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一前夕，偶然看到一篇介绍大山深处“教育守望者”的文章，极言其固守山区村小讲台十余载的执著，内心世界不禁很是受到触动——倒不仅仅在于若干年前，自己也曾以穷乡僻壤里的“孤独留守者”自居，并且用“深山不寂寞”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还在于配图上那熟悉的木制黑板，黑板上那亲切的板书，以及板书所指向的那一群充满稚气的孩子。
　　 倒不是这个灵魂描述的短语精彩，我是会被曾经画面感动得流泪的人。
　　 在“教育资源大整合，教育规模大扩张，教育硬件大改善，教育环境大提升”的喧嚣里，清贫的守望云云，怕是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吧。一念至此，便又猛然想起我的村小回忆起我的梦来，不由得感慨万分。
　　 最初，我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时候，从老辈人花白的胡子下，听到最多的期望是“识字识到字眼通”，于是就很盼望自己做一个“字眼通”的人。那时的教育普及程度似乎是很高的，村村有学校自不待言，仅就小学而言，甚至一直延伸到坞。（用现在比较正规的说法，所谓坞者，乃自然村也）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坞就有这样的小学。至于具体样状，至今模糊不堪了，因为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流动性极强。记得我大姐念书时，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上课。可是当我二姐也可以背书包时，学校又移到了大伯家——兄弟两家合造的大屋子，空旷通风，光线得以从瓦缝中扭扭捏捏地挤进来，就是放《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大电影，这里也是首选。当然，大姐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上学时，我终究还小，一时半刻也不敢跑去一探究竟，只依稀记得大姐的成绩很好，经常得“5”分，这让好强好胜的父母平添了几分自豪。而二姐读书时，我已然长到六岁。于是，便会在傍晚快放学的时候，鼻涕虫般地跟到大伯家，“考察”二姐的学习状况。要是二姐站了黑板，或是被老师批评，却又恰好被我看到，那么，晚上的白米饭就笃定归我了，二姐绝对一定不跟我竞争。每每碰到这个时候，我“跟读”的自觉性总是很高。不过，也有吃了一吓的时候。那一次，当我又踩着暮色，蹑手蹑脚地从旁门挤进去时，猛然发现原本的喧嚣已被无边的安静替代。正纳闷间，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的陌生人走过来，严肃地问：“哪家的小孩？来干什么？”看不见原先熟悉和蔼的老师，我已经惶惑不安，何况这个陌生人的耳朵上还戴着一个棉花罩子，那可是老电影《白毛女》里地主黄世仁才有的打扮，我顿时咧开了嘴，眼泪也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正在埋头写字的二姐满脸通红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老……老师，他是我弟弟，不知道今天考试。”陌生人摆了摆手，威严地说：“那好，让他在一边等，可不许吵闹，影响大家！”老实说，这是我听学以来感觉最丢脸最憋屈的一次，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度跨入大伯家。
　　
　　 二
　　 八岁那年，我也在几度憧憬、几度观摩之后，正式背上了黄书包，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小学生，而我们的学习地点也再次变更，这回到了我家门前的一间小房子里。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基本上一律赶到学校了，但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是极其新鲜的事情。还记得，那房子真小，用现在的眼光看，绝对不会超过20个平方。可是与前面的地点比，它至少有一样好处：独门独户，用途纯粹，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性。空间小则小也，学生容量却仍然可观：共有20多人，包含了一、三、四三个年级。其中有位学生按年龄可读二年级，为防止出现四复式教学（即一个班级有四个年级），通过做家长的工作，让她继续读了一年级。总之，我在家门口的村小里正式开始了求学之旅。教我们的老师是名复员军人，住在四五里外的大村（当时叫大队），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路途较远的关系，老师便把晨读课都下放给我们自主完成：四年级监督指点三年级，三年级指点监督一年级。我们开始倒也老实，执行起来一五一十、不折不扣。渐渐地，在摸清了老师8点上课的时间规律后，我们便赋予了晨读课很多的业余内容，让它成为最快乐最自由的时段。为保险起见，我们还会派出腿长勤快的人，到离学校百余米的地方，找个视野开阔、利于隐蔽的地方观察，等老师的身影远远地出现的时候，他便飞也似的跑回来报告。于是，一、三、四年级的人，就放开喉咙大声诵读，一派书声琅琅的动人景象。约莫三四分钟后，面带微笑的老师就会到达小房子，随即结束我们的晨读。偶尔也会出现失误。