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做白内障手术，是我背着她去的手术室。
　　 妈妈到了晚年，浑身是病。心脏病，血压高，房颤，哮喘，胃病、风湿等，每天，都吃一大把药。她的个子明显比以前矮了，超不过一米五，身子弯成几道弯。背是驼的，脖子下，腰部上，拱出一个三角形。这让她走路时，总没有办法直视前方。右肩低，左肩高，无论走或站或坐，脑袋总要偏向右方，整个身子是斜的，像被重物多年压迫的样子。她是解放脚，脚掌没大变化，但脚指被挤成一团，虽然被“解放”了，但还是畸形，骨拐突出，一双布鞋的两个内侧，总要提前磨坏。走路，自然不是很稳。加上身体肥胖，两只脚，好像支撑不住身子似的。手指也变形了，拇指、中指、食指，都有些弯曲，并拢不上，有些鸡爪形状，拿东西攥不结实。
　　 每次回家，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我就要心酸一阵。她的这一身病，她的不像一个正常人的体型，是她一生劳累落下的，积劳成疾，不可逆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俗话说，来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看着妈妈的样子，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来病，其实更是个抽丝的过程，没有一生的恶劣状态下的操劳、折磨，她是不会落下一身疾病的。妈妈一生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她的后背，好像长期背着凉冰。即使在酷暑，后背也是凉嗖嗖的。寒气，已经在她孱弱的躯体里扎下了根，扎下了让她痛苦的根。妈妈还总哼哼，拉着长声，喘着粗气哼哼。她说，哼哼着，身体的痛苦就似乎减轻了些。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从学校或田里回来（先当教师，后做农民），听到妈妈在炕上哼哼，就紧蹙眉头，嘬着牙，发出“吱吱”的声音，心疼，烦燥，又无可奈何的表情。妈妈听到父亲的“吱吱”声，往往以为父亲是烦她嫌她，也就生气地说：“你总嘬牙花子。要是不难受，我愿意哼哼？你一嘬，我更不好受了!”
　　 “那你就使劲哼哼吧！”父亲给妈妈倒了一杯水，不再言语。
　　 在1966年以前，我家草房东屋的红色板柜上，摆有一个单人的小镜框，里边镶着一张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她的散发，黑亮而浓厚，留海下边，衬托着一双大而有亮的眼睛；身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脚穿一双方口布鞋；个头看着修长，身材匀称，挺拔顺溜。可以称是一个漂亮的女性。晚年，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妈妈是十六岁过门嫁给父亲的，估计那是她当姑娘时的照片。她一生共生了八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排行老八，上边夭折了四个。她1921年出生，生我时，三十五岁了。从我三四岁记事时起，她在我眼中现的形象，和那张照片比较起来，就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了，除去头发还那样浓密，以后逐渐花白、全白，身子早就变形了。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妈妈身子最好时候的样子。我是她的老儿子。我为她曾经那么端庄大方而自豪，我更为她过早地改变容颜、失去青春而难受。岁月的风霜，真是无情！
　　 同是在那个板柜上边，和她照片放在一起的，是一堆有着老虎头像的玻璃瓶虎骨酒，有空瓶的，有半瓶的，有整瓶的。那是大哥从北京给她买来的。她十七岁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参加工作也早，开始在济南，一年后就到了北京。我认识几个字后，知道那是追风祛寒的。打开瓶盖闻闻，一股浓烈的苦辣刺鼻的中药味。虎骨酒瓶子旁边，还放有一个父亲喝酒的一个三钱小酒盅。妈妈就用这个酒杯喝药。她的病，早在年轻时就落下了。
　　 1966年冬季，妈妈那张年轻漂亮的照片，被突然闯进我家的几个小学生拿走，摔破烧毁在门口大坑边上了。其中一个说，照片是“四旧”，要破。妈妈说:“那就拿走摔了吧！”这几个小学生，是本村的，都是我们学校的。那年我读二年级，他们是四五年级的。我没有资格参加他们的活动，当时特别羡慕他们。后来，妈妈又自己或和亲人们拍了些照片，但都是弯着胖胖的身子，顶着雪白的头发，眼角处的皮肤，也耷拉下来很多。最大的特点是多了慈祥、善良。
