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的后几年，每年都到我家住些日子，如是冬季，一过了腊月十五，他就提出要回老家过年，再怎么挽留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幸好二弟夫妇青岛、沂水两地跑，来去搭车很方便。
　　 2021年腊月二十那天临走时，我问他需要点儿什么，他指着茶几上的《新华字典》说：“你把这本字典送给我吧，我的那本让我翻看得找不到页码了。”父亲说的那本字典我见过，纸张切面已变成了灰黑色，页面边缘的留白部分大都残缺不全，有的页面文字也不完整了，看起来像是被老鼠啃过一样。我的那本64开的《新华字典》，是我去最后那个工作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局办公室的同志连同文具纸张一块儿送给我的，一共用了没有几次。
　　 那几年，父亲的爱好是养花和看书。对于一个大半辈子都在种地植树的老农来说，养花自然轻车熟路，而读起书来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父亲早年识一些字，但已经扔下了几十年，尽管他看的书都是些比较浅显的通俗读物，很多字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却想不起来，只好借助于字典。由于翻动得太频繁，结果仅三年多的时间，侄子给他的那本《新华字典》就成了上面说的那个样子。
　　 父亲小时候上过两年学，但去学堂学习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几十天，因为那时家中缺少劳力，隔三差五爷爷就让他回家放牛、割草，帮他干农活。父亲十六岁那年应征入伍，先是去了沂蒙军分区警卫营，后被编入铁道兵二支队二十二线路团（铁二师二团），参加粤汉铁路抢修。当时铁道兵的口号是“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抢修任务紧急而又繁重，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根本没有条件学习。上学时学会的几百个字哪能够用，写信都是找人代笔。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于1952年秋利用战争的间隙，开展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学活动，师里组成教员队伍到各团各营举办学文化学习班，要求以前不识字（初小班）的干部战士在一个月内认识200个字，高小班学员学会2000-3000字。父亲参加的是正式培训前的试验班。临走时，师材料场马玉荣场长嘱咐他说：“文化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人家那些比你入伍晚的四川兵，有文化的都当排长了。”这点父亲知道，他亲眼看到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兵一到部队就被任命为排长或技术员，而很多工作突出，政治可靠的老兵，都是因为没有文化而与提干无缘。分班测试时，父亲认了一百多个字，被分到了高小班。在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结业时，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还学会了国语拼音法。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能够借着字典看报写家信了。
　　 父亲一直渴望学习。1950年8月完成粤汉铁路复旧在衡阳休整时，他和战友们第一次领到了旧币七千元（相当于七角）的津贴。那时部队干部战士都实行津贴制，师首长们每月的津贴也只有4、5元，而随军职工中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一般的工人每月24元，另外部队还每月发给他们7元津贴；地方上大学毕业的小学老师每月工资可达60元。在编入铁道兵团半年多的时间里，干部战士都身无分文，有些抽烟的战士不得不四处捡职工扔的烟头。津贴一到手，有的买烟，有的买肥皂、牙粉，有的买信封信笺，父亲则用那七千元旧币刚好买了一支钢笔。抗美援朝期间参加文化学习班时，他买了1951年版的《学习小字典》，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出版后，他又买了第二本字典。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的那两本字典和当年的学习笔记本尚在。《学习小字典》是深红色的布封面，里面的序号标注都凹印在黑色圆点上；《新华字典》用的是国语拼音，为此父亲还教过我。里面的插图很有意思，能让我们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孩子长很多见识。我上初中时，后桌的张永同学死缠烂磨地要用他那本1964年版《新华字典》与我换，现在感到很可惜。还有一本比香烟盒略短，约两个香烟盒厚的袖珍字典，我的记忆中好像叫《五合小字典》，查不到有关资料。1949年魏建功等五位知识分子曾编过《伍记小字典》，但没有出版。父亲当年有那么一本小字典肯定没错。此外，还有一张《国语拼音字母表》，一本简装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朱红色布面的学习笔记本里，记了些当年学习的认字口诀、顺口溜、字谜之类，字迹都是淡蓝色，一看就知道是用“配字片”（墨水片）勾兑的钢笔水写的，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还专门为我勾兑了一瓶，连同他正在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我。
　　 父亲退伍回家后，前几年经常与战友通信，接着任村民兵连长，常参加会议培训，那时党员也经常发一些学习材料。期间，他在大队馒头房和“战山河水利队”记过账，这些，都让他有意无意中复习着，因此学的那些字并没有完全忘记。不过，因为他没学过数学，账目记得很不规范，有些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明白。他兼任农村信用社信贷员时，有一次我无意看到了他做的借代记录，竟将小数点都点在了“分”的后面，如3.20元，他记成了320.0元，我当时真担心以后会不会搞错。
　　 随着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亲接触文字的时间越来越少，以至于很多年没有看过书报、动用过纸笔，直到我参军后，他才不得不又重新拾起笔来给我写信。起初，信笺上涂改的地方很多，错别字也常见，他自己在信中说，很多字虽然认识，但却不知怎么写了。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不需要再用书信联系，父亲也就此撩笔，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没有再与文字打过交道。
