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没有商业头脑的人，归咎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里刨食，他们将这些行为酿造成基因传给了我。入学后，当我双手背后，挺直了腰身，我慢慢从课本上以及老师的谆谆教诲中知道了，买卖当中有“投机倒把”行为，是犯罪，我辈不齿也。
　　 小时候，我有个远房大舅，从我记事起，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寨，走街串巷，卖麦芽糖。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个柳条篮子，上面盖着一层棉布。刚进村，就开始叫卖。他个子不高，嗓音也不高，甚至还带有几分沙哑，但具有辨识度。一听到，我就会跟母亲说：“妈，大舅又来了。”母亲听我这样说，就停下手里的活，赶紧扭头向窗望去。这时，常常看到，大舅推着车子，朝着我家大门走来。
　　 让我不高兴的是，他常常在吃午饭前来，进门就喊母亲：“小韩子，给我弄点吃的。”他比母亲大几岁，跟母亲一点都不见外。母亲就立刻去做了，家里没什么好吃的，有时，不得不把晚上要吃的一块豆腐给他炖上。母亲热情，冬天，还会给他烫一点白酒，让他喝上几口，暖暖身子。本以为，每次他都会拿出几根麦芽糖分给我们兄妹，但这种时候并不多。所以，以后他一来，我们就都给他脸子看。母亲总是劝我们：“别介，你大舅不容易，就靠卖麦芽糖，养活七八口人。”从此，我们习惯了，觉得大舅头脑灵活，打心眼里佩服他。
　　 大舅家的孩子，身上也散发着商业气息。其中，大表哥，改革开放之初，一趟趟从老家往深圳跑，听大人们讲，他每次都不白跑，意思是赚到钱了。不知道他倒卖的是什么，但一定是将北方的特产带到了南方。每次看见有人问他，他总是笑而不答。他将镇上银行的工作都辞了，每年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几次，小日子就过得足够滋润。他能说会道，穿得水光溜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典型的一副“倒爷”形象。
　　 耳濡目染，有时我们也琢磨出一些商业行为。当时，不知道是农场和农村执行不同的粮食政策，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场吃白面（东北方言：小麦粉）多，农村则吃粗粮多。所以，那时候有一种现象，就是农村的女子都喜欢嫁到农场去。我的二姨就是，只是，二姨吃了很多年白面，婚姻并不幸福。还有一种现象，要么农场人用白面来我们村里换粉条或者小米、红小豆之类，要么，反之，我们背着所谓的土特产去农场换白面。我和母亲就经常带点粉条，去村子西南方向的向阳农场换白面。不敢喊，只是见人就问问，人家一摇头，就赶紧走。我们这种行为，可不可以说是“易货贸易”的雏形。
　　 记得一个春天，雨后初霁，母亲和我带着粉条去了向阳农场。几圈转下来，没人接茬，天要黑了，我们只好悻悻而归。那晚，母亲用家里仅存的一点白面，擀了面条，用菜园里刚冒头不久的春韭，做了韭菜鸡蛋卤，我和家人吃了一顿终生难忘的晚饭。
　　
　　 二
　　 春风绿的不止是江南岸，春风吹拂的是大地。我门那个窝在山洼里的小村子，历经改革春风的吹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村里唯一一家商店承包给了唯一一位商店售货员包师傅，她真地姓包，不是因为承包了我们给起的绰号。她身材矮胖，大眼睛，走路甩着两条长长的粗辫子，共产党员。我们都很不理解，“这不是单干了吗？”群众议论纷纷。她似乎不在乎，干得很起劲，村民发现，承包后，商店里货多了起来，有些还比原来便宜了。
　　 生产队里地少，农活不多。父亲不愧是老会计，估计是他脑子里已经盘算一段时间了，有一天，他跟母亲说，要开一间小卖部，就是像城里人那样做个个体户。很快，小卖部就在三队队部一间空房子里开张了，主要是高中毕业赋闲在家的妹妹帮助父母打理。起初，我都不愿意过去看下，觉得站在柜台里，有点像登上舞台表演的意思，顾客三三俩俩来买东西，也闲聊，自己很难为情。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心理，怕见人。后来，站的次数多了，就变大方了。等后来小卖部搬回我家西屋，寒暑假时，我就帮忙了，卖卖货，最重要的是帮父亲一起去矿上或镇上去进货，搬啤酒箱子时，那些空瓶子合奏的打击乐，犹在耳畔回响。
　　 这样，一村两店，实际是和包家形成了竞争关系。有几次，妹妹还叫她的小伙伴去包家，佯装买东西，以获取包家商品的价格。妹妹不懂竞争，也没想过竞争，只是说，别卖得比人家贵就行。母亲能站柜台，这出乎我们的意料。母亲不识字，但会算账，有时就是稍微慢点，但从没差过钱。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心算”？父亲懂得怎么赚钱，但他大度，打酒和酱油的，他总会多给人补点，一斤的玻璃瓶，总是给人家装满。有时差个一分二分他就凑整不要了。更可怕的是有些赊账的，他用个小本子记着，有的家庭困难，他总是不好意思管人家要账。倒底开小卖部赚了多少钱，或者说，赚不赚钱，父亲没说过。直到1988年，父母跟我搬去了县城，小卖部才歇业。但不管怎么说，小卖部是我们家人商业意识的启蒙地，我们一家六口都当过“营业员”。
　　 到了县里，父母买了一辆手推车，去农贸市场摆起了摊儿。有小卖部的历练，他们干得得心应手。但有一点，比开小卖部难，就是每天不能剩货，尤其那些绿叶菜，隔夜就不好卖了，所以，我给父母建议，有些菜到了下午就降价打折，多买更便宜，如果哪个菜本钱已回，那就更要快点出手，给钱就卖。这些主意，让父母的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只是那时还是刻板了些，没有学会买菜送大葱。
