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乡小学（现在的筠连县高坪苗族乡中心校）过去的地名叫“大庙上”，我的小学就是在大庙上度过的。
　　 我们乡的场镇在狮子山下，在狮子山的尾部的田畴中央有一块凸起的山丘，因为在解放前，这山丘上有一座寺庙，而且香火很旺，所以这个地方因庙而得名，乡民们称此地为大庙上。
　　 解放后，国家为了发展教育，破除封建迷信，于是因地制宜，将和平乡的小学设在了大庙上。从此大庙上就成为和平乡小学的代名词。
　　 从我家到大庙上，步行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期间要经过我们乡的场镇，场镇很小，用五分钟就可以走完狭长的街道。这街面是石板路，两边是低矮的平房，瓦房居多，这条短短的街道总有我们看不完的稀奇。走到场尾，再往前走转过马石坳，大庙上朗朗的读书声就传过来了。于是一改在街上溜达的闲情，一路小跑，往大庙上跑去。只听一声“报告”，人已来到教室门前，此时汗水也浸满了整张脸。语文老师胡映湘正在教室中央来回游走着，他一只手反插在背后的皮带里，一只手正拿着课本在领读。我的报告声并没有打断班上读书的声音，胡老师勾下头，目光从老花镜边框上方的空隙里穿过，投射到我的脸上。我顿时觉得胡老师带着愠怒的眼光是有重量的，我的脸更红了，汗水也淌得更多。胡老师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书轻轻地往我座位上扬了两下，我便识趣地往座位上挪去，心中有一种大赦一般的释然，并麻利地将语文书拿出来，扯着喉咙，如唱歌般地跟大家一起吼起来：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
　　 我大约是在五岁时去大庙上念小学的。
　　 当时的小学格局：向东横着一排木瓦房，是原来庙宇的正殿，此时是学校办公室，在其前方左右并列着一列石片瓦房，这就是我们的教室。于是教室、办公室就形成了一个向东的“U”字布局。学校的打铃的信号挂在教师办公室大门边柱子上的一块土黄色生铁片，只要一敲打，当当当的声音一二里外都听得明白。石片瓦房每列三间教室，六间教室正好装下六个年级。教室与办公室之间的空地上，并排着三棵与办公室平行的枹桐树。由于这枹桐树的栽种的时间长，成长快，所以这排树早已高过了屋顶，成为了学校独特的风景。在初春的时候，枹桐树开出粉红色的花，老远都看得到这枹桐树将这学校点缀得很美。几株枹桐树，枝干铁青，粉红色的花与学校灰黑色的屋顶瓦面形成了一种色彩的调和。再配教室与办公室深幽的窗户，在初春灰褐色天空背景下，便构成了一种油画般的美。枹桐树的树叶宽大而密织，到了夏天，它总是将树顶的太阳光遮得严严实实的，这树下就成为了学生们扎堆玩耍的地方。在这树下有跳圈的，也有跳绳的，还有席地而坐抛石子的。因为天气热，老师们也会将藤椅摆在枹桐树下乘凉。
　　 在两排教室之间，有三张石片基底的水泥板乒乓球台。这里是课间人员密度最大的地方。无论酷暑还是隆冬，一个个小小年纪的“运动健将”，总是将眼睛死死盯着那跳动的乒乓球，正在鏖战的双方希望战斗一直不停，但每一招都是置对方于死地，都希望用实力来固守自己的位置，创造着自己的神话。旁边观战的正摩拳擦掌，期待着自己一展雄风的时刻。突然“当……当……当……”的铃声响起，所有的人都带着巨大的失望往教室跑去，乒乓台这个群雄逐鹿的战场又回归到暂时的宁静。
　　 在教室的东北方，有一片宽广的土坝，用碎石铺过，差不多有二亩地那么宽，这便是学校的操场。这里雨天泥泞湿滑，晴天尘土飞扬。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在这宽敞的空间里追赶自己的快乐：有时我们抱着一个篮球遍地跑，把篮球当足球把它往死里踢；有时我们在这里滚铁环，那咣啷咣啷的铁环声往往带着身后的一串欢笑或尖叫；有时几个小伙伴在玩抓猫儿的游戏，还有斗鸡的、拍“豆腐干”的、丢窝儿的……
　　 我入学之初大约在五岁左右，因为年纪太小，根本听不明白老师在讲什么，有时还要影响课堂纪律。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姓曹的宜宾女知青。她为了不让我影响她的课堂，于是将我放在她的宿舍里烤火。我永远记得曹老师的宿舍是那么温馨、那么干净、那么温暖……
