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组记
　　 1989年初，仙居县委报道组组长胡本揣找我，希望我到县委报道组工作。在县里，报道组算是专业的新闻工岗位，主要为三级党报服务。新闻工作，是我多年的向往，在教育局、政协工作期间，更培养了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听老胡说后，我立即答应。
　　 报道组在县委办公楼右侧三楼，虽也算县里的一个机构，但就老胡与我，一老一少二人。老胡是个老“报道”，在报道组工作了许多年，在《浙江日报》、《台州日报》上，三天两头能读到他采写的报道。在教育局与政协时，因工作关系，与老胡常有接触：一些重要的题材，在采写前，常会过去，请教老胡；因连年被《台州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也常跟着老胡去开会；他还代表县里，对在《浙江日报》、《台州日报》刊发的重点稿件，进行奖励，我是获奖最多的一个。从第一次见老胡，我叫他胡老师。此后，也一直这样尊称他。
　　 到报道组第一天，老胡与我闲聊，聊他在报道组的工作经历，聊他上山村、下企业、住农家、抗台风等采访故事，聊他这么多年的心得、体会。言谈中，充满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自豪。老胡还从办公室的铁皮箱里，拿出一迭迭剪报本，里边贴的，是50年代以来，仙居在《浙江日报》等各级党报刊发的各类报道，多是报道组的作品，也有全县各通讯员的。老胡告诉我，时任武警总队政委的张秀夫，以前就在这里工作过。他翻出张秀夫当年的作品，其中有一篇，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当年《浙江日报》头版下部通栏刊发的，标题叫《辩证法上高山，云雾田出高产》，报道的是仙居最西部安岭乡”大跃进“的故事。
　　 刚进报道组，我总觉得没东西写，就每天盯着《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台州日报》,报纸上报道什么，我在仙居找什么。办公室有部电话机，号码是“2239”，后来变成72239、再变成772239，我对着报纸，给乡镇、部门、企业打电话，找题材。后来觉得这招不行，写出的东西多为“马后炮”，写出的文章录用率低。老胡指点我，不要跟着别人后面，做新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跑多想，学会提问题。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是邻县临海报道组一位同志，有天在县城车站看到一个乡镇企业张贴招工广告，他觉得很新鲜，为了赶时效，就把广告扯了下来，电传到浙报，结果第二天就上了头版头条。因为，之前都是城里的企业到乡下招工人，现在乡下企业到城里招工，新鲜，有价值。
　　 这以后，我养成了带着眼睛去发现，带着问题去思考的习惯。当年《人民日报》经常刊发言论，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仙居县的领导，作风却非常深入。1991年大年初一，县长王猛照登上地处仙居、黄岩、永嘉三地交界的苗辽山林场，帮助林场排忧解难。此前，我从好朋友、场长杨建法口中得知，这些年里，王猛照县长是每年都有一二次深入苗辽林场，先后帮助林场解决了几十个问题。获知这一消息后，我当采写了《县长再上苗辽山》一稿，次日《浙江日报》一版刊发。安岭是仙居最西部、最贫穷的乡，县委书记颜安兰上任一年，三上安岭，指导乡里的脱贫工作。他第三次上安岭时，我全程跟踪采访，采写了《县委书记三上安岭》一稿。这二篇报道，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反响。1991年年底，淡竹大桥举行通车典礼，本来，这连一条简讯也做不了，但在现场，我发现出席典礼的县委书记颜安兰，谢绝乡领导的邀请，坚持请现场的两位农家老汉来剪彩，马上采写了现场新闻《农家老汉剪彩记》，在多家报纸刊发。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专栏，刊发了评论《剪彩不必请领导》，这篇评论，就是以农家老汉剪彩一事为由头的。经《浙江交通报》推荐，《农家老汉剪彩记》获评省新闻奖三等奖。
