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是关于变法的著名争论，传播很广很久。那争论的结果到底谁胜谁负呢？表面看是王安石胜了，因为他两次任宰相六年，一直推行他的新法。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富弻、韩琦、苏辙、曾巩、黄庭坚等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贬斥出朝廷，外放或者贬谪荒蛮之地，像苏轼一直到死才被朝廷赦免。从这一长串名单就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些文学大伽，国家重臣，历史名人，目光长远，见识深广，大多反对新法。
　　 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起，21岁的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推行变法。‌‌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后，新法被废，最后的结局变法失败。终局看王安石败了，但中间变法折腾了20多年，把仁宗朝创造的盛世打回原形，国家变得积贫积弱起来，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那么这次变法究竟好不好？利大还是弊大？我们今天的人一般不对事实结果做分析研究，只凭直觉认为改革家就是好的，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而且先入为主，因为有些人极力赞美王安石，赞美改革派，如王安石商鞅韩非子王莽等改革家，都是好的都是进步的，我们就人云亦云，认为王安石肯定是对的。
　　 王安石改革后社会现状是这样的：变法未改革土地分配制度，反而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将赋税转嫁给中小地主和农民，激化社会矛盾。‌‌变法实施几年后，路尽饿殍，饥民流离失所，纷纷流入京城，郑侠绘制《流民图》并附奏疏进谏宋神宗，一副《流民图》写尽了农村的破败荒凉。神宗看后大觉困惑，难道变法变成了这个样子？
　　 变法的后果如此严重，为什么神宗皇帝还要支持王安石变法呢？因为变法能充实国库，所谓的富国强兵，就是搜刮人民财物，使国库充裕、皇帝富庶，皇帝当然喜欢啦。
　　 当时上自中央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看到变法的严重危害，纷纷上书要求废止新法。可王安石是著名的拗相公，他才不理会别人的意见，他主观臆断，自认为变法是利民强国的，便要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再加上神宗皇帝的狂热妄为，大力支持，年轻的皇帝能有什么远见卓识，也就是刚刚高中毕业的水准，不论是学识阅历，还是治理国家的才干，都不能与那些在基层历练了多年的辅国重臣相比，他们在地方各个阶层工作多年，能力见识极高，他们的观点却被摒弃。所有的不同言论都被认为是不识时务，顽固守旧，而极力打压，痛下杀手。吕诲、刘述、刘琦、钱顗、上官均、程颢、范纯仁等‌，都因反对变法被贬。
　　 再看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阵营，其中吕惠卿、章惇、曾布被称为变法‘三驾马车’，韩绛、李定、舒亶等为重要骨干成员。‌‌‌‌‌吕惠卿‌，变法第二号人物，主持制定三司条例司，起草多项新法，后因权力斗争与王安石决裂。章惇‌，变法后期实际继承者，提出"掘司马光墓"等激进措施，被南宋官方列入奸臣传。‌‌‌李定、舒亶‌，监察系统核心，主导“乌台诗案”打击苏轼等反对派。‌‌蔡确、蔡卞‌，后期变法派代表，蔡卞作为王安石女婿继承政治遗产。‌‌‌蔡京‌，虽属新党但非核心成员，‌吴充‌，王安石姻亲，继任宰相后主动终止变法。‌‌通过对比，发现变法阵营里的人物有好几个是奸臣，而且大多在历史上没留好名声。
　　 回到书信中，王安石答：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怨诽太多了，他却认为之前就想到了，这是变法遇到的必然阻力，不足为怪。为什么怨诽会这么多呢？“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他没去实地调查，深入下层了解变法后的情况，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喜欢苟且度日，不喜变法，因循守旧惯了。而且一棒子打倒一片，“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士大夫们，官员们都不好，大多不体恤国家艰难、为国事着想，而是取媚大众，同流合污，低俗无为。看到了吗？满朝大臣全都低俗无能，只有他一个人刚直不阿，正直无私，支撑朝堂，巍巍泰山。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王安石，字介甫）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一读文章便被司马光的谦虚美德打动，感觉到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既条理明晰地阐明大道理，又能温言相劝，堂堂大学士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书信，简直低到了尘埃，把参政谏议王安石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吗？是为了向他求学问，探讨未知问题吗？都不是。是为了国泰民安，是为天下苍生。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维机政余裕，台侯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也。”我想给您写信，但是知道您日理万机，不敢打扰，可是我们同朝为官已有十年有余，虽然不敢辱没您与您为友，但我还是大着胆子给您写信，探讨的当然是国家大事。
　　 王介甫先生回信却寥寥未几，只有418个字。本来想再简略点儿，后来想想司马光先生这样郑重这样诚恳，又不好意思敷衍，所以还是多写了几行，逐条回答了你。你满意吗？
　　 司马光的谏议书，指出变法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的恶果，总结了五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我们来解读几项条款，生事‌，“尽变祖宗旧法”，改变了太祖时期制定的许多合理政策，新法混乱，重税重役，扰乱社会秩序，如募役法改变传统徭役制度，引发争议。‌‌‌‌‌征利‌，新法“与民争利”，如青苗法、市易法等政策损害地主商贾利益，并不能彻底扭转社会危机，却把重税重役转嫁给百姓，加重百姓负担。‌‌‌‌‌“现在发放青苗钱的人，不管是贫穷的百姓还是富有的，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强行借贷给他们，并且每年收取他们40%的利息，还说这不是征税获利，我司马光是不相信的。”拒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拒绝接受反对意见，如司马光多次上书劝谏未被采纳。‌‌‌‌‌致怨‌，“天下怨谤”，民意汹汹，变法引发广泛不满和社会动荡。‌‌
