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正处职级、正高职称退休的。古代官制九品中，正处大抵可比拟于县尉之职，虽称七品芝麻官，却也是一方之要员。时至今日，正处则是正县级干部，位属少数；正高职称，如同正教授之尊，在职称序列中傲视群雄，也为凤毛麟角。
　　 退休手续办妥，友朋相邀，共庆我江湖之别。席间，他们纷纷赞叹我前半生的不凡，称我之生涯圆满无缺。我深知他们言语背后的意思，对于出身贫寒、平地起家的我而言，能够在职场奋斗近四十年，不阿谀奉承，不摧眉折腰，终得如此圆满收官，实属难得，自当知足。
　　 过往岁月，常有友人笑称我命好运佳，我亦颇为认同。虽非唯心论者，但我始终相信命运自有其公平公正之处。命由天定，前世之因结今世之果；而运道则掌握在自己手中，随人之品性而变。我始终秉持正道，勤勉不辍，方能保得运势良好；反之，即便天命再好，亦有可能因自身之失而毁于一旦。
　　 初为人师时，我安于天命，立志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然而，所学非所用，我中文专业毕业，却需教授政治课程，难免力不从心。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学不辍，热衷文学创作，舞文弄墨间偶有作品问世。当偶闻仙居广播站招聘记者之讯时，便毅然报名应试，并一举夺魁。然而，教育局拒绝跨界调动。面对困境，我未轻言放弃，斗胆求见教育局局长王继森。王局长乃华东师范大学高材生，曾是我任教学校校长，有点相熟。他倾听了我的诉求后，略加思索，允诺我到他身边工作。这一变动不仅让我得以施展所长，更为日后的职业生涯铺设了新的起点。
　　 在教育局工作期间，我勤勉尽责，积极撰写各类材料并致力于新闻报道。我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仙居教育的形象也因此经常出现在广播与电视之中，《台州日报》、《浙江教育报》及《中国教育报》等亦频繁刊发关于仙居教育的报道。最有影响的稿件，是一篇舆论监督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仙居印刷厂擅自提高学生作业本价格的消息后，便立即撰写了一篇批评报道。该报道在《台州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加花边、配评论刊出。文章发表后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之间轰动县内外。
　　 迄今为止，我都认为继森局长是杰出的教育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普高、职高1:1招生比例，几年间创办了3所职业中学，在省内外享有盛誉。为了进一步宣传推广这一经验，省里决定在仙居召开现场会，要求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进行介绍。我荣幸地承担了该片的文稿撰写，并与县电视台的周敬日携手合作完成了此片。该片在会上播放后，获得了广泛好评，得到了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孙守印的高度赞扬。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称赞道：“孙（舜）文同志啊！你这个片子做得真是太棒了！”
　　 不久，孙守印调任县政协主席，我亦被调往县政协工作。据说这是孙主席亲自点的名。在政协工作期间，我仍然保持着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并经常将政协特色工作和亮点，撰写成新闻稿件在当地广播、电视以及《台州日报》、省《联谊报》等媒体上报道。这不仅提升了政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让我在仙居县府大院里赢得了“才子”的美誉。
　　 在县政协工作一年多，再次迎来了变动。此次，我被调往县委报道组，这得益于报道组组长胡本揣的鼎力推荐。在报道组工作期间，我以本揣为师，多跑、多看、多思、多写，采写的各类新闻报道，不断在《台州日报》、《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多件新闻作品在省里获奖，深获组织的认可和肯定。随后，我被提拔为仙居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报道组的经历,让我完成了从新闻外行到内行的转变,也奠定了扎实的新闻基本功。后虽身为县委办副主任，只是无行政志向，依然梦想做个职业新闻人。
　　 在县委办副主任岗位半年多后，我的新闻志向，得以实现。
　　 1992年9月，《台州日报》发行会议之际，新任总编辑池福林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报社的大家庭。这恰好契合了我内心的愿景，因此毫不犹豫地答应。随后，报社总编室主任孙贵光到仙居，与县委书记颜安兰就此事进行了沟通，令我惊讶的是，颜书记很愉快同意了我的调动。我与颜书记属忘年之交，亦师亦父，感情非比一般。在县委报道组工作期间，颜书记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支持与器重，受惠非浅。此前，临海市领导曾两次试图调我，均被颜书记婉拒。
　　 出人意料的是，两个月后，颜书记也踏入了报社的大门，担任党委书记一职。这一消息在坊间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我的调动是颜书记的特意安排。后来，我向颜书记求证，他笑称这纯属无稽之谈，告诉我说，他当时的决定，完全基于对我新闻专业才能的认可与期待。
　　 进入报社后，我担任了经济部副主任一职。不久，副总编辑王自亮率我前往嘉兴进行异地采访。当时，台州正积极向嘉兴学习先进经验，以期实现自身的飞跃。作为主笔者，我参与了这组大型系列报道的撰写工作，而王总则负责修改、把关。这组报道及我随后撰写的系列评论，均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在经济部时，我的主要职责是采写经济报道。面对经济报道的抽象与枯燥，我致力于将形象思维融入其中，运用文学短段、短句手法，散文结构，形象表达，使经济报道变得生动有趣。这一努力得到了报社内外的认可。在黄岩金清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如火如荼之际，我深入调研，带队采写了系列报道。恰逢《台州日报》由黑白小报改版为彩色大报，这组报道中的第一篇，便荣登改版后的首个头版头条。随后，在全省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这组报道荣获了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
　　 期间，曾流传过台州将创办废旧物资报、筹办新闻出版局的消息，也风传地委宣传部长黎祖交推荐我负责筹办工作。这一传闻最终如过眼云烟，未能成真。后来在北京挂职期间，有幸与已任中国绿色时报社长的黎祖交相遇。我求证当年的传闻，得到黎祖交的证实。他感叹这些事当时未能付诸现实。听后，我很感动。当年黎祖交在台州做领导时，我与他素未谋面，无任何私交。
