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医学院那时，老教授领我们参观解剖室。推开门，一股福尔马林的气味扑面而来，十几具尸体整齐排列，覆着白布。老教授掀开一角，露出一只青白的手。
　　 “记住，”他说，“这不是尸体，是大体老师。他们生前可是签了捐赠协议，死后还要站着给你们当老师。”
　　 我盯着那只露出的手看，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感。但我此刻想起了母亲对我说过的话：“作为医者，每日都在生死边缘徘徊。要接受生死，勇敢面对。因为你行的！”是啊，我行的！我一定行的！想着母亲说的话，我强迫自己抬起头去看，看到那位死者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腕上还有一道浅疤痕。这可曾是个活生生的人呀！会痛会笑，如今却成了我们这些人的“第一台手术”对象。
　　 后来我主刀第一例阑尾手术，病人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麻醉前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医生，我会死吗？”我当即斩钉截铁地答道：“不会！”
　　 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紧张的不行，我的手心里也已经全是汗水。那天的手术很顺利，但缝合时我的手一直在抖——原来生命如此之轻，薄薄一层腹膜下，就是生死之隔。
　　 急诊科的张主任有句口头禅：“阎王要人三更死，我偏留他到五更。”去年冬夜，急诊室送来个心肌梗塞的老人，心电图已经拉直线了。张主任跪在担架车上按压，跟车来的家属哭得死去活来，乱成一片。张主任当即吼了句粗话，硬是按了四十分钟，把心跳给按了回来。后来老人牵着曾孙女来复诊，小女孩给张主任兜里塞了颗奶糖。
　　 我们科的小护士林妍，有次给晚期肝癌病人换药。病人突然抓住她手腕说道：“姑娘，给我来个痛快的吧，我不想治疗了。”林妍反握住那只枯枝般的手说：“大伯，您看窗外那株玉兰，等它开花时，我摘一朵别您床头好不好？”后来玉兰花开那天，老人已经走了，床头却真有一朵沾露的玉兰花。
　　 去年会诊遇到个棘手病例，患者是先天性脊柱裂的弃婴，被福利院收养。手术风险极高，但不做手术孩子活不过五岁。科室争论不休，最后主任拍了板：“做！孩子的命和总统的命，在医生这儿都是平等一样的。”
　　 八小时手术后，主刀医生瘫在更衣室地上，却咧嘴笑了——监护仪上的数字很平稳。
　　 也有痛心的时候，上个月有个服农药的姑娘，才十九岁。洗胃时她挣扎着说：“别救了我不想活了，我只想死……”我对她大吼道：“你指甲油还没掉呢，就想走？”但遗憾的是，最终人还是没救回来。清理遗物时，发现她手机屏保是张日出照片，备注是“想看看明天的太阳”。那晚我坐在值班室，盯着东边看了很久。
　　 门诊常遇到独居老人，其实没大病，就是想找人聊聊天说说话。只要一有空我都会去门诊转转，和他们说上几句话，让实习生多陪陪他们，听他们唠叨几句。有一天，于奶奶还从兜里掏出几个柿饼说：“何医生，你尝尝，我孙子最爱吃这个。”后来才知道她孙子几个月前就车祸走了。那些柿饼，恐怕是搁了太久，都有些发硬了。
　　 值夜班时我常去新生儿科转转，那些保温箱里的小家伙们，有的还没巴掌大。有次看见个爸爸贴着箱壁唱跑调的摇篮曲，护士要阻止，我摇摇头。第二天听说，那个早产儿的血氧居然整晚都很平稳。你看，这就是生命的力量，生命有时坚韧得超乎人的想象。
　　 我们科墙上挂着幅字：“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话被来来往往的人磨得有些发旧了。但每个清晨，当阳光斜斜地照进来，那些笔画间的金粉还是会微微发亮。
　　 记得有个肺癌晚期的老教师，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他拒绝镇痛泵，说要保持清醒备课——病房成了他的教室，来查房的医生护士都成了学生。最后一课讲的是《纪念刘和珍君》，讲到“真的猛士”那句时，监护仪突然响起警报。他摆摆手，坚持把课文念完才允许我们抢救。
　　 太平间管理员老李有本特别的登记册，里面除了基本信息，还记着每位逝者临终前的一些事情：“3号病床张阿姨，临终前突然坐起来要梳头”“22床小伙子，心电图平直后，眼角滑出了滴泪”。他说这不是迷信，是想提醒我们，生死之间有条模糊的界限，得怀着敬畏之心去踏足。
　　 上周抢救室送来个溺水的孩子，救上来时已经没呼吸了。年轻的住院医师不肯放弃，嘴对嘴人工呼吸，孩子突然呛出口水，“哇”地一声哭出声来。那医师转身就吐了——原来慌乱中吸进了孩子的呕吐物。大家却都笑了，因为世上没有比这更干净的污秽。
　　 我办公桌抽屉里存着些特别的东西：一颗乳牙（小患者拔牙后非要送我的）、褪色的电影票根（康复病人送的）、干枯的四叶草（化疗女孩在病房花盆里找到的）。这些不值钱的小物件，比任何锦旗奖状都珍贵。它们提醒我，医生治的不只是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有天深夜，我在急诊室门口嚼口香糖，保洁王阿姨过来突然说：“你们当医生的真的很了不起，天天跟阎王爷抢人。”我摇头：“我们只是帮生命多争取些时间，好让该开的花开完，该圆的月亮圆。”她怔了怔，掏出口袋里的茉莉花别在我胸牌上：“听说你的母亲以前也是医护人员，叫茉莉。那你可得加把劲呀！今儿十五呢。”
　　 生命到底是什么？是监护仪上的曲线？是病历上的数据？还是清晨查房时，病人床头那杯冒着热气的水？行医六年我渐渐明白：我们捧着的不是器官的组合，而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故事。医生的天职，就是让这些故事，能多写一章，再多写一章。
　　 窗外又传来推床的滚轮声，我扣好白大褂的扣子，走向那个正在疼痛中等待的生命。胸前的茉莉花此时悄悄地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