　 过河，过桥，奔波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黏土地。试图用锄头锄草，可锄头一接触地面，就被黏泥和杂草缠住。想用锄头锄草，堪比登天。去除杂草的办法，只好用铁铲子剜，或用手一点一点地拔。
　　 夕阳西下时，草，总算一棵一棵地拔完了，表姐被累得瘫坐在了地上……心疼表姐，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随着城乡的融合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多，很大一部分土地都有偿流转到了种田大户手里。我所承包的土地，也都流转了出去，再不用为种地的事而牵肠挂肚。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同时，化肥普及了，高效低毒农药普及了，优质高产的良种也普及了。
　　 原野上的拖拉机、收割机和播种机，每台机器一个人操作，就可以耕作、收割、播种几十亩。再也不用“老少弯腰”拉犁子，割庄稼，剜麦茬。父亲当年耗尽力气才摇匀的耩子，早已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化肥品种繁多，有氮磷钾复合肥，有微量元素复合肥，还有使土壤疏松、不结块的复合肥。土杂肥的用量极少，再也不用拿着榔头打坷垃。
　　 农药的使用，极大节省了人们灭虫、锄草的精力和时间。播种后，地面上喷施一层除草剂，以后的一个种植周期都不会长出杂草。苗前没来得及喷洒农药的，苗后喷洒，也照样消灭杂草而对庄稼毫发无损。良种的应用，农作物的产量成倍成倍地往上翻……
　　 新时代的农民，切实地过上了休闲、轻松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