比方有一次，我们听了观察者的报告后，便起劲地念起来。可念了许久，热情都高涨了好几次，仍然不见老师的出现。狐疑间，再次派人打探，结果哪有什么老师，倒是看到一个陌生面孔的人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敢情是看错了！待回到小房子吵吵嚷嚷时，老师却又出现了。于是，上窜下跳的几个人便一起站了一顿黑板前。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就成为了历史。为了顺应教育发展的潮流，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几个坞的学生并成了一块，到了大村中央一个有好几间平房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十七岁那年，我考取了中等师范学校。以后的三年里，每次去上学，我总会到原先的村小里去转一转。尽管家门口的那个所谓村小，已然坍塌，只是在苎麻等野草的郁郁葱葱里，诉说着曾经的岁月。而大村的小学，原址也几经变化，先是砖瓦厂，后是废弃不用，再后来又成为了一片庄稼地。好在位于公路里侧的新的校址业已确定，预计等我毕业的时候可以投入使用。于是，在坐上汽车途径未来的新村小时，我总会神往一番——想象自己端坐在讲台前，捧着一堆作业勾连纵横；或者在黑板前指手画脚，侃侃而谈……
　　
　　 三
　　 终于毕业了，怀揣着幼时的梦想，我如愿跨进了新落成不久的村小——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楼，四个大教室，外带两个小贮藏间，楼前一片小操场，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带着围墙，跟记忆中那片狭窄、那片昏暗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楼下有一个教室被挂上了“XX村老年活动室”的牌子，其麻将的噼啪声终日不绝于耳。初见此类怪象，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居然设想在教学时间弄把大锁给它一锁了之，省得呱噪。当我回家透露这个念头时，他们吃惊得变了脸色，连忙对我这个愣头青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后来我终于弄懂了一个道理：集体出资建造的产业，村里有最终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用三间来做教室已经很公益很不错了，总不能让老年人没有固定的娱乐场所吧，况且他们的麻将与赌博压根不是一回事，人要厚道。于是，日常教学和老年人的娱乐并行不悖、相安无事。有时学生跑来告诉我说，活动室里老公公之间或者老婆婆之间或者老公公与老婆婆之间因为算账之类的原因冲突起来了，我还会跑到现场一看究竟，然后猛吹一哨子，把散落的学生统统关进教室。
　　 与我搭档的，恰是当年在我们坞里走教的老师——十余年过去了，他仍坚守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毫不动摇。从先前的师生，变成了如今的同事，其间是很夹杂一丝戏剧色彩的。在刚去报到的时候，后来把我具体分配到村小岗位的中心小学校长还婉约地提醒了句：“你虽然科班出身，但实践经验还比较欠缺，要注意向身边的老教师学习！”其实在我的眼里，他始终是我尊敬的老师，即便校长不说，我也是会虚心求教的。师生的天然亲情，让我们的关系分外融洽。有时放肆了，我偶尔也会谈起小时晨读“放哨”的趣闻。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开怀大笑，甚至还来拍拍我的肩膀。当然，用现在的理论来解读，我们做得不尽妥当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比如我们两个老师会在课间挤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下军棋，一下就是半个小时；课讲得兴起时，会一个小时不下课；个别学生违反了课堂纪律，会把他们带到操场上军训；学生作业没做完，放学后会陪同他们在教室，从夕阳西下一直到暮色四起……可是奇怪的是，十多年后碰上这些学生，他们谈起来神采飞扬，说那是很美好的回忆，一如我和老师谈“放哨”时的情景。
　　 村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忙碌，堪堪一年，我便到了完小，后来又到了中心小学，再到了中学，直至走下讲台。
　　 如今，村小早已被推平，成了阔佬的别墅。我每每走过，“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沧桑感便会油然而生。于是，在每次春节的前后，当于噼里啪啦里观瞻阔佬冲天的焰火时，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村小的青葱岁月来。虽然我也知道，过去的终究是历史，再也无法重来。
　　 人生啊，就像转圈，从起点出发，出门转一转，又回来了，再回到家里。有人说，不要问人生抵达何处，关注这个过程就够了，可能说这话的人，其经历也让我吧。我总觉得，人生的经历就像一场梦，不短暂，不虚幻，就在梦境里，一旦梦做完了，人也老了。我不是老庄，我向往有为的人生，尽管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学，我却收获了一样丰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