　　 一次，我见旁边地摊上有一堆油豆角，非常新鲜，好像刚从田里摘下来。我看得出，卖主急着要走，似乎不太在乎价格高低。我上前花5元钱全部买下，卖主很高兴。转身，我放在我家的摊位上，10元钱全部卖出，买主更高兴。算是暴利，我第一次体验到赚钱的快感。我跟父母炫耀了足足有几分钟。晚饭时，花5元钱买了两瓶啤酒，让父亲喝一瓶，父亲却不喝，说那玩意儿，胀肚。
　　 双休日、节假日的时候，或者业余时间，我经常替父母看摊，学会了讨价还价，通过讨价还价，我能看出买主家的经济状况，甚至从他们犹豫的表情中，看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过得怎样。久而久之，那些和父母一起做生意的“邻居”，都以为我就是卖菜的，等我调到市里工作，就再难见到我的身影。后来，父母说了好多次，有时，他们来父母摊位，踅摸半天，起初以为看父母都进了什么货，父母一问，方知，原来是在找我。
　　
　　 三
　　 1990年秋天，我调到市里工作。
　　 我到财务科一年后，我们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年轻的财务科长就“停薪留职”了，在江门和家乡之间做起大豆生意，回来看我们时，他的笑声几乎能震落棚顶的灰尘。经常来财务请款的一位供应商，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福建人，一次，私下里，他跟我说，自己手里有100块钱时就开始做生意了。我说，不怕赔吗？他回答我，不怕，赔了再想法赚回来。耳朵里，总是传来某某“下海”的消息，心里痒痒，我却时常用手挠着额头。我是出纳员，那时还没电算化，也没网上银行，每天从我手头过的现金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几十万元，同事给我封号“过路财神”。可我拿着每月269元的工资，除了为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算计着开销，还要提心吊胆，生怕亲戚或同事谁家办喜事请我去喝喜酒。
　　 不敢下海，就在海边走走，湿湿鞋吧。我有站柜台、摆地摊的底气，便和来接替我出纳工作的小杨一拍即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利用星期日，我俩去工厂附近的农贸产品批发中心，批发了一袋地瓜。按照我的推测，东北那时几乎不种地瓜，却又喜欢吃地瓜，应该好卖。小杨也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杆秤，我们就到一个叫西门的地方摆起了地摊，怕冻，又不敢倒出来，只好将袋子敞开点，让路过的人看见地瓜。平时口才还算不错，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甭提叫卖了。最主要的，怕遇见熟人，所以，两人还躲躲闪闪的，有时，靠说说笑笑给对方壮胆。怪了，只有几个人问过，却没人买。到下午三点来钟，只好收摊了，午饭没吃，回办公室，小杨用他藏在文件柜里的电锅煮了两碗白面条。
　　 周一上班，我们把50斤地瓜原价卖给了同事，差一点就够本钱。我跟小杨说，那是损耗，我用成本名词给小杨解释，他笑笑。可惜的是，我的“生意伙伴”小杨不到四十岁就生病早逝了，后来我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很难受。我到现在也爱吃地瓜，只是有时吃完烧心。
　　 看来我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我不甘于老老实实上班。那时的工作，于我而言是鸡排，不是鸡肋，因为不能扔弃。因为，除了上班，我还没学会怎么挣钱。上班之余，我还是努力挣点外快，以补贴家用。我学着“拼缝”，实际就是非法中介。比如，听说朋友厂里要做几只大型的出口用包装箱，我将这笔生意介绍给了厂里的一个木材加工分厂，从中收取一点辛苦费，所谓的回扣。赚了不到200元钱，分厂厂长儿子结婚，随礼100元，还要给他敬酒，以示感谢。我学过经济法，知道这样做其实是违法的，虽然那个年代，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可美其名曰法不责众。但我还不愿冒这样的风险，以后再没干过。我还是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那时正提倡市场经济，国企正处在改革整顿阶段，很多企业关停并转，下岗分流员工增多。为适应群众生活需要，市里新辟了几个旧物市场。在和我家隔着一条马路的空地上，每到双休日，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旧物市场。1994年的初秋，几个好友帮助我，将家里清理出的旧衣柜以及旧衣物，拿到这个市场上，一起吆喝着卖了。那是我经历过的一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那是我和故乡的告别仪式。如果有人穿上我的旧衣服上街，会不会被老同事见到了，在后面喊我的名字。
　　 到了上海后，虽然规规矩矩上班，我还是有个酝酿了三十年的想法。那就是开个书店。特别是有几年全国流行“诗歌书屋”、“诗歌驿站”，有几年上海流行主题书店、特色书店，都深深地吸引我。当个书店老板，也算有了商人身份，实现自己给自己打工的夙愿。卖书赚点薄利，同时，还可看很多书，时间夹缝里还能写作，都是我爱干的事儿。但随着电子书大量涌现，纸质书市生存艰难，因养家所迫，我想的时候胆大，做的时候胆小，一直没动，终未如愿。几十年职场打拼下来，还是给自己培养成了一辈子给人算账怎样赚钱，而自己却不会赚钱的人。
　　 说到眼前，今年地里青菜种的有点多，有地友给我出主意，吃不完，可拿到小区门口去卖，也好补补种子和肥料支出。我说，不敢。如果真地要卖，我就弄个“自助卖菜”，想给钱就给，不给钱拉倒，我要确保，自己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