　　 父亲，1978年就去世了，68岁刚过。这年，妈妈58岁。这时，我已经考上师范，在外读书，不能每天和妈妈在一起了。村里分给家里的几亩责任田，都是二哥二嫂去种了。她实在没有力气再干那些粗重的农活了，但她干惯了，待不下去，就给二哥他们打下手。她从十六岁来到我家，就没中断过在土地上干活。父亲在村里小学教书，每天起早贪黑，扎在学校，忙得不可开交。大哥二哥上学，三哥和我很小，由奶奶看护着。土改后家里分到的十多亩土地，大都由母亲一个人收拾。从互助级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妈妈整天泡在地里，种玉米、种小麦、栽白薯、种大豆，还有好多其它杂粮。没有拖拉机，没有骡马，只有一条驴，是四家共有的，我家拥有一条驴腿。我有个光棍老爷，正值年富力强，但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轻易不下地，偶尔兴起来到地里，也是对妈妈横挑鼻子竖挑脸，惹妈妈生顿气，他就回家了。妈妈柔弱的双肩，杠着一家六七口人的口粮；到了夜间，妈妈粗糙的双手，还要为一家人缝补被褥衣袜。很难想象，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了，她基本不下地了，但一家五六口人的一天三顿饭，全是妈妈一个人的事，还要浇浇院子里的菜蔬，喂鸡、喂猪、喂羊。也是累得直不起腰。
　　 70岁以后，妈妈终于闲下来了，但病魔却伺机变本加厉地作起怪来，几路病魔无时不刻不在啃噬她。好像妈妈来到世上，不是遭受苦累，就是遭受病痛。我们作儿女的，还好像很无助。带她去医院，买来好多药，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但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件事情，取得了神奇的效果，那就是打麻将，这让妈妈缓解甚至一时忘掉了病痛。妈妈早在1940年就和父亲学会了玩纸牌和麻将，但几十年没有摸了。改革开放了，村里一时麻将盛行。妈妈和几个老太太自由结组，也就“麻”了起来，或者在我家，或者去别人家。她们玩得特别小，二四八分的，四大圈下来，最大输赢也不过五六块钱。
　　 我早已从矿山调回唐山，回家看望妈妈的次数多了。每次我回来，都是在麻将桌上看见她。她很投入，每一次伸手摸牌出牌，都特别谨慎，给别人点一炮，输几毛钱，她后悔得念叨两圈牌时间。起初，我和二哥担心她腿脚不好，腰背都痛，久坐会更加不利或增添新的病症，过于紧张也会加重心脏负担，就劝她别玩，或少玩。但她使劲摇头，她说：“只有打上麻将，我的身子才少了疼痛，连吃饭都香甜了。”和她的牌友打听，果然如此。我们也就没有再劝她。凭她高兴去吧。
　　 但这样的好时光，不过二三年。很快，她的眼睛模糊了，视物不清，万、饼、条，东南西北，中发白，在她的眼里，都是朦胧一片。这有多少钱都要输掉。妈妈上火了。带她到医院，当即确诊，白内障已经成熟，非手术不能缓解。
　　 但她的基础病大多，风险太大。大夫让我们家人商量，最好放弃手术。
　　 妈妈听后，掷地有声地说：“宁可死了，也要做。眼睛看不见，麻将玩不了，浑身疼，活着还有什么劲头？”她又专门和我说，哥哥们不同意，就不和他们说了，让我把字签上。
　　 她这是在风烛残年的生命时光里，对光明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向往。我没有动力和理由违背妈妈的意志，我只能把妈妈的事情做得更好。我通过朋友，确定由这个三甲医院里最好的大夫为妈妈手术。
　　 眼科手术室在三层。妈妈不能上楼梯，腿脚和心脏都受不了；躺在转运床上，又担心她身子不直，吃力后血压升高，意外发生。
　　 大夫说，背着她上楼最好，随弯就弯，风险最小。
　　 我背上了妈妈，开始了由一层往三层的攀爬。这是我成年之后，和妈妈最亲近的时刻。妈妈的脑袋贴在我的肩头，白发撩拨着我的脖颈，我感觉如同小时候妈妈给我洗脸。她的双手紧紧勾住我的脖子，我的双手使劲兜住她的双腿，就如同我小的时候，妈妈抱我一样，不会因为各种情况摔下或甩出。妻子从侧面扶着妈妈。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上三楼。妈妈的不太均匀的呼吸，就在我的耳边，我感受到了妈妈的所有气息。这是独属于妈妈的让我最亲切最熟悉的气息。妈妈在双颊，就在我的耳边。她不住地小声劝我，别累着，休息下再走。我说不用，我很有力气，我的力气是小时候妈妈给我的。妈妈是在日子极端困难的年代里生下的我，她生怕影响我发育，就一起给我哺乳，一直到五岁。1957至1961，这正是共和国最艰难的几年。家的院子里，堂屋地下，每天都堆着不少用石灰水煮过的玉米骨头、玉米皮子和白薯拐子，还有各种煮过的树皮、树叶子、橡子壳。那是父母把其中仅有的一点营养榨出之后的垃圾。后来我知道，那些东西有的是根本不能吃的。妈妈吃的是最糟糕的东西，却在繁重的劳累之余，把身体的精华持续给了我。给了我健康，给了我力量。我就不记得妈妈的奶水是多么的稀薄了。
　　 这时，我的后背，有湿润的热乎乎的感觉，妈妈落泪了。快八十了，我就背过她这么一次，她感动了？不落忍了？我还未曾为你们做过什么呀！这年，我四十岁。
　　 果真是一位德技双馨的好大夫，他姓刘，留德的博士。他用枕头、床单、被子等物小心翼翼地给妈妈从后背垫好，不让她因为身子不直而分心用力，同时，温柔地对母亲进行心里疏导，说是小手术，很快，没有任何风险。
　　 手术非常成功。一周后，妈妈的眼睛亮了。
　　 又可以打麻将了，妈妈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79岁那年，她还是动弹不了了，瘫在了炕上。也不会说话了。但脑袋清醒，眼睛灵活。每次我回家，她躺在炕上，身子动弹不得，眼睛却随我在地下走动而来回转动，自豪而高兴的眼神。妈妈是始终能够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们离开的人间。
　　 那是2000年，妈妈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