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某一环境或事物长时间相处后，往往会滋生厌倦，甚至产生逆反情绪。比如，长期居住于大山之中，可能会对山产生厌恶；长期食用红薯、土豆等，也可能导致对这些食物的抵触。我所认识的人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位朋友，自幼在山中长大，当我们邀请他一同去爬山时，他总是坚拒，声称山上的路他已经走了半辈子。而对于那些曾陪伴他成长的红薯、土豆、南瓜等食物，他更是避之不及，直言一见即感恶心。
　　 相比之下，我或许显得有些特别。尽管我也生长在大山脚下，自幼历经翻山越岭、上山砍柴的艰辛，且因家境贫寒，吃红薯、土豆等杂粮长大，但我对大山及这些食物，却抱有深厚的偏爱，尤其是对大山，更是怀有近乎狂热的喜爱。
　　 对大山的这份情感，源于儿时对它的认知。我的故乡，坐落于浙东南第一高峰——括苍山脚下，而括苍山的主脉清凉安，则是我们村庄的守护之山。关于此山为何得名清凉安，从未听人提及，但我始终猜想，或许是因为其高耸入云，气候凉爽宜人，故而得此美名。儿时家境贫寒，父亲常常上山砍柴、挖药、卖树以维持生计，这座山便如同一座绿色宝库，给予了我们无尽的馈赠，让我对它充满了敬畏与感激。
　　 内心深处，我对清凉安充满了感情，小时甚至天真地幻想，若能长居山林，那该是多么自由、清新，生活无拘无束，至少不必担心饥饿。
　　 第一次上清凉安,是七八岁,跟着父亲去砍柴。中午时分,饿得两眼昏花,父亲采来一大捧我们叫毛楂的山果充饥。这果或红或黄,闪闪发亮,味道又酸又甜,很好吃。口干了,捧几捧清清山泉水解渴。尽管这是我第一次上山砍柴，带回的仅仅是两小捆干柴，但父亲却异常欣喜，称赞我已能分担家务。不久后，他还特意为我制作了一个柴刀架，上面刻着“舛文”二字，意味着这是我专属的工具。
　　 父亲习惯于将我名字中的“舜”字简化为“舛”。长大后，我查阅字典，发现“舜”字并无“舛”这样的简化写法，且二者读音相去甚远，“舛”字更蕴含着不顺之意。当我向父亲提及此事时，他笑着回应，人生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正是不顺的磨砺，方能铸就后来的大顺、这番话充满了哲理，然而，自那以后，他再未用“舛”代替“舜”。
　　 这个柴刀架陪伴了我整个少年时期。无论春夏秋冬，我腰间挂着它，柴刀则悬挂在刀架上，随我在清凉安的山林间砍柴、挑柴。我熟悉了每一条通往山顶的陡峭山路，练就了攀爬峰岭的本事、技巧，同时也培养了对大山的深厚感情。
　　 步入社会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教师。担任班主任不久，便组织学生前往县城边上的青尖山秋游，并要求他们撰写游记；与爱人相恋时，常利用节假日前往周边山上游玩。后来，我组织南峰文学社，与文友们骑行游山，吟诗作文，遍览仙居八景。在石龙淋雨这一胜景中，文友杨彬不慎从崖边跌落十余米，我们焦急万分，大声呼喊却无回应。凭借丰富的爬山本领，我率先冲下，发现杨彬虽面色苍白，手脚受伤，但幸无大碍，真是福大命大。
　　 在报道组工作期间，我频繁地深入山乡采访，深深爱上仙居的山水。一次与中医院卢姓中医师闲聊时，他向我介绍了淡竹乡俞坑一片秘境：森林茂密，风光旖旎，中药资源丰富，更有众多珍稀野生动物栖息。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跟随他辗转公交、三轮车、自行车，最后，徒步进入这片神奇的秘境，前后五进俞坑。我被那里的原始森林、珍稀动物、清泉流水，以及步步皆景的风光深深吸引，写下了《在原始森林作客》一文，并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那时我还曾设想，淡竹如此美景，应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果不其然，几年后，神仙居景区应运而生，而俞坑也被打造为神仙居休闲谷，成为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民间，俞坑仍被普遍称为原始森林。我想，这或许与我的那篇文章有关。
　　 岁月悠悠，它能改变人的容颜与一切，但唯独对大山的崇敬与热爱，我非但没有丝毫减退，反而愈发深厚。多年来，每逢节假日，我最喜欢亲近山林，欣赏那山水之美，呼吸那清新空气，享受那份山水间独有的自由与宁静。久而久之，跋山涉水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人有云：“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虽不敢自诩为仁智者，但在山中所得的身心交融、物我两忘、放松愉悦之感，却是无比真切的。
　　 爱人陶灵芳，始终为山行的伴侣。我们因文学结缘，又因共同热爱大山而情感日笃。第二次带她回老家时，我便带她上了清凉安，向她讲述我童年的艰辛与山林的故事。她说，她自小也在乡下长大，跟随外公生活，对山中的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从此，她便成了我游历山水的忠实伴侣。
