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洛乡坐落在贵州金沙山脚下，是一个小小的村庄。这里山高林密，红土地里种着玉米，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1966年，张大权出生在这片红土地上，听着苞米地里“哗啦哗啦”的声响，一年一年地长大。
　　 张大权这个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听上去很像“掌大权”。父亲说，名字里带个“权”字，不是为了争权夺利，是盼他这辈子能有权柄护住自己，更要护住这片土。
　　 有一回，村里来了放映队，播放的电影是一部战斗片。电影里的影像落在白布上，解放军端着枪往前冲，硝烟弥漫。张大权看得两眼发直，回家后就嚷嚷“我要去当兵。”
　　 张大权嚷嚷这话时，父亲正啃着烤玉米。闻听其言，问道：“家里的玉米谁种？”张大权咧嘴笑，露出两排白牙说：“我去部队种枪炮，比种玉米强。”
　　 转眼许多年过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张大权背起娘连夜纳的布鞋走了。红土路上的车辙印歪歪扭扭，像没写完的信。他回头望了一眼，玉米地在暮色里成了黑压压的一片，爹的烟袋在门口亮了一下，又灭了。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眼，就是和玉米地的最后一面。
　　 到了云南边防线上，这里的山更陡，树更密，空气里总有股潮湿的腥气。训练场上，张大权刻苦训练，从不偷懒耍滑。战友说他名字里的“权”字好，将来准能当大官。他挠挠头说，我这权，是枪杆子给的，得攥紧了护着身后的人。夜里站岗，他望着北方，仿佛能看见金沙的玉米在月光下拔节，“咯吱咯吱”地响，像是在给他数着日子。
　　 后来，南边不太平，部队开拔到老山。这里的石头是青黑色的，雨一淋就滑得像抹了油，树叶子大得能盖住人。第一次上阵地，张大权看见子弹在雨里划出银亮的线，像小时候在玉米地见过的闪电。冲锋号吹响时，他第一个跃出去战壕，身后的兵跟着他，勇敢地往前冲，枪声震天，喊杀声如雷。突然，一个弹片划开他右臂，血顺着枪带往下滴，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下，又紧握冲锋枪，跟上战友们冲锋的步伐。
　　 一个大雾天气，雾气浓得化不开，似乎把山都泡软了。张大权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冲锋。冲锋号像从云里钻出来的，尖锐得能撕破雾层。他喊了声“跟我上！”就冲进了白茫茫里……
　　 突然，张大权感到肚子上一阵烫，像被烧红的犁头狠狠剜了一下。他低头一瞧，看见肠子混着血涌出来，落在青黑的石头上，像一捧被揉碎的红土。
　　 雾里好像有玉米叶的声响，张大权想抬手摸摸，却怎么也抬不动。眼前的雾渐渐淡了，露出金沙的山，红土在太阳底下泛着光，玉米杆子齐刷刷地立着，像无数杆枪。他觉得自己正在往玉米地里坠，软软的，暖暖的，娘在远处喊他回家吃饭，声音裹着玉米香……
　　 消息传回安洛乡时，玉米刚黄尖。娘把他穿过的蓝布衫铺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缝补，针脚歪歪扭扭，像他走时的车辙。爹把他的名字刻在玉米地边的石头上，没刻“烈士”二字，只刻上了“张大权”三个字，说这样他就能一直守着这片土。
　　 后来，县里在金沙修了纪念碑，麻栗坡的烈士陵园也立了他的碑。金沙的碑朝着南，麻栗坡的碑朝着北，像两杆枪，架在他走过的路上。每年清明，金沙人都往碑前送玉米，新煮的，带着热气，剥开皮，金黄的粒儿在阳光下闪，像他眼里的光。老人摸着石碑说：“权儿，回家尝口新玉米吧。”风从碑前过，带着玉米叶的沙沙声。
　　 现在安洛乡的玉米地还在，春天抽绿，秋天挂金。孩子们在地里跑，大人会指着远处的山说，那底下埋着个叫张大权的叔叔，以前也在这儿跑，后来去守护南疆了。孩子们问，他还回来吗？大人就笑，你们看这玉米，一年一茬，他就长在这茬里呢。
　　 风过玉米地，“哗啦哗啦”响，像无数杆枪在敬礼。张大权的名字，就藏在这声响里，藏在红土的褶皱里，藏在每个金沙人的呼吸里。不用刻在碑上，也不用挂在嘴边，就像老山的石头，就像金沙的红土，实实在在，风刮不走，雨冲不淡。这世上的英雄，大抵都这样，从土里长出来，再回到土里去，却让每一寸土，都带着骨头的硬度，带着太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