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坊间流传，是报社党委书记颜安兰带我到台州日报社的，这实为误传。我于1992年9月进入台州日报社，而颜书记是在同年12月，在仙居县委书记任上，调任报社党委书记的。
　　 彼时，我担任仙居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负责分管县委报道组、机要室等辅助性部门。同年8月上旬，台州日报社在台州宾馆（现为台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召开发行会议。会议间隙，新任台州日报总编辑不久的池福林，问我是否愿意来报社工作。我几乎没有犹豫，欣然应允。
　　 这份爽快的背后，有着双重原因：一是我为临海人，正是当时报社当所在地，遂了回家乡工作的愿望；二是记者职业是心中的理想，多年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经历，让我对新闻事业充满热爱与向往。
　　 池老总见我如此爽快，很是高兴。随后不久，总编室副主任孙贵光便前来仙居商调我。整个过程很顺利，短短数日便尘埃落定。
　　 之所以称之为顺利，是因为在此之前，我曾数次尝试调动工作，却均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其中，既有临海市委办领导前来商调，也有临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包国强点名调我，但均因仙居方面的婉拒而未能如愿。中间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原因造成的。当年，台州地委办公开招聘，我虽获入围，却遗憾落选。当时，在地委办担任主任的仙居老领导陈永浩，私下询问我是否愿意到台州纪检委工作，考虑到个人职业规划的契合度，我最终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
　　 后来得知，此次得以顺利调动，确是得到颜安兰书记的帮助。这次，他乐意放行我。当时我推测，这或许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颜书记在仙居的任期即将结束；二是报社对颜书记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是玉环县委副书记，并在此前担任台州日报副总编辑，报社可说是他的“娘家”；三是颜书记可能认为我并非行政工作的能手，而更适合在报社施展才华。他随后也调任台州日报社，出乎我的意料，想必也非颜书记事先所能预见。
　　 后来我就此事征询过颜书记，证实了我的猜想。他还特别地说，觉得报社最适合我的发展。
　　 报社昔日驻地于临海东湖之畔的洪池路上，我孤身一人，撇下妻女，在临海工作。在报社附近，紧邻菜市场的简陋小旅社内，我租了一房，权作临时栖身之所。初始的岗位，是经济部的记者。
　　 尽管初到报社，但其中多数同仁并不陌生。在报道组工作期间，与报社交往频繁，许多同志曾给予无私的帮助。
　　 未几，我被委任为经济部副主任。经济工作，乃党之核心要务，经济部自然是报社之重要部门。部门主任杨元梁，思维敏锐，勤勉敬业，稿件频出，堪称报社之翘楚，亦是我心中之偶像。至于其余同仁，他们或专注于工业报道，或深耕农村题材，或擅长财贸领域，皆为报社之中坚力量。昔日我以师事之，今朝却成为他们的领导，这无疑是对我的一次职业考验，心中难免生出几分压力。
　　 当年的经济部采编合一，同仁们身兼数职，既要负责条块上的采访，还需承担组稿、编稿、版面规划与排版、校对等繁重工作。编辑业务，我全然陌生，或许正因如此，老杨出于关照，并未安排我负责具体版面，而是让我专注于采访工作。
　　 那时的台州，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中，从海岛到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处处洋溢着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热情。“两水一加”（水果、水产及食品饲料加工）的兴起，引领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股份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民营经济，在全地区城乡蓬勃发展；以集体企业改制为突破口，产权制度改革方兴未艾；以块状产业为依托，农村工业经济生机勃勃；以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为引领，城镇市场群体日益壮大……台州大地上一幕幕改革发展的壮丽画卷，成为经济报道取之不尽的“矿藏”。我满怀激情，穿梭于台州各地城乡之间，挤公交、乘三轮、骑自行车乐此不疲。