　　 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千古答辩，是这样逐条回答的：拒谏，“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只忠实地执行皇上的旨意，所以不惧怕敌众我寡，我出力是为了帮助皇上抗击反对派，众人的反对之声怎么会不汹汹然？看出来没有？原来皇帝和人民是对立的，我助上以抗之，众人的反对之声怎么会不汹汹然？问题的实质原来在这里，为皇上理财圈钱，就要搜刮民众，在这对立的矛盾中，我选择站在皇帝一边。那么反对者就是“邪说，壬人”“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反对者就都划归为刁民乱民，或是苟且度日的士大夫，那么我就不屑一顾，我就不是拒谏。
　　 侵官，为了新法的顺利执行，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新机构，侵夺原有官员职权，破坏行政体系。‌‌‌‌另设立了一套执行机构，增加财政负担，凌驾于国家行政系统之上，这不就是侵官，破坏祖宗法治吗？王安石是这样回答的“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一个机构办一件事情，这能算侵官吗？严重的偷换概念。他可没考虑多了一套行政机构的财政负担，国家的政法系统这样混乱是不合理的。王安石回答的简短有力，振振有词，真是贻笑大方。
　　 生事，司马光认为新法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对于百姓来说是扰民害民，弊大于利。治理天下应该让民休养生息，少折腾，折腾不利于百姓生产生活，反而让他们遭受更多的困苦和艰难。王安石是这样回答的，“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举先王之政”与前文矛盾，既然在进行变法，那就是改革先王的举措，先王的举措是弊政是陈苛，你才要大刀阔斧改革，怎么又说是举先王之政呢？如果真能兴利除弊倒不算生事，可惜兴利除弊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变法的大折腾，反而让民众苦不堪言，民众为了逃避更重的赋税劳役，村庄空置，逃亡遍布，结果民不聊生。
　　 征利，王安石认为“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为天下理财，天下指谁？是百姓还是天子？前面言辞凿凿说是为皇帝理财，为了所谓‘富国强兵’，招致天下百姓反对，民意汹汹，而且民生更加凋敝，人民怨声载道。孔孟之道历来提倡民富国穷，藏富于民，如果把百姓的钱都收刮起来，收归国有，国库有钱了，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打仗，可以大兴土木，可以封禅，游览天下。老百姓穷困潦倒，没有消费能力，不能发展生产。国家就永远不会富强，社会也不会进步，只能激起造反民变，破坏生产力。
　　 看来我们的王大宰相每一个问题都回答的干脆利落，措辞有力，但是他却习惯于偷换概念，答非所问。别人的据理力争，分析事例，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扯淡。要么被扣上触及到了你官僚地主的利益，要么是士大夫的苟且度日，要么是取媚百姓，要么是保守守旧，顽固不化。唯一应该重视的证据是变法的结果，他却视而不见，选择性忽视。这位拗相公，认准了一个理，就要一条道走到黑，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更何况有皇帝支持，就要任性地干下去，我要成为千古一相，留名万世，我要把大宋的天下，打造成超越时空的理想富足的社会。到那时天下富有，人民安康，社会进步，让你们目瞪口呆，让反对我的人再也说不出话来。由此看来，王安石真是个理想狂，是个不切实际没有思维的偏执狂，多少人的劝说建议他能听进去呢？简直白费口舌。
　　 仁宗朝，他考中进士，刚刚任地方官，写过一篇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改革主张，仁宗认为他的主张过于乖张，就是激进狂妄，看后不屑一顾，未被采纳，所以仁宗朝王安石一直未被重用。王安石曾在御花园和大臣们一道陪皇上钓鱼，无聊就不停抓食鱼饵，宋仁宗目睹他这一行为，认为他故意做作（误食一颗尚可理解，但吃完一整盘显得虚伪），而且鱼食有什么好吃的？怎么会一颗接一颗地吃完一盘呢？显示整个人乖张无趣，不可理喻。王安石性格执拗，拒绝多次升迁调令，以邋遢形象示君，让仁宗不无厌恶，加剧君臣隔阂‌。王安石特别腌臜，神宗的一次朝会上，皇帝召见王安石，坐榻很近，看到他的虱子竟然从头上窜到胡子上，又从胡子上窜回头发里。宰相王桂也看到了，嘲笑他，还给他开了光的虱子写了两句诗：“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这样的人也着实怪诞无状。
　　 我们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特别熟悉，就在中学的课本上，历来被认为是优美的政论文，句式简练，语言精准，对答的切中要害，给对方猛重狠的回击。参考书上是这样说的：《答司马谏议书》作为一篇经典驳论文，其语言特色与论证逻辑均展现出较高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语言特色，论证逻辑，明确立场‌，历史影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彰显改革决心。 ‌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文献，体现了中国古代改革家在保守势力压制下的坚持与策略。 ‌这样高的评价，足见其价值了得。
　　 对于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从未被重视，我们也不熟悉，可是读这篇文章却让人有深度的享受，不论是文风，或表现的理性，科学，以及用词的恰当和推论的严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们还是多读读司马光的文章吧，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教育。与王安石比起来，司马光的品格更加高洁，他刚正简朴‌，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严谨治学‌，学识渊博，直言犯上。他才是朝堂之上高山仰止的国家重器，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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