　　 母亲去世后，只剩了父亲一个人的承包地，农活比以前轻松了许多，几个弟弟家的孩子也都不再需要父亲帮忙看管，按说，他忙活了大半辈子，可以歇口气了，但他却还是像一辆高速行驶着的载重车，几十年的惯性让他一时无法刹住，多数时间依然在农田里忙活。我每次劝他不要再那么辛苦自己，安心地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能动，过几年再说吧”，看那样子，大有“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意思。
　　 父亲八十二岁那年的中秋节，我回家时看到大门锁着，邻居告诉我说父亲上山打栗子去了。我上山找到他时，他正背着一大花篓栗子从山上下来，看他吃力的样子，我想替他背着，他执意不肯，我只好在后面托着花篓的底部，尽量减轻点儿他的负重。回家后，我试着惦了惦那花篓栗子的重量，估计约有七、八十斤，如果真的让我背，我不一定能从山上背下来。第二年的中秋节我又回家时，父亲去地里秋收刚刚回家，那时已是近上午十一点，他还没顾上吃早晨饭，肚子饿的贴到了后背，腰也驼成了弓形。我看后大吃一惊，离上次见到他仅仅几个月的功夫，他就变成了那样。当时我想，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他干了，凭我们的家庭条件，稍微拿出些就够他吃的用的，何况他还有一笔年年增长的退伍军人优抚费。我严肃地说出我的想法时，父亲说自己感到体力明显不如从前，干不动了。
　　 为了让父亲住得舒适些，我与四弟商议拟将父亲住的房子翻盖一下。老房子建于1957年，与周围的新房相比，不仅破旧，而且低矮阴暗。父亲曾抱怨说，房子破旧低矮倒没什么，让他受不了的是老鼠成灾，泥土地板的墙基四周，到处是老鼠窟窿。每到夜间，它们就像公开抢劫的强盗，肆无忌惮地在屋内跑来跑去，窸窸窣窣地啃噬声一夜不断。我想，可能是因为周围的房子都是水泥地板，无处可藏的老鼠们像难民一样都集中到父亲的老房子里了。当我把整修老房子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愉快地答应了，并说，“有钱就要置房子置地，这是自古的道理。”其实，我也有点儿私心——按照当时农村房屋政策规定，将来老人不在后，老房屋就不能再翻盖；趁父亲健在翻盖一下，可以让它完好地多存在些年，我们回去后有地方落脚，也找到些“回家”的感觉。房子翻修完后，我又添置了沙发、橱柜、席梦思床、空调等，父亲自己买了中堂挂轴等将墙面布置了一番，从此，他便开开心心地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那段时间，也就是父亲83岁之后的几年，除了在房屋附近的地里种了点儿韭菜、大葱萝卜之类，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养花。他看的书很杂，古典小说、生活杂志、风水八卦，手头有什么就看什么，不到三年，看过的书居然有接近电视柜高那么一摞。我曾给他带回去一套十几本杜富山编著的《五千年演绎》，他可能不太感兴趣，几个月后就还给了我。
　　 父亲在我家居住的时候，除了有几次我带他去公园，其余时间几乎全部在家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二、三个小时。他的眼睛做过白内障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效果很好，很小的字都能看得清。我和女儿都担心他会把眼睛看坏，经常劝他注意休息，他却一直看个不停。我有一些藏书，起初不知他喜欢看什么，我就选一些诸如《新中华旅游百科》、《世界自然奇观》、《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城市风水学》之类知识性的丛书和《聊斋志异》、《中国神话故事》、《中国鬼故事》等故事性的书籍放到茶几上，由他自己选看。后来发现他最喜欢看的是《老干部之家》杂志和黄岛区政协编写的《黄岛村落》、《黄岛往事》及故事类的书籍。有一次我找出一本看阴阳风水方面的黄皮小册子，心想父亲一定喜欢看，因为父亲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是个有神论者，他坚信天上有神地下有鬼。没想到父亲只撇了一眼，说：“嘿，这些东西不准。有一年我按照算命书上说的，算了一下自己，说我只能活到58岁，但58岁那年什么事也没有。”我听后心想，父亲58岁那年，肯定受过一些煎熬。
　　 我看到父亲读书时那孜孜不倦的样子，就会想起母亲。母亲识一些字，有没有上过学，我没问过她。母亲崇敬文字，渴望学习，小时候经常见他边做女红边看书。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年代，身为妇女主任的她更是如鱼得水，像着了迷一样，白天干着活学，晚上睡觉前学，早晨起床后背，背完了《为人民服务》，又背《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可惜，步入中年后，沉重的生活和疾病的痛苦剥夺了她的求知欲望。翻盖老屋时，我们从母亲的柜子里的一个包袱里，找出了五只纳的密密麻麻的男鞋底和一只已经做好的布鞋；在三抽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用废纸装订的写字本，一本杂志和一枝很短的铅笔，笔记本的前几页工工整整地抄写着杂志上的文章，我们才知道，母亲在她人生后几年有闲的日子里，竟然在认认真真的学习文化！我看看那个本子，又看看那些鞋底，感慨，感激，感动，思念，羞愧，自责，一起涌上心头，眼泪夺眶而出。
　　 孟德斯鸠说，喜爱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说不上父亲读书后有什么进步，但至少通过读书充实了他的晚年。我觉得父亲活的越来越明白，也许是他读书后的改变。
　　 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天，坐在沙发上用目光指示了一下茶几，对我说：“你把那本字典拿回去吧，我用不着了。”我心中一阵酸楚，伸手拿起那本字典翻看了一下，见页面上标注着页码的口取纸还没有使用的痕迹——那些编着页码的口取纸，是我为了防止页面磨损和方便查找而特意贴上去的，贴的时候父亲还为此叫好。父亲在临终的两年前患过带状孢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疼起来头就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抖动，自此就再很少看书。
　　 现在，每当我看到那本贴着密密麻麻口取纸的《新华字典》，就想起了父亲，并联想到母亲，就想起了他们那种认真有恒的学习精神。那种精神，是不断充实自己，改变自己，完善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那种精神，像一束光，照亮着我们人生前行的脚步；那种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我想，那种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