　　 让报社同仁高看一眼的，无疑是我参与的嘉兴异地采访。彼时，嘉兴市在招商引资方面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与成效，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地委领导决定派遣报社团队，深入总结、学习、借鉴嘉兴宝贵的发展经验。我有幸跟随副总编辑王自亮，成为采访团队一员。
　　 在采访团队中，我资历最浅，自然主动承担起主要撰稿的重任。随后，一系列近十篇的“嘉兴见闻录”以醒目的版面和标题，在《台州日报》上相继刊出。同时，我根据在嘉兴采访期间的感受，撰写了一组时评文章，共计五六篇，进一步丰富了报道的深度与广度。这场“硬仗”，不仅赢得了地委、行署领导的多次表扬，也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正值报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报社领导紧跟时代步伐，决定对《台州日报》进行改版升级，引进了先进的激光照排和彩色印刷设备，并计划将原有的黑白对开四版小报，改版为彩色对开版四版大报。在改版过程中，我申报了路桥金清镇集体企业改制的选题，并阐述了采访的主题、立意及思路，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认可，他们当即决定由我率队深入金清进行采访。
　　 金清地区的股份合作企业、个私企业发展蓬勃，而部分原先戴着集体“红帽子”的企业，却因产权不明晰而陷入困境。路桥政府以轮窑厂为突破口，大力推行产权制度改革，成功实现了“摘红帽”改制，救活了一大批集体企业。我带领团队深入金清调研、座谈、采访，并请台州体改委专家指导。最终，形成了一组“金清集体企业改制”系列报道，其中首篇报道荣幸地成为《台州日报》改版后的首个彩色大报头版头条。出人意外的是，在当年年底举办的省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这组报道荣获了优秀理论成果奖。
　　 经济报道抽象、乏味，难写、难看。我曾暗下决心，努力让自己笔下的经济新闻出新出彩。因此，我对那些出类拔萃的经济新闻记者们充满敬意，尤其是《经济日报》上詹国枢、庹震等人的文章，我几乎每篇都会剪贴下来，将它们视为学习的典范，反复揣摩。詹国枢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一文，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他们的文章，既展现了深刻的抽象思维，又辅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既见人又见事，字里行间充满了思辨的光芒。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我终稍有所成。报社内外的不少人认为我写的经济报道吸引人，且富有灵气。这得益于我坚持了以下几点：一是注重角度的选择，既从高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以读者视角切入；二是善于讲故事，人始终是新闻的核心，经济新闻也不例外，要深入挖掘经济现象与问题背后的人文故事；三是讲究表达的艺术，尽量运用文学化的语言，使报道更加形象生动；四是注重结构的安排，努力采用短段落、短句子，以减轻读者的阅读压力。
　　 这阶段实践，让我坚信，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但扎实的文字功底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一个出色的记者，必然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
　　
　　 二
　　 1998年下半年，我由浙江日报驻台州记者站站长任上，调任至台州日报社编委并兼任记者部主任。
　　 工作以来，单位与职务几经变化，基本上是组织安排，个人遵从。但这次“回锅”台州日报社，是我破例争取的。
　　 此番“争取”，实属无奈。因时任市委、浙报个别领导，对我颇有微词。我自知之明，遂鼓起勇气，向浙江日报社提出请求，希望帮助回台州日报社工作。不久后，心想事成。
　　 彼时，是台州撤地设市后的第四年。市政府由临海迁至椒江，多数市级部门亦在椒江借地办公。报社因人员众多，加之印刷厂之需，搬迁事宜一时难以周全，故本部仍设于临海洪池路口。而记者部，作为报社的派出机构，则借用椒江区政府一幢房子里的三间屋子，作为办公之地，当时记者部共有五六位成员。
　　 于我而言，此次重返属“吃回头草”，虽然离开仅短短两三年，但报社已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幸运的是，记者部的同事们大多与我共事过，相互有着较深的了解，让我能够快速融入。
　　 未已，报社一位领导借出差椒江，前来探望记者部的同仁们，并对我说：“以后要好好工作。”我揣摩着这句话，不知这是领导的期望还是善意的提醒。不过，这让我始终牢记着，因为这是基本的职业操守，也是我个人的本分。从浙江日报社回到台州日报社，在外人看来或许是职业道路上的“下行”，但我主动选择“水流低处”，正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我，实现“好好工作”的初心。
