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记
　　 在仙居中学工作一年后，我到仙居教育局。在这里，我工作了3年多。
　　 仅仅当了一年老师，就变成教育局干部，说起来有点戏剧性。
　　 在仙居中学任教第二学期，有天我从广播上听到仙居县广播电视局招收记者的公告。做记者，我从小就向往过。听到广播上的公告，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就偷偷去报了名。那时候简单，证明、介绍信什么都不需要。结果，我考中了，听人说还是第一名。但最后，没有录用我。当时的广电局长郑铭楷，亲自召见，告诉我，说他多次与教育局沟通，教育局这边就是不放人。因为上面的规定很严格，教师不能调出教育系统。
　　 恰恰在这事之前，我所在的仙居中学校长王继森，调任县教育局局长。思前想后，我斗着胆子找到他，毕竟原先他是我的校长，有点相熟。我对他说，既然去不了广播电视局，请求回老家临海工作，或者调出仙中，到仙居其它中学教语文，在仙中，我真教不了政治课。王局长听了我的想法，也没有多言语，只是两手挠挠自己的头。最后，他要我第二天下午再去找他。我再见到他时，他同样没有多少言语，只说，你明天到教育局来报到吧！
　　 就这样，我成了仙居县教育局的一名干部，岗位是局办公室。
　　 教育局并不陌生，分配报到时，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宿舍，我暂住在教育局招待所。管理招待所的沈华锋，当时就很熟悉。还曾因为帮女朋友Z打碎她所住房间的气窗玻璃，闹出过一场小风波，住在局里的老局长胡寿延、前局长李相缪，现任副局长张新民，当时就在现场，他们因我敲玻璃一事，严厉批评过我，也算有点脸熟。
　　 办公室岗位，干的是非常繁杂的工作。当时，仙居全县有几百所中小学，上传不达，全靠电话、文件。文件一发，就是几百份；电话一打，即使到各中学、公社中心校，也要好几十个。我管着教育局公章，每份文件盖好公章后，还要写信封。打电话更是十分艰难的事，那时是手摇电话，先向邮电局话务员报上通话地址，然后排队等待，往往是一个电话，要等大半天。才一二个月，我就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烦。
　　 好在不久，办公室来了位老王，大家都叫他小水牯。老王半过半百，以前在县里当过文书，“文革”时，曾是仙居县城的风云人物，现在落实政策到局里工作。写信封、打电话、分报纸、盖印章这些，对老王来说，是熟门熟路，我因此轻松了许多。
　　 不久，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教育报》、《中学生天地》、《小学生天地》等报刊，在各县设立通联站，王继森局长把我找过去，要我兼职通联站的工作，一是做好《浙江教育报》等报刊的发行工作，二是要多写文章，把仙居的教育好好宣传出去。
　　 做报刊发行，要跑县里各中小学。因为我跑得勤，与全县许多中小学领导，成了我朋友。仙居穷，学校也穷，但教育报刊的发行，在台州、全省都不落后。
　　 教育宣传上，我也很卖力。王继森局长到任后，既抓普通教育，更重视职业教育。那时，他就提出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招生比例，要达到1：1，一手建起横溪农技校、下怀农技校，还把县里第三中学，改办成职技校。因此，当年的仙居教育，亮点多多。我用手中的笔，把这些亮点，在仙居广播站、《浙江教育报》、《台州日报》上宣传出去，连年被这些单位，评为积极或优秀通讯员。1986年上半年，全省职业教育现场会在仙居召开，我与仙居电视台的朋友周敬日，制作了一部反映仙居职业教育成果的专题片，参加会议人，都说这个片子做得好，我很受起鼓舞。期间，浙江教育报刊社范平强、杨东赴等老师，经常指点、鼓励我；《台州日报》郑再灵、陈景华等编辑也是很关照我；《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的胡哲启、阮宝友俩位前辈，到仙居采访教育，也都带上我。有年秋季开学，仙居印刷厂擅自提高学生作业本价格，影响开学，师生反响强烈。我了解情况后，采写了一则批评报道，《台州日报》在一版头条，加编者按、套花边刊发，最后促使问题解决。在当年的台州日报通讯员会议上，总编辑卢秀灿反复表扬这一报道。
　　 当年的仙居教育局，人不多，但集中了全县教师队伍中的优秀分子。王继森局长自不必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非常难得的教育专家。普教科科长张光努，对教育常有独到深刻见解，还写一手好文章，局里一些大材料，多出自他手。物理教研员邱瑞芝、生物教研员徐志苗、化学教研员郑洪培，皆是学问高深、个性鲜明之人，在全县老师中极有威望。郑洪培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戴着付深度近视镜，说起化学、数学，头头是道，激情飞扬，但在生活中，他低能、风趣，活生生书呆子一个。他去菜场买菜，常把买好的菜丢在菜场空手回家；老婆叫他去学校接女儿，接回家的常是邻居家的孩子；星期天他来单位上班，说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徐志苗是生物教研员，但他对许多古文倒背如流，能识甲骨文、梵文，还会篆刻。我所在的办公室，主任叫杨森岳，能写会道，上传下达，服务领导，协调科室，不卑不亢，应付自如，是我迄今为止认为的最有本事的办公室主任。
　　 最让我怀念的，是当年局里的工作氛围。当年的仙居教育局，30人不到，但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各忙各的，有事相帮，有话直说，不用藏着捏着，即使为某事红了脸，也没有人计较。杨森岳之后，办公室主任是应明友。他常带着我到乡下学校检查小学入学率、流失率等，我们一起乘三卡、骑自行车，一起爬山越岭、涉河过水，晚上住在乡镇简陋的小旅店里，常常是一起高唱样板戏，不像上下级，更像一对好朋友，1987年，我申请加入党组织，在讨论我入党时，局里的张天才当着我的面说，小胡工作很好，但抛弃女朋友，思想有问题。我辩解几句。张天才严肃批评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可第二天，他就向我道歉。原来，他经过认真了解，证明我的辩解，完全是事实。在政协工作时，我因要出差去车站买车票，因为指责几个小混混插队，遭受围攻，不知什么时候，张天才与局里的另一位老同志林介叨及时出现在我面前。张天才大声吼道：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殴打县里干部，这还了得！正因为他们俩挺身而出，才让我解了围。凡此种中，故事很多，当年局里的同事们，就是如此简单、可爱。
　　 在教育局工作时，局里在办公楼二楼，给了我一间10平方左右的宿舍，每天早上或黄昏，我站在宿舍的窗边，会看到一位姑娘，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穿着一套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务，骑着一辆飞花小自行车上下班，这就是陶灵芳，当年她在仙居汽车修配厂上班，住在与教育局一墙之隔的县委宿舍。因为南峰文学社几次活动，我被她的才情与为人吸引。现在如此相近，爱情自然发生了。在这间小屋里，我们一起谈工作、谈文学、谈人生。让我尴尬的是，与陶灵芳恋爱不久，初恋女友Z也从仙居三中，调入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局里给她安排的宿舍，竟然在我的斜对面，尽管陶灵芳很理解，也劝我多关心Z。但一年多下来，虽然每天面对着Z，但平时很少与她有交流，仿佛Z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普通同事，心里很是愧歉，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