　　 后来，好友陈斌、姚小玲夫妇成为我们的山中同行。我家女儿希希与他们家儿子阿宇，也时常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游山玩水。有次在牛头山水库脚，两个孩子看到山脚下盛开的紫云英花，追逐嬉戏，欢笑连连。爱人抓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成为了他们童年珍贵的记忆。爱人的同事张慧君看着这照片，曾开玩笑说，这两个孩子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当时只是玩笑之言，未曾想日后竟成真——阿宇成了我的女婿，陈斌夫妇成为了我们的亲家。我常常想，希希与阿宇之间的情感纽带，或许就是在那些游山玩水的日子里悄然编织的。
　　 如今，亲近自然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驴行山野，户外用品店、驴友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几乎每一座大山都被开发出了越野、穿行线路。然而，对于我而言，攀越山野并非为了探险或寻求刺激，而是一种放松身心、回归自然，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息憩。我的身边，这样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在这过程中，潘通天、吕振兴以及陈斌的二弟陈林夫妇等，先后成为共同的驴友。我们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名为“小驴”的微信群，用以交流信息、分享心得。大家没有固定的行程规划，只要意见统一，便即刻启程。台州境内的诸多名山，几乎被我们踏遍。
　　 山行多了，自然就有了几次难忘的经历。有一次，我们从东向西计划穿越神仙居。同学颜安乐夫妇携带着年仅十岁的小儿伟成加入了队伍。这次穿越因路途遥远、地形陌生且缺乏向导，中途多次迷失方向，甚至险些求助外界。颜安乐的夫人陶红梅因缺乏山中行走的经验，数次在山道上滑倒。幸运的是，小伟成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坚强，尽管稚嫩的双脚磨出了血泡，他依然坚持到了最后。当我们一行人抵达终点时，天色已近傍晚七点，全程耗时八个多小时。
　　 另一次，我们攀登三门隐龙山时，为了抄近路，先是徒手攀爬了十余米高的陡壁，到达山顶后，又沿着仅容一人通行的山脊攀行了百余米。山脊两侧皆是悬崖峭壁，每一步都充满了惊险与挑战。下山途中，陈斌不慎扭伤了脚，而我的旅游鞋脱了胶底。最终，我是用山上的野草将鞋底和鞋帮扎紧，才一步步艰难地走下山来。
　　 在“小驴”群中，爱人陶灵芳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著称。即便在确诊乳腺癌中晚期后，她依然坚持与我们一同爬山。在龙隐山的主峰上，她高举登山杖，脸上洋溢着征服大山的喜悦。这一幕被同行的朋友定格在镜头中。归来后，她创作了一首小诗，表达了人类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念。她的诗文自成一派，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陶体诗”。患病后，我们的驴行活动相对减少，但只要出行，她多会坚强地跟随。
　　 2015年初秋，单位安排去黄山疗休养。考虑到爱人当时的身体状况尚可，同意她一同前往。在黄山，她登上了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等高峰，表现甚至不输同行的年轻小伙子。同事们为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录像和照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黄山成了她陪我攀爬的最后一座山。次年八月，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爱人离世后，“小驴”群里的朋友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爬山活动也基本停止。时任台州旅游局长的吕振兴专门撰写了悼文，哀叹世间再无“陶体诗”。虽然我对大山的热爱依旧，但失去了她的陪伴，登山的动力与驴行的激情也似乎随之消散。这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许多爱好与追求，往往都是建立在深厚的情感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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