　　 到新岗位后，我尽力履行“顶天立地”的使命。顶天立地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责，也是我多年工作经历得出的感悟。服务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中心工作，这是顶天；服务好广大百姓，为人民大众鼓与呼，这是立地。天顶得住，方能地上站得牢。
　　 然人力有限，记者部不得不将重心聚焦于服务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特别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市内的重大会议与活动。因此，记者部的报道内容，一度时期多以市里领导活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为主。此类报道虽有其既定模式，易于撰写，但往往因程序性强，显得高高在上、拘谨乏味，难以吸引读者眼球。然职责所在，必当全力以赴。一方面，我持续强化时政报道的质量，积极倡导改革领导活动与会议报道，力求在常规的议题中发掘新闻亮点，挖掘深层次的新闻价值。同时，加强重大主题报道的组织策划工作。另一方面，努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老百姓成为记者笔下的主角。
　　 基于此，向领导提出了加强记者部团队建设的建议，期望通过增加人员力量，更好地履行职责。领导表示，报社即将启动“竞争上岗，双向聘任”的人事制度改革，届时将会综合考虑。
　　 不久后，改革举措推出。结果令人欣慰，绝大多数原中层干部赢得了领导与群众的认可，仅极少数落聘，也有新人脱颖而出。
　　 这一改革，不料引发了一场波澜。据传是触动了报社领导间的平衡，由此产生了“阵营”说。有了阵营之分，大家身不由己，即使你特立独行，也往往被人归阵，我也成了被“归阵”的人之一。
　　 中层干部竞岗尘埃落定后，“双向聘任”随即展开。领导曾承诺为记者部增援，但分配过来的，是几位落聘员工。虽如此，我也坦然接受。相信每个人都有其自身潜能，关键在于如何为其创造施展潜能的机制与环境。
　　 两年后，报社再次启动“竞争上岗，双向聘任”。我再次从落聘者中挑选了几位过来。他们之中，有初出茅庐的“硬头犁”，有因一时报道失误而受处分的记者，也有来自报社辅助岗位的人。记者部的团队因此得到壮大，副主任中，先后有叶程鹏、洪卫、郑再灵、俞益成四位同志与我并肩作战。
　　 我始终认为，做领导的不在于自己多能干，而在于培养人、用好人。期间，记者部确立了市主要领导的报道机制，指派固定记者专职跟从报道。同时，根据工业、农业、政法、交通等各大系统，分派记者对口联系。在内部，建立了师徒结对、选题会、评稿会及业务论坛等制度，提升团队业务能力。报社迁至椒江新办公大楼后，招聘了一批新记者，并在社内各部门跟岗锻炼。到记者部轮岗的第一天，我便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深入山区海岛进行为期三周的蹲点采访，报道所见、所闻、所感。采访结束后，组织了点评会，由部里的资深记者对新记者的作品进行点评，整个部门洋溢着浓厚的业务学习、团结协作氛围。当年记者部的同仁们，后来大多成为了报社的中坚力量，有好几位走上了领导岗位。其中，当年的新记者刘中华更是出类拔萃，现已成为浙江某地市领导班子的成员。每当我们偶遇，他总会感慨那段蹲点采访的经历，说这是他人生中一段宝贵的财富。
　　 队伍规模、业务能力的壮大与提升，加速推进了记者部职能转型，这就是强化重大主题报道的创意、策划、组织、实施。在短短一二年内，记者部精心策划并组织了台州民营企业发展、中心城市建设、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探索等一系列重大主题报道，成功组织了“市两会”、“千年曙光节”、“世界武术大会”等重大活动的宣传。
　　 此阶段，我尤为关注农业、农村改革。我选定仙居种粮大户余汉华为重点联系对象，坚持每年进行蹲点报道；带队深入温岭市松门镇，系列报道“松门论坛”。后来，“松门论坛”成为全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期间，以台州知名企业家池幼章为主角的《利民，你还好吗》等数篇作品，荣获了浙江省新闻奖。
　　 这一阶段，正当报业如日中天之时。《台州晚报》势头良好，渐成新秀；整合椒江、黄岩、路桥三区报纸，办起《台州商报》；与邮局脱钩，办起自办发行；广告需要排队、印刷厂业务繁忙。纵向比，报社是得到发展了，但横向比，却显落后。其原因，是久被内部不和谐之音困扰。我虽尽力奉献，也常成困扰对象。个人荣辱得失，自是风轻云淡、坦然面对，可台州报业发展受到影响，令人扼腕叹惜。
　　
　　 三
　　 在其他诸多方面，我显得懒散、笨拙、不才，但唯独在媒体领域，满怀激情与才情，这或许正是人们常说的天赋、秉性所在。世间万物，各有其天赋、秉性，而我的天赋、秉性，似乎就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