　　 记得是到报道组后第二年，我参加《台州日报》一次听课，讲课者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叶春华。叶教授说，眼下的报纸读者不喜欢看，为什么？因为报纸上的文章，多是枯燥、呆板、泛味，新闻报道也要改革。我体味着教授的话，尝试新闻新写法。
　　 不久，《浙江科技报》老编辑陈幼樵到仙居采访板栗“嫁接换种”，我写好稿件后，他把引题改为“仙居农民给板栗拦腰一刀”，很是形象生动。他指点说，新闻要有动感，写新闻要多用动词，特别是标题。此后，我在采写过程中，尽量做到抽象思维，形象表达，多用形象语言，多用短段落、短句子，多讲人的故事。长久坚持，渐成风格。浙江日报总编辑江坪，以及韩林夫、凌顺龙、陆梅阳等老编辑，多次表扬肯定我，也因此与我成为“忘年交”，一些好选题，我会毫不客气地向韩林夫、凌顺龙、陆梅阳等老师讨教，他们也会经常向我约稿，这也使我养成了以《浙江日报》标准写新闻、做新闻的习惯。
　　 在报道组工作，不但要自己能写，还要带动更多人写。老胡作出了好表率。他年纪大，没有我跑得勤，但他对全县各乡镇、部门的情况了如知掌，因为他身边有一支遍布全县乡镇、部门，甚至农村的通讯员队伍。平时最忙，只要通讯员上门，他都是热情接待，与他们一起商量选题、探讨角度，帮助他们修改稿子。当他们的稿件见报了，他又会打电话向他们道贺，还很细心地用尺子和裁纸刀，把见报稿裁下，在贴报本上贴好。我向老胡学习，很快与这些通讯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通讯员队伍。在教育局工作的朋友沈华锋，摄影技术很好，我经常与他一起，上山下村，引导他学习新闻摄影。华锋很有悟性，很快成了行家里手。前些年，他用当年我们一起学习的新闻理念，指导人家创办了社区新媒体APP《仙居微生活》，很有影响力，前年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高善罡到仙居时，给予很高表扬。
　　 更重要的是，这些通讯员成了我的“新闻眼”，有了他们，我抓了一批又一批“活鱼”。有次，我从一位通讯员口中得知，山区上张乡农民张华柱创办的工艺品厂，在阿拉伯国家发布产品广告，立即采写了《仙居农民张华柱敢打国际广告》，在多家报纸刊用，还被《浙江日报》推荐参加当年省新闻奖评选，获二等奖。在此组期间，我有三四件作品，在省市获奖。县广播电台记者朱康华，为此写了篇题为《获奖专业户》的文章，发表在台州日报社内部刊物上。
　　 让我感触的，还有当年宽松的舆论环境。比如，当年许多报刊重视内参报道，重视舆论监督。各级党报，普遍开设“读者来信”专栏，让基层与群众有说话的地方。在报道组工作几年间，我每年都采写了一批内参、言论、读者来信稿件，甚至是批评当地政府、干部的报道。仙居某厂是当年的明星企业，青年职工余兴智下班时，帮助厂里装卸受伤致残失业，奔走多个部门没有结果。我经过深入采访，写了一组批评性连续报道。文章见报后，分管工业的一位副县长十分恼火，说我给企业、给仙居“抹黑”，厂长还打电话威胁，我是年青气盛，不被压力左右，继续深入跟踪报道，最后促成问题解决。让人欣慰的是，对这些报道，县里的主要领导，从没有批评过我，还会经常鼓励。颜安兰书记有次看望我们，专门讲到余兴智的报道，说批评其实是帮助县里工作，并指着我与老胡，诙谐地说：老胡、小胡，”二胡“协奏曲，弹得好。
　　 当时，爱人陶灵芳她从仙居汽车修配厂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同在一幢楼，我在三楼县委办，她在二楼县府办。当时的稿子，全靠手写，很多报道，是陶灵芳下班回家后，用复印纸帮我塍写的，一个稿件，往往复写几份，一稿多投。她写一手好字，对文字的推敲，有时比我精准，常常是她改了几个字，或者几个句子，稿子就灵动多了。后来，她学会铅印、电脑打字，成为仙居最早会用电脑打字的人之一，有些稿子，包括忙中偷闲写的一些散文、小说，是她在工作之余，用铅字，后来用电脑帮我打印的。报道组这几年的一些成就，“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