　　 不久之后，我调入浙江日报社，接替即将退休的台州新闻界前辈胡哲启，担任浙江日报驻台州记者站站长一职。据说，这是浙江日报社时任总编辑江坪亲自点的名。
　　 在记者站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凭借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年轻活力，勤奋不辍、努力拼搏。然而，随着台州撤地设市以及行政所在地的迁移，我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地方与报社的双重信任压力。恰此时，在嘉兴与丽水工作的两位站长朋友也深有同感。于是我们三人相约向报社提出调离申请。最终，嘉兴站的张兄调任杭州站站长，丽水站的严兄加入了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他们是“人往高处走”,而我则违背“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古训，选择调回台州日报社，担任编委兼记者部主任。这一决定完全出于我个人的意愿，“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信念，让我做出了这一人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要求的变动。
　　 回台州日报社后，一位领导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频繁变动非益事，未来应潜心耕耘。”我颔首应允，心中暗自思量，报社或许是我职业生涯的归宿，余生当倾尽才智，奉献于此。
　　 回社数年，我又历经数次岗位变动，虽皆在报社内部，却是尽见江湖险恶，波折多多。
　　 首次变动，是在2003年初，我被提任为台州日报社副总编辑。此番晋升，既让我感受到初春阳光的温暖，也让我领略到早春寒霜的凛冽。组织考察一结束，我便遭人匿名举报至市委，据传所列“罪状”多达十余条。此番经历，坚定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信念。最终，走上了副总编辑岗位。
　　 随后的日子里，我协助日报值班，分管专副刊部、网络部，本以为能借此平台大展拳脚，却常感束手束脚，难以一展所长。好在我并未因此气馁，而是潜心工作。改革专副刊版面，在社内首设策划会、谈版会、记者基层联系点制度，成功创办了中国台州网，成为报社最早探索报网融合的人。
　　 2004年秋，组织委派我前往北京中宣部新闻局挂职锻炼，同行9人，分赴相关部委，我被任命为领队。新闻局十分重视我的挂职，任命我为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期间，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虚心求教，勤勉工作，迅速融入了新的工作环境，赢得了局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与认可。原本挂职期限为四个月，而我因难以拒绝局领导的盛情挽留，在局里继续工作，在北京度过了一年半多光阴，直至我坚决要求回来。
　　 回返未久，风波再起。某日，我忽被市委某领导召见，被告之再遭人举报。面对领导手拿举报信逐一列举的种种“莫须有”之辞，我纵有千言万语，却难以辩驳，只恳请组织出面调查，还我清白之身。然则人微言轻，最终竟无人为我洗清冤屈。事后方知，我回台州后，坊间曾传闻我或将赴某部门任职，而此消息一经流传，便有人故技重施，意图阻挠我的变动。好在我本无心仕途，对于此番风波，自是淡然处之，泰然自若。
　　 此事尘埃落定后，又迎来了一次岗位变动。这次变动，是由报社的副总编辑兼任晚报总编辑。彼时，都市类媒体正如火如荼地发展，晚报虽然只是报社旗下的一张小报，但其潜在的发展空间却很巨大。我很乐意接受这一变动，这或许能够让我更好地实现新闻理想和抱负，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因此，对于这次变动，内心充满了期待与喜悦。
　　 在晚报工作的四五年间，虽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波折与挑战，包括报社受到交警部门的冲击、副总编辑吴湘湖遭遇围殴、肝病复发不幸离世，以及某员工利用QQ进行不当聊天的重大风波等，但在办报这条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路高歌的态势。几年来，台州晚报始终致力于贴近百姓生活，不断探索开门办报、报网融合的新路，使得这张小小的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在当地媒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枝独秀的存在。
　　 尽管如此，我仍然秉持着把自己做好的人生态度，致力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做到低调收敛，不争不抢不执，时刻警惕着周遭可能的小人。然而，小人就如同尘埃，不会自行消散。在报社组建都市报系之际，我被任命为报系总编辑，兼管晚报与商报两张子报。然而，就在此时，我又一次遭遇无端横祸，有人竟罗列出了十几条“罪状”，广发至市内各部门、省内兄弟报社，乃至报社内部的每一位员工，包括我本人。与以往相比，这次的手段更为毒辣，内容更为险恶，显然是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面对如此无端的遭遇，我忍无可忍，强烈要求市委组织专人，针对这些所谓的“恶行”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最终，结果证明了我的清白，所有的“罪状”都是“莫须有”。我特别感谢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斯球，他在报社全体员工大会上，亲自宣布了调查结论，为我正名，并对报社内部屡禁不止的造谣、污蔑、诬告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此事，让我从内心深处滋生了“变动”的畏惧感，甚至萌生了远离尘嚣、归隐山林的念头。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我终究还是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化。2013年8月，我调任至台州广电总台担任总编辑一职。对于此次变动，我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淡然态度，既未积极争取，也未逃避退缩，内心充满了对组织知遇之恩的感激。
　　 时光荏苒，眨眼间在广电默默耕耘了九个春秋，结束了人生的职业生涯。这九年间，无论是在广电新闻宣传，还是在推动媒体融合、广告经营、产业发展，都始终秉持着尽心、尽力、尽责的原则，力求无愧于组织、无愧于职责、无愧于自己。然我非完人，有功必有过，有是必有非，是非功过，但留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