　　 小学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语文老师有曹雪珍、苏友琼、马成彩、田永富、秦运寿、李新玉、胡映湘等，数学老师有艾新容、李亮青、刘良容、李容等。这些老师学历都不高，很多都是初中学历，有好些老师是没学过拼音的，在教学中也没有人不用普通话教学。
　　 那时和平乡小学在全县的中心小学中，算是条件最差的。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和平乡是离县城最远的乡，虽然有了简单的乡村公路，但是平时公路上是没有多少车辆的影子的，更没有客车运营。以至于每当有汽车从学校后边驶过，同学们便会成群地挤在学校的高坎上看汽车。当时能来和平中心校任教的外地教师，他们做出的牺牲特别大。他们只能在寒暑假时才能回家，而且要拖家带口步行到二十多里外的蒿坝乡或者是五十多里外的区政府所在地落木柔才能乘上回家的客车。每学期的开始和结束都面临着离家难，返家更难。很多老师一谈起回家，往往会流泪。就是这样一批学历不高，强忍着生活之苦的教师，在清贫的岗位上为我们地方默默地送来最初的文明曙光，成为我们地方文明的播种者，让众多的山里孩子认识了字，学习了文化。让大山深处的和平乡的山民们渐渐地远离了愚昧。
　　 在这众多的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胡映湘老师。我与六哥同班，在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时，我们俩成绩差得不敢提及，于是家里便把我们降了级，进入到胡映湘老师当班主任那个班。胡老师是筠连海瀛人，是右派评反后来我们乡教书的。他来我们乡中心校时大约是一九八三年，当时他已经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乡民们都称呼他为“胡老者儿”。
　　 胡老师是不懂拼音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教学质量。他教书的法宝不外乎三个：严格、表扬、家访。严格体现在对语文的基础必须抓扎实，每一课的生字词语生一定要能听写，能造句，要求背诵的课文一定能背诵，放学的时候一个一个过关，过不了关的留到天黑也有可能；表扬体现在能发现学生优点，然后毫不吝啬地给予赞扬，于是那些平时被漠视的学生一下子便被打开了自信的按键，潜能便被激发出来了；家访是为了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家长给予学生更大的支持。我来到胡老师班上后，很快就找回了自己，语文成绩便不停地往上蹿，好多时候都居于全班之首，所以我从内心里一直都很感激胡老师。后来我在外地读大学，还给已退休回到海瀛农村的胡老师写过信，要过照片。照片中的胡老师，站在和平小学旁的田埂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服，右手弯曲在胸前，拿着一根竹筒做的烟管，烟管上还燃着半截旱烟。一头花白的长发，深邃的眼神注视着远方，他身后是一片碧绿的稻田。我想，我们在他心中是不是也像身后的庄稼一样？
　　 我小学的同学有胡昌均、郭仕海、田兴军、刘付兰等，他们很多都天赋过人，但是因为受山村客观条件的制约，很多同学只念完了初中便回到了农村的家中成家、立业了。
　　 现在有时回老家，总会遇到小学的同学，我们会拉着手问长问短。问身体，问子女，问收成……
　　 一九八三年和平乡更名为高坪苗族乡，中心校也相应更名为高坪苗族乡中心校。这些年来，学校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校园规模，校舍建设等方面的变化，与我读小学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教师队伍也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教学质量也今非昔比。
　　 有时回老家，便会去中心校转一转，看一看，好多儿时回忆便会像影镜头一样在大脑中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